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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常态下“山头主义”的风险性危机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年来“山头主义”死灰复燃,其发展苗头日趋明显,严重破坏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生态。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巡视反馈中就首次明确提出“山头主义”的危害。我们一定要对当前政治生态保持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承认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问题;坚决清除这些“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和“团团伙伙”的“山头主义”孳生的土壤与活动空间,对打造“政治新常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一词,大致从2002年开始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流行。“新常态”一词最初主要针对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的新特点与新情况而言的。稍后“新常态”也逐渐被国内学界所关注,“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2]国内学界的解释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新特征、经济内在的建构功能、要素搭配和调控政策的支持与治理等方面,对当前经济状况进行一种概括、梳理与总结。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014年7月29日,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专门提到,我们党和政府要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常态”;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指出新常态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

“新常态”在国内的用语不仅仅指经济方面的意义;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的调整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求,“新常态”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其实,早在201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党的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干部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自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要求。这个“好的政治生态”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政治新常态”,这种常态对我们党的建设发展非常需要。“新常态”也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新常态”其实是一种生态学的术语。从生态学发展来看,判断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健康,主要看两点:一方面是这个生态系统能否进行最大的自我更新,一方面是生态系统之间以及内部能否实现多方面的互利共赢、共生。这两个方面同样适用于政治生态环境。在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一是每个人在这个政治生态中都能够人尽其才,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位置与岗位,有正义、规范的渠道实现自己的正当利益与价值追求。二是人人相互协同配合、各尽其职、适得其所,使整体系统充满生机,活力不断增强。

当前,中国执政党以“反腐”为突破口,着力打造“政治新常态”,随即“政治新常态”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广大民众希望这届领导集体通过“反腐”打造一种制度化、科学化、公正、平等、民主和吏治清明的“政治新常态”。党中央之所以提出“新常态”,说明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引发了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其中“山头主义”现象,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山头主义”死灰复燃,其发展苗头日趋明显,严重破坏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生态。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巡视反馈中就首次明确提出“山头主义”的危害。例如,中央第六巡视组指出,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4]因为,这些地方与部门的“山头主义”对当前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山头主义”曾经长期存在党内,其生存、发展颇有渊源。“山头主义”主要是以宗派为出发点的一种思想和行为,突出表现为搞团团伙伙和拉帮结派。当年,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教诲道:“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5]时隔多年,“山头主义”再次被中央提及有何深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2014年1月13—14日)针对近来的“山头主义”现象,直言道:“有的领导班子既有民主不够、个人说了算问题,也有集中不够问题,班子里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互不买账,互不服气,内耗严重。”[6]而且“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7]党内有些人把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和对党的忠诚与信仰抛到脑后,热衷于搞“朋党”、“私人领地”和“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这是典型的“山头主义”表现出的政治痼疾,严重地践踏了党内政治生态。如果对“山头主义”现象听之任之,不仅会造成党纪、党法成为摆设;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原则和工作部署丧失权威性和严肃性;使党可能会沦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的“小圈子”和“私人俱乐部”的利益工具;而且会导致党内组织系统涣散、纪律松懈,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党的执政基础与合法性支持产生动摇,社会民众对党的信心也会遭受打击。我们党要对“山头主义”造成的风险性危机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绝不能容许任何人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和封建人身依附那一套;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在党内搞门客、门宦和门附那一套;“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8]对此现象,邓小平同志早就严正批评道:“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9]从而把党内正常工作方面的上下级、同事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10]比如说,近年来的秘书工作领域、石油领域以及山西、四川等官场出现的政治生态问题,无不与党内“山头主义”顽疾存在密切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2月29日召开的会议再次明确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我们一定要对当前政治生态保持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承认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问题;坚决清除这些“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和“团团伙伙”的“山头主义”孳生的土壤与活动空间,对打造“政治新常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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