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施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尔施（1886—1961）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德国共产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什么是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点》等。他同卢卡奇一样，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他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在该书中所阐述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西方理论界称为“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他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首先是他1923年发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格律恩堡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一篇论文，后发行单行本。该书发表后，其中的理论观点受到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理论家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科尔施又于1930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作为对批评的答复，并连同《〈哥达纲领批判〉导言》（1922）、《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24）一起，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为名出版。科尔施在该书中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文提出了一种批判的、反教条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应当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

科尔施指出，尽管各自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但是当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是资产阶级学者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内在联系。具体说，当时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曲解、抛弃马克思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借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要废除哲学，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种实证科学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把历史规律看作是可以脱离人这一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而自发实现的过程，从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的辩证联系，否定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不能有效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资产阶级学者只承认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成就，不承认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他们在哲学史论著中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残余，或者根本就不提及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任何他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相互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仿佛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的。他们的这种观点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故意用资产阶级的哲学，如康德、马赫主义哲学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此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忽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唯物史观由此被简单化地看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科尔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及其肤浅的，这样做实质上是“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非常不完整的分析……。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含义”。^[2]那么，为什么说“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一致”的辩证法原则是黑格尔时代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呢？

科尔施认为，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不能仅被看作是纯粹观念领域内的简单进化，而应该认真考察黑格尔时代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他的思想先驱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哲学本质实际上是用“思想的形式来表达资产阶级革命”。科尔施强调，这也同样适用于黑格尔的哲学。也就是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远离粗俗的现实斗争的纯粹观念研究的领域，而是当时资产阶级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原则在法国是通过人们的具体革命行动来体现的，而在德国这个原则却是通过思想、精神、概念等哲学理论活动来实现的。因此黑格尔才强调，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掌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如果不了解这种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联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衰退和终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了，因为它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即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是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的表达。因此，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联系的观点出发，就必然会看到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看到他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他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统一的的历史过程，在其中，‘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出来的，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自发地’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对峙。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交互地彼此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3]然而不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割裂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这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意义。

科尔施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家之所以否定“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这一产生于黑格尔时代的辩证法的原则，其根本原因除了他们不理解哲学来自于社会生活实践之外，还在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由于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其历史进步性，其阶级立场必然使得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或者全然漠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从最先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事实，或者决定了他们只能在否定的或完全颠倒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质。也正是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观点在理论上不得不停留在他在社会实践中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只要他还没有打算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废弃自身。只有当哲学的历史超越了这个障碍时，科学社会主义才不再是一个先验的彼岸世界，而成了一个能够把握的对象”。^[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科尔施实际上认为，哲学和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而由于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同无产阶级相比已经变成不再是先进的阶级了，这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哲学也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意义。因为依照科尔施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孕育、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为什么也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呢？科尔施认为，这根源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要废除哲学的论断。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5]恩格斯也曾经谈到要用科学社会主义废除、取代旧哲学。但是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要废除“全部哲学”，其本质含义是“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6]因此，科尔施指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拒绝用旧哲学的方式加以表述的，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却渗透着哲学思想。一方面，马克思拒绝了、消灭了资产阶级哲学，另一方面，不能“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的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着反对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他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科尔施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所说的废除和消灭哲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废除和消灭哲学，并不是部分地反对全部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第二，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的补充的哲学，而是作为总体的现存世界；第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反对不仅仅是停留于理论层面上的，而且也更是革命和实践层面上的。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探讨哲学与政治的关联，不了解以哲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只热衷于谈论经济斗争，最终陷入到了改良主义错误，这就决定了当前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性，就必须首先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即恢复自黑格尔时代以来的辩证法传统。

2．科尔施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尔施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归结为一种包含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它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社会生活的一般科学理论，也是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唯物主义的——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辨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9]但是，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关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实证科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曲解，也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因为“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10]这样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按其本性来讲，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批判，并必然导致革命的实践。但是，当时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实证科学，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必然导致革命的实践，而是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

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现实的总体性，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承认的。但是当他们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时，却把精神现象却被他们以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辨证的意义上予以看待。其结果是全部意识要么被看作是对一个真实具体和实在发展过程的被动反映，这导致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二元论倾向；要么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结构当成对现实错误的想象、幻想。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实“实在”或“社会”看作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其他的社会存在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二是披上意识形态伪装的“法和国家”，他们不是完全真实的；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科尔施认为，要正确处理意识同它的客体对象的关系，必须明了的是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一切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仅仅描绘为意识形态，在他们那里，只有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意识形式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批判也逐渐让位于经济学批判，这就使得好象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好象马、恩已经不再重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了。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11]通过上述论述，科尔施得出的结论是：既然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是总体性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必然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总体统治”，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也硬是一场“总体革命”。由此，他反对经济决定论式的革命观，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日常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好主观条件。因此，“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没有使得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的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12]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科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如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3年前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表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看作是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它没有被分解为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各种因素，保持着理论上的整体性和总体性。

