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

虽然从文化的时代性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理论;而中国传播思想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它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又都有其民族性，中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积极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相通甚至契合之处。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2]也有的学者指出:“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23]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的思想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

春秋时期以来，唯心论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但中国历来不乏唯物论的传统，思想家们有许多精湛的唯物论观点。如，春秋时期的管子曾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这里明确地肯定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战国时期最显著的唯物论思想家荀子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25]这一命题曾经有深远的影响。之后，王充、范缜、张载、王夫之等思想家提出过许多唯物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论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尽管这些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毕竟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与唯物论影响深远相联系的是，无神论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中国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最突出的无神思想国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自然要与中国思想界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碰撞，但并没有受到儒家思想从根本上的抵制，中国人还在最大的范围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其中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阶级观上是对立的，但在无神论上是接近的，故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学的无神论可以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6]同时，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更精粹的辩证观点。宋代以来，张载、程颐、朱熹、王夫之都提出许多深刻的辩证观点。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7]

2.平均主义、大同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平均主义源远流长、影响广泛。有的学者指出，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均平作为一种文化，其思想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这种文化，还被赋予了天地自然之德的自然属性，是人对自然德性的效法，因此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28]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曾对各自所理解的平均思想进行过阐述。后世儒者则假托孔子之言，在《礼记·礼运》中描述了大同世界理想。^[29]该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为大同。”^[30]这一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再到康有为的“大同学”，都是这一理想的体现和发挥。所以，对大同理想的追求，无疑使中国人有了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缩短了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了大同思想的基础，中国人在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31]就很容易接受。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追求平均财富、社会公平正义。

3.民本思想、集体主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民、爱民、民为邦本的思想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春秋时期，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下》)这是对民本思想的最初表述。战国时期，荀子从君民的关系论述了民的重要性，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虽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物，是从维护统治者地位的角度出发的，是在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把重民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以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以人为本思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些民本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民本思想的同时，也具有浓厚的重集体的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影响深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抉择时，很容易倾向于后者。这与马克思主义也有着相通之处。虽然马克思主义讲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其价值观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这就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宗法集体主义原则和追求社会价值的文化特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正因如此，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坦然地接受并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