“四个全面”的哲学思想与核心价值

蒋建其　郭维平

内容提要：“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它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体现着辩证思维、全局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它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观、物质决定意识原理和人民观，体现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它还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四个全面”的核心价值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视域来理解，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与彻底的为民性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哲学思想与核心价值的研究对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很有启示。

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思想；核心价值；启示

作者：蒋建其，嘉兴学院

郭维平，嘉兴学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治国理政重大方略，内涵丰富、体系宏大，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四个全面”的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充分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我们须深入领会与理解其哲学思想与核心价值，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四个全面”蕴含的哲学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安排学哲学，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党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1.“四个全面”体现的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所创立的科学的方法论，“四个全面”是唯物辩证法滋养的结晶与当代反映。具体体现在：

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另一方面事物又存在着相对独立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牢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坚持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充分体现了一种全局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毫无疑问，“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每一个“全面”是一个子系统，彼此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总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指向，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与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是新常态下中国航船继续破浪前行的政治保证。目标引领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是龙头；同时，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实现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事业才有保证，这必不可少的“三驾马车”在“龙头”牵引下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大格局。就是说，“四个全面”将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与发展的动力、保障、政治保证“三大战略举措”整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了战略目标与发展路径的有效对接，引领着国家与人民前行的方向。而每一个“全面”作为实现目标的一根支柱，又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勇于创新、继往开来、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这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思维方式，形成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战略。

遵循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关系）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2]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当今中国由大向强跃升，既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也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高发期，遇到的阻力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克服这些阻力需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矛盾的处理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所谓“两点论”就是在处理众多矛盾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在处理某个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要两点兼顾；所谓“重点论”就是在处理矛盾时，要重点解决主要矛盾，在处理某一矛盾时，要重点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等量齐观。“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这一思想。首先不回避矛盾，“四个全面”就是针对现阶段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针对改革有阻力、法治不到位、党内有腐败这些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敢于直面社会矛盾，并通过“三大战略举措”正确处理矛盾、积极破解矛盾。同时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当前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四个全面”的一个目标与三大支柱就是牛鼻子，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发展战略的与时俱进，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推进，进而推进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体现了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方法论原则。

2.“四个全面”体现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石，具体体现在：

遵循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并牢牢把握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特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一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能且只能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必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使生产力上一个新台阶。同时看到，虽然我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但新的矛盾与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所以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与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绝对化地理解生产力。“四个全面”很好统筹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了全面小康，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体现统领全局、整体发展观念，既推进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协调，又推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全面”就是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全面加强力度深度广度。通过“四个全面”，进一步推进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四个全面”正是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充分体现着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实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最大实际下的根本目标，其他三个“全面”都是围绕最大实际，为保证根本目标实现而提出的战略举措，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全面”、“协调”的总要求也好，“建成”、“深化”、“依法”、“从严”这些词所体现的决心与举措也好，都是针对我国现实社会中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而来的，并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与现实出发谋划的战略布局，进行的顶层设计。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四个全面”的提出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千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反映了十三亿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心声，激发了人民的内驱力；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走共同富裕道路；全面依法治国，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更好地保护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四个全面”从本质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调动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与道义优势。

3.“四个全面”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

遵循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四个全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规律，一方面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的认识。事实上，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到实践，这是认识过程中的两次能动的飞跃，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得以深化。“四个全面”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的理性认识，是我们党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积极进行科学研判与理论创新的产物，四个方面都有实践针对性：针对发展不够平衡、不够协调、不够全面，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的问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改革动力不足、步子不快、体制障碍等困难，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针对法治推进不力，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针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反腐败等各种严峻考验，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可见，“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实践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四个全面”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方向，必然对实践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遵循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劳动“两个尺度”的思想，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实践的真理尺度，反映了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践的价值尺度，反映了人们的需要和实践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两种尺度的统一：坚持真理尺度，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坚持价值尺度，按照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四个全面”坚持了“两种尺度”有机统一的原则^[3]，实现了真理与价值、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一致。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价值目标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相结合，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现实来确定三大战略举措，既提升真理性认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又重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本性，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追求，达到了真理与价值的一致，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遵循认识具有反复性与无限性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具有反复性与无限性，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真理的追求经历了几代人，螺旋式上升，永无止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富起来了、强起来了；“四个全面”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延续与发展，思想体系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四个全面”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过程，它的协调推进也将是一个过程。事实上，“四个全面”的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全面”，再发展为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直到2015年习总书记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战略布局的延续与深化，也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发展创新的理论品质。