第二阶段：从1848年巴黎公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中抽取出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与实践相脱离的纯粹理论批判，这种批判不必然发展为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理论批判，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决定性的危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将来。在这一时期，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转移到工人阶级的主观方面，出现了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这一过程由列宁、卢森堡开始。但是，由于列宁本人思想的缺陷，如坚持机械的反映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工人运动之外独立产生并逐渐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因而列宁也无法克服教条主义者将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错误。而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由于缺乏哲学修养，也没有能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中，这就决定了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传统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科尔施所阐发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避免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解说来看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和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顾历史和文化条件的不同或者变化，把既定的理论乱套或变成不变的教条，实践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其次，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第二国际的右翼理论家及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脱离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为一种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他们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传统，社会历史发展变成了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后果是要么像考茨基那样，消极坐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要么像伯恩斯坦那样否定革命，鼓吹社会渐进性的改良，并用新康德主义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为他的改良主义奠定哲学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科尔施当时理论思考的背景。在科尔施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说，只能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后来为什么要反对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反映论的内在原因。而用资产阶级的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特质。这种特质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总体性”。只有从总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应该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说。最后，他的总体革命观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主观意识革命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这体现了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也反映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西方现实相结合的努力和尝试，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批判和意识批判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哲学批判到经济批判这样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科尔施则针对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统治日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为单纯的经济批判这一现实，突现了意识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合理的。

二、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对列宁哲学的批评

1．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后，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他因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在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30年他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对各种批评做出答复。

他指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发表后后，出现了下列各种不同的反映：一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用片面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欢呼该书的出版，因为他们片面地肯定该书对精神现实的承认，而故意忽视该书要求全面摧毁和废除这些精神现实和及其物质基础的观点，并且该书认为这些目标将通过革命的阶级参加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活动而实现；二是当时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批评。科尔施指出，尽管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他两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对科尔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反对了他们所信奉的教条。科尔施认为他们的这些批判并没有什么新意，他们要么是重复考茨基的观点，要么是重复对卢卡奇的批判，尽管他和卢卡奇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由于他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科尔施通过描述这场争论，提出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指出，当时的争论存在于下列双方：“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13]科尔施在《反批判》一文中还进一步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在苏联共产党的支配下开展“布尔什维化运动”，这场运动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流派。这也就导致了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卢卡奇和他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14]科尔施认为，这种争论实质上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两个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讨论，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而当时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回响。而这种哲学争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以那种据说是唯心主义地背离了这一正牌圣经的康德的批判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观点为另一方。这些就是乔治·卢卡奇以及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内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观点”^[15]。科尔施也指出，这场争论由于在1925年后在苏联共产党，然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依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使得这场争论逐渐变得模糊。而争论的要点则在于，科尔施对他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幼稚的现实主义”批判恰恰在无意之中，触及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哲学核心。这里所说的“幼稚的现实主义”，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16]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从科尔施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幼稚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既包括资产阶级的各种实证科学，也包括对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理解。科尔施的这种批判被共产国际斥之为“唯心主义”，科尔施认为这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正是通过这种自我辩解，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特别是对列宁逝世后形成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

2．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评

科尔施通过答复当时的各种批评，对列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列宁逝世后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列宁是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来考虑哲学问题的，特别是从哲学的党性原则来评判哲学和科学，从而把哲学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列宁的哲学并不重要。在科尔施看来，列宁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理论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如实践问题。因而，列宁的‘哲学’立场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立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评判它们。”^[17]

第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科尔施指出，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保留黑格尔哲学。但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仅看作是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并且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上，使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因为德国古典哲学超越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绝对”变成了物质和精神之外的“观念”，而马克思则是在观念的运动下发现了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现实运动看作唯一的绝对存在。列宁把“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这样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第三，列宁的反映论思想把认识仅仅看作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回到了思维和存在对立的观点，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辨证统一关系，因而他的唯物主义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证法。“列宁及其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辨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理论和实践的辨证的相互关系。”^[18]其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知识论哲学。

第四，他指责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评判科学发现的依据，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专政。科尔施指出，恩格斯要求现代唯物主义不管运用于自然还是应用于历史，都要同科学的进步保持一致，而且科学本身也决不需要凌驾于它之上的哲学。但是列宁却将唯物主义哲学变成过去、现在或将来评判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尚的权威。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统治、覆盖了全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一切文化的发展，而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最终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

对于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它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这种“反列宁主义”的特征是由科尔施自己赋予的。^[19]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就应该以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通用的概念，因为科尔施的概念不仅突出了从思想路线的特征，而且他本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之一。^[20]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思潮。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该从如下两个方面考察。

第一，科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原意。从科尔施本人的论述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于如何展开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分歧，这场分歧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而当时由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这股思潮一经产生就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受到批判。由此可知，科尔施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个流派。

