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创作史[]

列宁把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译者)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1228]。这本书是把对历史问题的深刻的理论研究同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该书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与实际革命活动相隔很远，但是，全书都贯穿着强烈的坚定的党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仇恨，对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与资产阶级学者“死啃书本”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研究人类远古史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实际现象的钥匙。恩格斯在家庭关系的历史中，在国家和它的机构产生的历史中，找到了国家(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工具)必然要灭亡的证明材料。找到了无产阶级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随后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中国家必然消亡的证明材料。恩格斯根据大量实际材料，仔细地利用了当时人种学和考古学所提供的全部成果，不仅在科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科学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早期的复杂的历史问题，不仅指出了资产阶级家庭、私有制，以及剥削者的国家这样一些制度的暂时性，而且还揭示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伟大前景，指出了新的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概貌。

恩格斯著作的无数“批评家”，从海因德曼到米哈依洛夫斯基，从库诺夫到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右翼社会党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都无法了解它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这本书只是“摩尔根一书的提要”，是对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的通俗阐述，只不过是做了一些注释和补充。他们在自己的书评和著作中，千方百计地贬低该书的意义，“不理睬”它的革命的结论，主要是把它说成是家庭史概论，曲解它的主要原理。

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同私有制之间的直接联系，它是私有制的产物。恩格斯在分析家庭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时，经常注意研究现代的条件，揭示现代资产阶级婚姻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中间如何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家庭的前提，指出了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同必然出现的新型的家庭、新型的男女关系之间的直接联系。最后，说明了未来家庭的基本特点。

恩格斯同样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揭示了它们的阶级实质，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首先是对美国和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实质做了卓越的评论。并且，在他那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关系是同考察主要历史问题紧密相连的。这是恩格斯的著作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这本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用列宁的话讲，在这本书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1229]恩格斯写作《起源》时已经六十四岁了。所以，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是多年科学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大量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样一种情况，恩格斯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即在两个半月便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如此就需要极其渊博的学识和真正的非凡的工作能力，尤其是恩格斯显然事先没有打算创作类似的专门的总结性著作。这篇论文写作的目的就是打算首先阐明同这部著作的创作史，以及同恩格斯生前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有关的某些问题。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恩格斯进行异常紧张的科学活动时期。诚然，1878年《反杜林论》出版以后，他一本巨著也没有发表过，当时他除去在1881年为《劳动旗帜报》编写一系列经济论文外，也很少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是，这完全不是意味着他创作积极性的降低。相反，正是在这些年，恩格斯做了很多工作来完成自己很久以前的科学计划，有意识地限制了自己的政论活动。1879年6月他曾说过：“我不得不完全拒绝为期刊撰稿，因为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1230]在这些年，恩格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第一、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反杜林论》出版以后，他又重新恢复了著名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他在1882年11月23日对马克思讲，“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1231]第二、从远古时期开始的德国古代史问题很久以前就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他不止一次地重新恢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但是，他只发表了这部著作的不大的一部分——《马尔克》，它是1882年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的德文版的附录出版的。当时他对倍倍尔讲“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1232]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实现这些宏伟的计划。他的伟大的朋友的逝世，使他不得不放下自己打算要做的许多事情，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出版马克思的遗著，首先是准备出版马克思未能全部完成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他在1885年讲：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1233]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头五、六年出版的大部分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同这个任务有关的。他在八十年代的著作，有很多是作为再版马克思的各种不同著作的序言而写成的。

《起源》一书的写作是同恩格斯对马克思遗著详细地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1883年3月14日后的几个月中，恩格斯整理了自己已故朋友的档案，包括书籍、信件、摘要、未完成的手稿等等。在这些文献中，他发现了美国学者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在1880—1881年冬天，马克思研究了这本书。他所做的详细摘录及大量评注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打算广泛利用摩尔根所搜集和总结的丰富资料完成一本著作，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看到这个摘要之后，恩格斯1884年2月16日写信给考茨基讲，“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1234]。就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第一次谈到打算完成由马克思所开始的这件工作，他说，“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1235]由此可以清楚说明，最初，恩格斯没有计划写这本书，他想用很多年的时间研究爱尔兰史，德国古代史和古代史的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和原始社会制度、家庭关系以及国家起源问题有关，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观点已经形成，只是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摩尔根著作中找到了新的证明。正因为摩尔根所搜集的大量的实际资料重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形成的世界观的正确性；正因为这些资料使这些观点可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给予更充分的总结，所以，马克思，随后便是恩格斯都赋予摩尔根著作这样的意义。摩尔根虽然是一位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客观的学者，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大量事实，得出了和马克思同样的结论，出色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讲，“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1236]

