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59]他还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这当然不是说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说当时的中国人中没有人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不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源、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论述，但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的作用。事实上，十月革命的国际大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催化和加速作用。
自近代以来至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救国出路的理论时，由于在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所以俄国是不被中国人重视的。只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发生后，中国人对于俄国的革命运动和进步的社会思潮逐渐产生了兴趣，这场革命鼓舞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后，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在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中引起过反应。虽然在十月革命前，中国的革命者从俄国的革命运动中学到了若干积极的东西，曾鼓舞过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加深了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念。但是，这些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也改变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只有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把在黑暗中探索出路的中国人民引进了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1917月11年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成功地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使社会主义理想以制度的形式在现实中建立起来，而且对当时欧美正在进行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的反动政府不想让中国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企图将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隔离开来，所以，千方百计地试图杜绝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影响。他们为此而采取的种种阻挠措施，使得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是，中国人民还是通过一些途径，间接地逐渐了解到十月革命的真相。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等消息。11日，《时报》、《申报》、《晨钟报》等也报道了苏维埃要求和平、分配土地给农民、实行普选、工人监督企业等政策和措施。如当日的《时报》报导:“军工代表会现计划以下数事:(一)即行造成民治的和局，(二)即以产主之土地分给农民，(三)以行政全权交与军工代表会，(四)召集公正民选国会”。[61]之后，国内的许多报刊对十月革命和列宁进行了介绍。
尽管这些报道和介绍中难免有歪曲之处，有的甚至还夹杂着诬蔑和敌视之词，但有一点是符合事实而且深入人心的，这就是在俄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是这场革命的主角。十月革命消息的传入，给中国社会所有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震撼。由于中国工人深受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他们很快地就领悟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如，一战期间被骗去俄国做工的部分开滦矿工，在十月革命后回国，通过他们的宣传和介绍，开滦煤矿的工人了解到俄国革命后的状况，希望“工人之国”在中国早日到来。[62]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十月革命持欢迎态度，他们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来领会和接受十月革命的成就。虽然他们在实行社会主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有原则分歧，但是认为俄国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支持者，因此对待苏俄的态度是友善的。在孙中山指导下的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也一直以友好同情的态度介绍苏俄的情况。[63]中国的先进分子更是欢呼十月革命。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不仅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而且指出，世界历史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应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
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加深了中国人民对苏俄政府的认同和好感，拉近了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的距离。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由于它的宣传对象是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所以，宣言也提出一些鼓动人心的革命原则和号召;而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送致对象仅仅是北京政府，其目的是要提出一个中俄条约的基础，所以，它的内容不仅较全面，且较具体，相当于一项条约草案。[64]两个宣言共同的内容主要有: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和俄国租界，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65]
虽然由于北洋反动政府的阻挠，使中国人没能及时了解到第一次宣言的内容，但反动行径毕竟不能永远蒙蔽历史的真相，到1920年4、5月间，《时报》、《申报》、《新青年》等报刊全文刊载了第一次宣言的内容。这两个宣言充分揭穿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的一切攻击与诬蔑，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列宁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和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当时青年学生和舆论界热情地宣扬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是世界外交的创举，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给予高度的赞扬。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变化，这个革命为正在苦闷中摸索、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路。在它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认识到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兰西式的革命，是一个完全新型的革命。它不但彻底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打碎了套在俄国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枷锁，在国内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他们也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矛盾百出，正趋向没落和死亡，代替它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如，李大钊正是通过对十月革命的颂扬进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和俄国这两个地邻的大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很多地方是相同，或者近似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上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两国的先进分子，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断地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使得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一胜利充分说明，物质文明不高，并不足以妨碍社会主义的实行。正如李大钊所言:“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66]先进分子在确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后，必然要对指导这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实事上，正是由于十月革命，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由书斋里的学说变成了指导千百万人民进行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另眼看待。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世界由此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一变化，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促进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新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因素是社会主义，这种革命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十月革命也成为连接西方无产者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桥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实现了列宁主义的光辉设想，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在帝国主义控制的广大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促进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发展。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错误时，全面研究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符合落后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因此，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阐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传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