二、“四个全面”的核心价值

“四个全面”既不是一项工作部署，也不是单纯的理论要求，而是蕴含着深邃的系统理论的宏大战略布局，它的核心价值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探讨。

1.理论视域

理论上，“四个全面”的核心价值在于回答了在中国由大变强、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全面布局，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它“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中，邓小平理论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着重回答了“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四个全面”则以一种全面的、系统的、相互协调的方式提出了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全面布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问题，所以“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中的又一块重要基石。它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理论基础，围绕着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这个中心问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动力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保证系统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思想观点，具备了系统性理论特征。它提出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是完整的战略布局，又各个方面都强调“全面”，具有新的丰富内涵，旨在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初步形成了较完备的系统性理论，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所以，“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系统性理论成果，不仅对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进行了创造性回答，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对于推动世界治理思想的变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实践视域

实践上，“四个全面”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民性，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既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期盼，也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立场、群众利益是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行为的根本价值所指，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最大限度增加人民福祉的核心价值追求。“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与国家发展，与广大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全面小康”，还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有着鲜明的“为民谋利”的价值指向，这在“四个全面”蕴含的人民观中已有充分阐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四个全面”正是把为民的价值指向全面贯穿于整个战略布局的细节之中。众所周知，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已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目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与攻坚期，处于新旧体制的交替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发展起来后”与“欠发展”的各种问题交织叠加，各个层面的利益矛盾凸现，且出现利益固化藩篱，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化公为私”、权力腐败等现象的存在，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党从战略层面提出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韬略。“四个全面”就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来的，通过深化改革、通过依法治国、通过从严治党，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使广大人民的正当利益需要得到满足，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与幸福。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5]，这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对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启示

1.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要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要坚持系统思维的思想，全面联系发展看问题，把“四个全面”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来协调推进，而不是一个“全面”接一个地线性推进。“四个全面”就是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要把它作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来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形成共识。二要抓住重点，抓住根本问题。目前社会上特别是互联网上常有一些人对枝节性、碎片化问题纠缠不清甚至走极端，应把这些无谓之争引导到“四个全面”根本问题上来，把人们注意力集中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的问题上来。尤其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因为目前改革面临诸多困难，最难的是要打好全面改革的攻坚战，没有全面改革就没有全面法治与从严治党，更没有全面小康，要敢涉险滩、敢啃硬骨头。三要处理好制度改革与人及核心价值的辩证关系，着力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必然涉及制度改革，而根本目的是为增进广大人民的福祉，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2.实事求是，面向问题化解矛盾

我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矛盾都已凸显出来，从“主义之争”到“公私之争”再到“利益之争”，在利益需要上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性增大，社会价值观多元；改革中容易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涉及利益集团博弈、涉及新的动力驱动的“硬骨头”，真正到了攻坚阶段，到处都有“发展的烦恼”，是否敢于直面矛盾并破解矛盾，显得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绕着矛盾走是不可能的，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国情、把握关键，紧扣国计民生，面向问题，注重实践，积极化解前进中的矛盾。不仅要敢于直面矛盾，还须正确对待矛盾，善于揭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妥善解决矛盾，以推动工作发展。按照中央精神，应“着力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用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发展潜力，用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用提升开放水平拓展发展空间，使经济更有效率、社会更加公平、发展更可持续”。抓住关键问题，也就掌握了主动。

3.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有决定作用的同时，应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一要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学习领会“四个全面”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化解主要矛盾、增强实践本领，才能形成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二要大力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前者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与价值规范，后者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追求的战略布局。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在多元的价值观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起着主导、统领和整合作用的核心观念，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定向导航、凝聚共识、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价值观的转变与创新，能发挥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社会多元价值观，形成最大限度的价值共识，必能推进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的实现。

【注释】

[1]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意蕴与核心价值研究”成果之一。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0.

[3]双传学.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N］.光明日报，2015‐3‐26.

[4]黄坤明.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重要意义［J］.求是，2015（13）：7‐11.

[5]黄坤明.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重要意义［J］.求是，2015（1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