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阐释女性受压迫的现状的基础上还深入挖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主义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激进女性主义将女性受压迫看做父权制的结果不同，她们将女性受压迫看做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综合问题，认为其社会根源是父权制与私有制的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则源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共谋与互动。

父权制（Patriarchy）是相对于母权制（Matriarchy）而言的社会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理论家对男女社会关系的反思，它指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父亲作为家长在其中对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统治和支配的权力，在其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依赖于男性。恩格斯、韦伯等都曾描述过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在他们看来，这种压迫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私人的家庭领域内，男性借助于他们对女性作为丈夫或父亲的关系，对女性进行直接的剥削或支配，而在公共领域中，男性则掌握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的主要权力，女性从属并服从于这种权力。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者将父权制概念运用于对女性问题的解释中，并试图以此来揭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逐步使父权制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代名词。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第一个从女性主义角度系统论述了父权制作为女性受压迫根源的观点。她认为，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尤其是心理结构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堡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11]，然而父权制的产生并不是基于生物学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接受了男性统治女性的价值体系，并把它内化为两性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牢固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

以米切尔和哈特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根源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密结合，这往往被称为“二元制”理论。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女性生存的社会结构，即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生产”、“生育”、性和后代的社会化，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社会结构。而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方法，提出了非唯物主义的父权制与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的观点。她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主要体现在家庭当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关系是通过商品交换而非亲属关系结构建立起来的，因此父权制的法则就不再需要了。但是，家庭却同时承担着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文化功能，即一方面家庭要重复进行劳动力的生产，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家庭要重复创造父权制的神话，以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

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一文中，哈特曼认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以性别区分为标准的劳动分工，而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同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与米切尔将父权制理解为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同，哈特曼将父权制理解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植根于再生产方式中的具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制度，认为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相反，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因此，目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和当前按性别划分职业的做法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长时期相互影响的结果。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这种伙伴关系通过家庭工资和意识形态得以加深和强化。哈特曼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揭示出男工人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中起过关键作用，正是为了维护他们在雇佣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男工人竭力去维护性别分工，从而促进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作用。

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齐勒·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和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编著出版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文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状况》，引入了“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这个概念。在与书同名的论文中，爱森斯坦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我选择‘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词来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性等级结构之间相互强化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她们第一次摆明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强化的依存关系。接着她还指出：“理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2]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激进女性主义基本观点的分析，爱森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女性受压迫从属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而激进女性主义则过于强调父权制的决定性作用，因而都没能很好地解决父权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共谋关系，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同时强调了两者的作用，而且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需要的关系。她指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历史发展在英国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在美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这两个时期都反映了父权制与新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发展着的关系。资本主义父权制从定义上突破了阶级与性、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家庭与经济、个人的与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与物质条件之间的二元对立。”^[13]

对于前述哈特曼关于女性受压迫根源的观点，扬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一文中进行了批判。她赞同哈特曼的观点，认为父权制对于了解女性的状况至少与资本主义同样重要，但是，她尖锐地指出，二元制理论不能修补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女性的状况并不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独特结构和运动历史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必须探求父权制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动力和矛盾，并且清楚地表明这些规律、动力和矛盾同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是如何作用、甚至也许是冲突的，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权制理解成一种制度，即资本主义父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压迫女性是其基本属性。扬指出，父权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就已经存在，但并不能证明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根源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社会关系结构，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父权制的。她强调了如下观点：“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和基本的特性。”^[14]而对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分析则为分析整个社会劳动活动中沿性别轴线产生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方法。但是在性别分工中起基础作用的不是分工，而是父权制。资本主义并不是像二元制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单纯地利用或适应性别等级。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规定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别等级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压迫妇女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必需的。因此，在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问题上，父权制比资本主义更原始，更牢固。

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的理解经历了理论深化的过程，从较简单的现象描述到社会根源的深度挖掘，从单个观点的批判到理论框架的建构，从对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根源的揭示到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其理论范式。但是，正如多诺万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妇女的屈从地位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是它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因此，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妇女受压迫的境况不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而且在那些‘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中也存在，如前苏联、古巴、中国，这些国家都经历过诸多社会主义变革”^[15]，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局限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囹圄之中，而没有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视阈中运用总体性的方法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所幸的是，当今仍然活跃在理论界的南希·弗雷泽、朱迪思·巴特勒等理论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运用多元主义的视角在全球视域中来反思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