从恩格斯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最初，他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的时间来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之业。但是，也正是从这封信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必须仔细了解摩尔根的书，并试图找到它，因为，很明显，马克思所利用的那一本书没能保存下来。但是，他没有立刻弄到摩尔根的著作，只是在1884年3月，费了很大力量以后，他才从旧书商那里得到了它。^[1237]大概在得到这本书之后，他确定了利用摩尔根的资料和依据马克思的评注写一本新书的主意。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讲，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1238]1884年3月24日他对考茨基讲，“一有功夫，我就把这本书为你给《新时代》作一番加工，但你们一定要出单行本(搞成以后，大概有三个印张)；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1239]显然，正是在这个时间，恩格斯才真正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最多经过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即4月11日，他便写信告诉考茨基想很快完成它。[1240]但是，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他已经开始写作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要突破最初设计的框框。当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说，“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所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1241]

毫无疑问，恩格斯一开始不是把自己的新著作看作是关于远古问题的“纯学术”论文，而把它看作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很快便放弃了原来打算把这一著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刊物《新时代》上发表的想法。1884年4月26日他讲，“关于一夫一妻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1242]

前面已经指出，恩格斯的新书是由他很快写成的；他从3月末开始写作这本书，到5月17日草稿便完成了。书的定稿是在5月25—26日结束的。[1243]这本著作这样快速完成的原因已经谈过了，对此能够补充的只有这样一点，恩格斯很忙，写新书对他来说有些意外，并破坏了他在1883年6月12日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所阐明了的近期计划。^[1244]而且这个计划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准备工作，和尽快地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在1884年初还远没有完成。难怪他不止一次地讲过，在完成自己这本新著作以后，在一段时间内，自己将不再写任何新的研究性著作。^[1245]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马克思对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录以及对摘录所加的许多批注，使恩格斯比较容易地完成了《起源》一书的写作。恩格斯大量地利用了这些批注和摘录，在第一版序言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恩格斯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的提要确定了这本书的结构。实际上，马克思在研究摩尔根著作时，便做了自己的笔记，不是简单地模仿作者的叙述，而是另成系统，可能，他同时在考虑自己计划中的那本著作的结构。众所周知，《古代社会》一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引言中，对原始社会发展史作了总的评论，并指出了它的分期；第二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考察了一直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第三部分，《家庭观念的发展》说明家庭关系的历史和分析各种不同的家庭形式；最后第四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马克思的提要与书的结构根本不同，马克思在叙述了第一部分之后，开始叙述摩尔根该书的第三部分，即家庭史，紧跟着是第四部分，即财产产生的历史，而最后，是第二部分，即氏族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而且这一部分叙述最为详细。^[1246]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写成的。既然该书的头六章(指第一版)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摩尔根所搜集的实际资料，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讲，它的第一章相当于《古代社会》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三、四、五、六章相当于该书第二部分各章。第七、八、九章超出了摩尔根资料的范围，是恩格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单独写成的。毫无疑问，这种一致性是极其相对的，因为，恩格斯在第一章吸收了大量的全新的资料，至于阐述、结论和总结本身则不一样，恩格斯虽然在很多地方与摩尔根意见一致。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突破摩尔根著作的框框，这些阐述、结论、总结是恩格斯多年来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

恩格斯在创作该书的同时，详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对摩尔根一书的全部批注。绝大部分批注都逐字逐句地被用于《起源》一书中，一般说来，余下的一些批注也在叙述中利用了。我们力图举出恩格斯吸取马克思批注的某些最突出的地方。

在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中，恩格斯只利用了马克思的一条批注，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早期阶段，“人类可以说是在食物生产这一领域达到绝对支配地步的唯一的生物”这个原理时，在“绝对”旁边加了一个问号；据此，恩格斯用“几乎绝对”代替这个词。^[1247]在第二章《家庭》中，逐字逐句地利用了马克思的四条批注，并在叙述中利用了一条批注。应当指出，从字面上看，恩格斯在这里所引用的很多引文同马克思的摘录是一致的。同时，某些问题马克思虽然做了极详细的摘录，但被恩格斯完全省略了(例如关于独立的印第安部落的产生和解体问题)。

