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伟大发现

1845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登上了开往英国的客轮。他们不是去观光旅游，而是要对世界上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番实地考察。

早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就投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早就准备写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为了能够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一步了解工人运动情况，他决定到资本主义特征最典型、工人运动较活跃的英国去。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去过曼彻斯特和伦敦。他们在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里，在阳光充足的彩色玻璃下面，翻阅、查找了不少政治经济学书籍，并做了大量的摘抄。他们在伦敦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与宪章派领导人和正义者同盟等组织建立了联系。

考察结束后，马克思回到了布鲁塞尔。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他逐渐发现，要批判以前的经济学理论，必须首先批判地改造它的方法论基础，即哲学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当时正在流行的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进行批判，创立一种崭新的哲学理论。研究方向确定后，马克思暂且放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于1845年秋至1846年夏，与恩格斯投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不朽著作的写作。

在那段日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天天晚上在一起写作、交谈，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时而为理论难题的出现而冥思苦想，时而又为它的圆满解决而兴奋异常，以至于吵得家人不能入睡，琳蘅不得不几次出来摆手。恩格斯后来在回忆布鲁塞尔这段经历时说：“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页。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和发挥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与恩格斯一起，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他的唯心史观；彻底清算了那些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中，并在它的废墟上形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方式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前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科学概念。他们认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地质条件、地理条件、人口的增殖等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则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物质生产才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才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没有生产，社会尚不能生存，当然更谈不上“创造历史”的活动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构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从生产开始的，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发展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物质生产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必须发生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即生产活动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因此人和自然界要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即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在生产中人和人之间要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用“交往关系”或“交往形式”的概念来说明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中，生产力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程度决定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交往形式的区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要用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交往形式，代替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而且交往形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当交往形式适合于生产发展时，这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在生产中的自主活动条件，必然促进生产的发展。当交往形式成了生产的桎梏时，则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

这个结论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从原来仅仅揭示经济关系决定政治、法律关系，转向了揭示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并制约着社会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从原来仅仅揭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转向揭示这个基础发展的内在机制。这就为人们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提供了钥匙。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交往形式和生产力之间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仍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说明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它决定国家，决定全部观念形式的上层建筑。而且随着生产力向前发展，人们在生产和交往中的物质关系，以及经济组织也会发生变化，国家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随之也要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形成了这两对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这样，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革命的必然性。他们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他们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说明了从行会制度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私有制的消灭也是必然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大工业制造了大量的生产力，使得私有制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资产阶级的大工业还造就了大量反抗旧社会的无产阶级。因此，革命的发生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指出，为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一些主要问题，如阶级的起源和国家的产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也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这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巨著，马克思、恩格斯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写成了。他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

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它不仅为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变革，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遗憾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伟大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能全文发表，直到1932年才在原苏联第一次全文发表。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在写给他的俄国朋友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谈到了这部书不能发表的原因：“你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时，曾诙谐地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它的科学思想在当时一直未能传播开去。1847年，马克思针对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所发表的《贫困的哲学》，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这部书中，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公开阐述了自己新世界观的那些基本观点。

他通过批判蒲鲁东建立其经济学理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基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歪曲，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通过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进一步明确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们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全面、系统、精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最终完成了他们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告了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在攀上它所能企及的理论高峰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就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时，贫困的阴影也时时笼罩着他们的家。原以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后的稿酬可以暂解燃眉之急，然而这一希望也成了泡影。随着马克思二女儿劳拉、小儿子埃德加尔的出生，一家的生活开销不断增多，变卖和典当家中的贵重物品已是常事。生活尽管十分清贫，理论研究尽管非常艰辛，但马克思感到精神世界十分充实。孩子们的嬉戏给马克思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燕妮的理解和支持排除了马克思无尽的烦恼，为全人类工作的信念，激励他不懈地攀登和求索，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