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出路的艰难探索

鸦片战争后，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探求和选择，提出了各种解决中国问题、探索国家出路的方案。但实践证明，他们提出的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主张。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总结道:“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革命理论的贫乏必然呼唤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为破解时代主题而进行种种努力的失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向西方寻找真理，进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1.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救国主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没落，使封建士大夫中分化出了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主要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成为近代以来最早睁眼开世界的中国人。他们不同于那些麻木不仁、虚妄自大的士大夫们，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力图摆脱东汉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那种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的束缚。他们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敢于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积弊，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进行某种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以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

龚自珍大胆揭露了清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认为清王朝已经进入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时代。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京师”与“山中之民”的尖锐对抗。龚自珍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抨击，认为清王朝衰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权太重、臣权太轻，崇尚的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用人不分贤愚、只论资格，都是大弊端。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更法”。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元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4]他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统治者的法度必然要随之改变。否则，将会招致更强有力的变动，而被取代。在当时文化极端专制、人人畏谈国事、思想界空前沉闷的情况下，他的言论显得格外大胆、突出。

林则徐在领导禁烟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中，既不是盲目虚骄、夜郎自大，更不是昏聩腐朽、屈膝投降。他敢于冲破天朝大国故步自封的桎梏，将眼光转向广泛的现实世界，注意研究外国的历史和现状。他组织一批人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他将视野转向广阔的现实世界，逐步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承认中国也有“不如夷”的地方，只有学习包括船坚炮利在内的“夷人”之长技才能战胜侵略者。林则徐还极力主张积极改革封建弊政，努力谋求民富国强，在财政、金融、漕运、矿务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主张由官局先铸银钱，在民间流通使用，以便抑制洋钱在中国的流通，保护本国商民，便于商品交换;^[5]提出用“官督帮收”等办法以革除官吏层层勒索加重人民负担、漕粮定额难于保证的弊害;建议允许商民开发矿山^[6]等。

魏源通过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认为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化外之民”，必须承认他们有“长技”可学。进而提出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具体主张，即“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7]“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思想中的最可贵之处。在他看来，所谓“师夷之长技”主要是指学习列强在军事技术的一套长处，无此不足以御敌。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民用工业，还对西方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国家体制作了最初介绍。他率先冲破“夷夏大防”的祖训，承认西方之强不仅强在物质文明方面，而且其政治制度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魏源不仅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维新派过渡的人物，是资本主义思潮的前驱者。^[8]

2.农民阶级的革命主张

在太平天国斗争时期，农民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它又以《资政新篇》颁行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者是从中国传统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出发，借助外来的基督教义和拜上帝的宗教仪式，加以革命的改造而形成的空想理论，即企图在不触动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绝对平等、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后者则集中体现于旨在“革故鼎新”、具有施政纲领性质的《资政新篇》中，尤其可贵的是，《资政新篇》蕴涵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愿望，是农民阶级革命派对近代中国出路进行探索的开拓性成果。

洪秀全所写的“三原”(《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太平天日》等，通过对外来的上帝作了一番中国化的改造(对基督教教义既有吸收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成为太平天国创立的革命理论基础，初步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宣扬一神论，认为天父皇上帝是中外古今的独一真神，人人应敬拜上帝，不信邪神。第二，由信奉上帝的平等，引申为世间人人平等。他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所之念”。^[9]第三，强调“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主张“一切邪魔该杀”。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是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它对中国农民在革命中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土地归谁所有，如何分配问题，进行了设计。提出分配土地总的原则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平均，无人不饱暖”，规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10]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即以基层组织“两”(二十五家)为基础，建设公有公享、自给自足，行政、经济、军事、教育、宗教合一的社会组织，而人民则过着一种绝对平均的生活。