在第四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恩格斯同样广泛地利用了马克思的评注(在这方面，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例外，因为恩格斯在这里差不多是原原本本地依据现代印第安人生活的最权威的见证者和行家摩尔根)。在这里，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马克思的六条批注，在叙述中利用了一条。其中，恩格斯援引了马克思对英国古代史学家格罗特(摩尔根曾经把他的著作作为古代希腊史的主要资料之一)的全部批判性的批注。

在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中，恩格斯在正文中没有援引任何一条马克思的评注。但是，他的全部阐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马克思提出的思想为基础的。例如，恩格斯利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这位美国学者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所做的全部批判性批注，摩尔根认为，似乎提修斯硬把社会分为阶级“遭到了破产，因为没有发生权力从氏族、胞族和部落到阶级的任何转移，而且因为作为制度基础的这些阶级的意义比氏族小”^[1248]。与此相联系，马克思根据波芦塔克和亚里士多德书中的一段话指出，“和摩尔根相反，显然……氏族领袖等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成员即和居民群众发生了冲突，而这在和一夫一妻制家族联系着的房屋、土地和畜群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1249]恩格斯在分析“提修斯的改革时”就是依据着这些批注并详细地发挥了这些思想。

指出恩格斯在第七章《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中所利用的马克思的批注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恩格斯吸取了早在1870年马克思在给他的信中发挥了的同他当时研究爱尔兰史(关于威尔士的克尔特人的习惯)有关的某些原理。

恩格斯在他的书的修订第四版中，只利用了马克思的一条批注。这就是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一书讲对偶婚的那一章时所加的这样一条批注：“就像南方斯拉夫人某些一夫一妻制家族那样……如南方斯拉夫人和在某种程度上农奴制解放前后的俄罗斯农民”。^[1250]恩格斯只是在准备自己书的第四版时，看到1890年出版的M.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财产产生和发展概况》一书后，才利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显然，在此以前，由于没有足够的事实，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使用这个例子。

当然，简单地列举恩格斯利用的马克思的批注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揭示出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研究在恩格斯创作该书中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起源》一书仅仅归结为在马克思写的提要基础上解释摩尔根的书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恩格斯的著作是非常卓越的独立的研究著作，其中摩尔根所搜集的实际资料和很多结论对某些章节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绝不是唯一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远不是主要作用。恩格斯在自己的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已经指出，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是在他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另一些章节他补充了很多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是在写家庭关系和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机构时，恩格斯才基本上是以摩尔根的资料为根据的，他是当时北美大陆土著居民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最出色的行家。书的其余各章，不论就比摩尔根的书有大量新的资料，还是就书的总体而言，都是在恩格斯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毫无疑问，书中的那些最重要的结论，更不用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等学说的那些重要原理，都同样全是属于恩格斯的。

1890年末，出版者迪茨和考茨基便通知恩格斯必须出新的第四版，但是，恩格斯认为当时已不能按原版出版了，要根据这方面的某些最新文献对书做些补充和修改。

恩格斯在准备《起源》第四版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我正在埋头准备《家庭的起源》一书的新版，为此我重新翻阅了八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文献，并将其精华写进书中。这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正像已经讲过的，他写的新的序言不仅是一篇完全独立的历史文献概要，而且包含着一系列新的结论。他对自己的书做了大量的补充。阐述家庭史的第二章扩充了一倍多，在第六、七章中增补了大量文句。很多地方重新校订，实际上是重新改写过了。^[1251]但是，一般说来，这些补充和更精确地说明涉及的只是个别部分。对全部新文献的研究表明恩格斯的最重要的结论完全正确。

《起源》一书的新版问世以后，传播更为广泛。它被翻译为一系列新的外国文字，因此欧洲大陆各国的大多数读者都可以读到。

1894年出现了《起源》一书的俄译本。由H.A.伊万诺维奇翻译的这部著作于3月10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印数1030册。同年10月7日出了第二版，这次共印2000册。最后，1895年6月，该书重新发行3000册。仅仅在二年时间里，俄国读者便得到了三版恩格斯的著作(同一译本)，总数超过6000册。

苏联研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俄国出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的历史，其中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对这本书的态度。^[1252]然而，到底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这部著作的哪些部分，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详细的分析。可是，这种分析有一定的意义。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按照自己的尺度所做的删节并不很多，甚至受害最大的前三版这种删节大概也只有正文的10—11页。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被删去的各部分的特点。

书报检查机关尽力地触及到书的那些按照书报检查官的观点来看，具有特别革命精神的地方。例如，谈到社会革命变革的必然性和未来社会的地方差不多全部被删去了。该书谈到国家的阶级实质，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武器的有关章节遭到了很大删节。所以最后一章，特别是它的最后一节被删去得最多，其中一切有关国家本质的经典性定义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正是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被列宁所引证)差不多都是打击的重点。同时，该书的很多地方都引起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恐惧，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败坏道德”，怀疑“家庭基础”的稳固性。书报检查机关甚至把稍微暗示一下人类起源于动物世界的地方也删去了，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一切都可以用于说明“无神论”思想。最后差不多全部把提到马克思名字；特别是提到他的著作的地方，甚至提到“唯物主义的”等词的地方都删去了。

当然，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任何诡计都无法使恩格斯的著作丧失革命精神，不能抹杀它的实质。但书报检查机关力图使它变成无害的学术著作，最大限度地歪曲它的内容，毫无疑问，这使该书遭到很大损害。

除德国之外，俄国是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传播最广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发行量最大，这证明该书俄文版的出版引起了很大兴趣。这本著作在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的代表认为对该书必须进行批判，所有这一切间接地说明了恩格斯的书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1894—1895年期间，许多杂志(《俄国财富》、《俄国思想》、《神的世界》和《民族学评论》)发表了一些书评。对这部著作评论得最起劲的是民粹派，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刊登过三篇书评，其中包括米海依洛夫斯基的文章。米海依洛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如此注意这本书并非偶然。他们企图贬低这部著作的科学意义，歪曲它的实质，这是民粹派的追随者在九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所进行的讨伐运动的一部分。顺便指出，对恩格斯这部著作最坏的评论正是出现在与米海依洛夫斯基非常亲近的小圈子里。他自己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上实际上否认了《起源》一书的任何独立的科学意义，断言作为“经济唯物主义者”的恩格斯(和马克思，而且恩格斯利用了他的评语)“追随摩尔根的研究”。米海依洛夫斯基，尤其是扎克(《俄国财富》1895年第1期上的另一篇书评的作者)，企图用所有办法恶意地攻击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根据这部著作的某些原理，对它们作歪曲的说明，为驳斥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论据，虚伪地把它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在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给这些企图以毁灭性的打击。普列汉诺夫在揭露民粹主义伪造者的斗争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派杂志的语调比较客观也比较谨慎，在这里，评论者虽然承认书的文献价值，但怀疑书的独立性，一些人说恩格斯“与其叫做独立的研究工作者，不如叫作‘摩尔根理论的普及者’”；^[1253]另外一些人则讲，恩格斯“主要是阐述了摩尔根的理论，其实，有些地方修改了它”；^[1254]第三种人，他们断言，“如果不算某些稀奇古怪的和机智的假设，他未必对科学宝库做出了任何贡献”。^[1255]总之，所有这一切评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力图缩少和贬低恩格斯这本书的意义。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天才的编篡，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对摩尔根著作简单的阐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全部评论，特别涉及说明家庭史的那一部分，而对所有其他问题，主要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它们则完全回避了。资产阶级评论家不能够也不愿意了解恩格斯关于一切国家必然消灭这一结论的深刻性，他们认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迷恋于论战的目的而损害结论的科学性。^[1256]评论者企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恩格斯的书即使基本上阐述了摩尔根的观点，也只是考察了家庭关系史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类似性质的一些评论一点也不能缩小俄国对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兴趣，尤其不能阻碍这本书在教育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方面的巨大影响。无怪乎就连《俄国财富》的评论家在1889年，即该书俄文版问世五年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完全理应享有的声誉”^[125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开始真正实现，恩格斯的这部书也得到了最广泛地传播。根据全苏图书方面的资料，从1917年10月至1961年5月仅在苏联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就用28种文字出了八十一版，总共三百三十四万八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