尽管《天朝田亩制度》鲜明地表达他们渴望摆脱封建压迫、剥削的强烈愿望，鼓舞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但严重的空想性使它在实际中无法推行。纵然如此，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家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探索解决中国社会出路的方案，这集中表现在太平天国于1859年颁布的由洪仁玕草拟、经洪秀全亲自审阅、逐条批准的《资政新篇》中。其根本精神是“审时度势”而行，就是依据太平天国面临的形势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去改革朝政，学习西方，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资政新篇》提出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在内的一套颇为完整的革新方案，提出要效法西方，发展西方式的近代工、矿、交通、金融、邮政事业。在政治革新方面，主张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暗柜”(意见箱)，有助于了解民情吏治等，听取民众意见，做到“上下情通”。还提出了兴办“学馆”、医院、“鳏寡孤独院”，以及“禁溺子女”、“禁卖子为奴”、“禁庙宇寺观”等项进步主张。^[11]由于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使这些方案未能实施，但《资政新篇》反映了农民阶级革命派力图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美好愿望，在封建时代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3.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他们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要实行某些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改革，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具体内容有: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提倡“商战固本”的口号，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批判君主专制，赞美君主立宪，实行政治变革。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早期改良思潮逐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维新变法主张。

康有为根据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以及洋务运动破产等历史教训，在托古改制的旗帜下，提出必须“全变”与“变本”的思想，即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良，和平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具体主张有:

第一，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民、救亡图存之目的。他敏锐地感觉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势在必行，必须尽快改变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鲜明地主张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领域，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他认为，变法以富国为先，而富国必须“以商立国”。他主张实行一系列“富国之法”和“养民之法”。“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12]力图通过开矿藏、办商会、奖励发明、兴办近代交通运输、建立货币信用制度等，以使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他还提出:“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13]这些主张，实际上是要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农业生产和流通事业，反映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振兴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

第二，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只有实行在三权分立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才能既限制君权，又明确议院、政府及司法机关的职权，使“国民”的代表能够参议国政，上下通达，君民一体。具体主张有:一是设议院，这是通下情、除大弊，使中国富强的根本政治保障。二是成立责任制政府，在全国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这些局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设的中央政府各部，分别执行制度局通过的宪法，推行新政，而皇帝不再亲自负责任。三是司法独立，设司法官执掌司法权。^[14]

第三，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大力提倡西学。康有为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效法德、日的做法以定学制，普遍设立大、中、小各级学堂，具体做法是:规定乡设立小学，县设立中学，省和中央设立大学，从上到下，以学校制代替科举制。^[15]在改革学制的同时，开设天文、地理、光学、电学、化学、医学等各类专业学堂，派送留学生，设报馆、图书馆，译新书，鼓励王公大臣出国游访。通过这些措施广泛地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

康有为关于变法的纲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这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其不彻底性也很明显，虽然要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参加政权，却又不敢对封建国家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造;虽然渴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却又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虽然主张变法维新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却不敢正面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以为它们会真心赞助变法。这些决定了康有为的变法不可能把中国引向富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主张

继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改造中国的主张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期间，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区别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人们称这时的三民主义为旧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如下。

民族主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内容。孙中山认为这是实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个目标的前提。鉴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工具的情况，孙中山自然将“排满”作为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但他明确宣称，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地主阶级反满派所散布的“排满兴汉”论、“种族复仇”论等狭隘反满主张，指出:“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6]由于孙中山将民族主义同种族复仇主义划清了界限，就避免了因国内的民族矛盾而混淆革命对象的错误，把锋芒对准了一小撮满洲封建统治者。

民权主义以“建立民国”为主要内容。孙中山认为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他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不堪忍受的，是不可不去的恶劣政治的根本。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17]即主张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宪政体的“民国”。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实行普遍民权的重要性。在“民国”问题上，他并不满足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而是将中国传统官制的一些做法融入其中，创立了“五权宪汉”，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上考试、监察两权。他对此乐观地相信，这种政体可以弥补三权鼎立政体存在的弊端。

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孙中山认为这是实行民族革命、民权政治的重要保证。他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予以解决。同时，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虽生产能力大增，但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并且有将来发生“社会革命”的危险。所以，他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主张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即“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并不是平均分配土地，其总的办法是，趁中国资本主义还不发达之机，由国家“核定天下地价”，并按地价征税，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他还乐观地认为，一旦实行平均地权，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便自当永绝。而且，实行了这一方法之后，文明越进步，国家越富有，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解决。那时，“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同时，孙中山还相信，此种做法还将为文明世界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他说:“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18]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它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它主张民权主义，但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却不赞同发动广大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彻底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些弱点，决定它也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