第二，是否因为科尔施在哲学上批评了列宁，就因此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列宁主义，并由此得出他们在理论性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实际上既涉及到科尔施为什么不同意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理论家同革命导师之间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解读，这在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观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评，需要作如下具体分析：首先，他指责列宁的哲学是从革命的功用性出发，因此否定列宁哲学的重要性。应该说，科尔施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科尔施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不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吗？列宁不是一般的职业哲学家，他的哲学思考也始终围绕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他的哲学不重要，更不能否定他是一位哲学家。事实上，列宁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考、回答时代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兼哲学家，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卓越的哲学家。列宁始终贯穿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留下了大量的哲学名著，其中突出的代表作便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还应该说明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应该到他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更应该到他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中去寻找，如果我们透过列宁的政治实践，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相当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功能，也相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现实，从不教条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同样地，科尔施指责列宁用哲学评判科学，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列宁总是号召哲学家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以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发展。但是应该指出，科尔施的《反批判》一文写于1930年，科尔施实际上也把列宁哲学的后继者，即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当作列宁哲学加以批判。而列宁逝世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实盛行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一方面哲学成为论证现实，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哲学理论极度贫乏，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牢牢地打上意识形态烙映的贫乏的哲学理论被看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内加以推行，其他形态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则被斥之为“异端”，这种“布尔什维化”过程必然会进一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尔施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实，只不过他错误地把这一切都归于列宁。

其次，他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这种批评则更需要具体分析。应该指出，科尔施这里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批判经验主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高扬现代唯物主义的旗帜。由于斗争的需要，列宁在该书中，重点强调了唯物主义方面，以捍卫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因此谈论得更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较少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只是把它放在认识论的基础地位加以论述的。而列宁专门研究辩证法的专著《哲学笔记》只是于1929—1930年在苏联出版，当时科尔施可能还无法读到，这就给科尔施以误解，仿佛列宁是不重视辩证法法和实践的。这是他批评列宁哲学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种理论传统，即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统。

列宁最初是通过普列汉诺夫来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列汉诺夫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并且认为“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21]实际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观点被列宁继承下来。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22]可见，列宁实际上也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曾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23]而这种“推广论”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24]用这种“推广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的结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在自然领域，这种哲学坚持的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是与历史和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不可能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的。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5]与之相对应，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它注重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本质。

而科尔施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虽然是一种先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只探讨和人类实践及其历史相联系的自然，脱离人类实践去探寻所谓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也是近代哲学不能克服主体与客体、历史和自然关系问题根本原因，它还会导致一种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形而上学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其哲学的主题和形态同传统近代西方哲学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理论主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脱离人类的生活世界，去追寻所谓绝对的、永恒的、由人的理性所建构的的形而上学的虚幻世界，也不再力图去穷尽整个宇宙世界的绝对真理，而是把眼光投向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即如何求得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成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这种理论主题的转换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不再是像近代哲学那样，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而是立足于人类实践，关注人类生活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正是这种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科尔施对列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评。

应该说，无论是东方的列宁哲学以及后来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中的结果。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差别和相互批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补充。对于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争论，我们应该把这种争论置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判。其实当时的背景科尔施自己都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一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的主要批评对象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差别，然而由于以苏联为主导的第三国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排斥一切理论异端，这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就进一步发展为哲学争论；三是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争论，但争论结果不是通过理论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政治强力予以解决的，它造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理论视野，以及科尔施对列宁及其后继者的提出批评的具体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应该把理论家同革命导师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分歧和争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应该因此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目的就是从政治上反对和颠覆列宁主义。正是那种把革命领袖的思想置于不容质疑地位的教条主义以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恰恰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

三、后期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尔施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4）、《卡尔·马克思》（1938）两部论著中，集中表达了他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

1．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四个规定

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四个基本原理：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科尔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马克思阵营的两种倾向提出的。一种是抽象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顾时间、地点、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处套用；另一种倾向是俄国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和革命模式神圣化、普遍绝对化。科尔施通过引证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的所有热烈争论的问题，如果用他们的一般形式来论述，就会像有名的先有鸡或是先有蛋的学究式争论那样无法解决和毫无意义，但是如果用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就会不神秘，也不会无结果”。^[26]应该说，科尔施当时提出这个论点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和实际批判，这种批判既包含着对客体的经验考察，也包含着主体的价值追求。科尔施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实证的科学和哲学，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了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他指出列宁曾经对这种倾向作出过有效的批评，但由于其哲学思想的直观性和过于强调哲学的政治功用，因此未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尔施这里实际上依然是发挥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思想，其失误在于脱离科学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处于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出于独立的理论兴趣才认识现实，而是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去认识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也不是对他感兴趣的对象都有同等的兴趣。它关心的只是和它的目标有某种联系的事物，某个特定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特定方面与它的实际目标愈有联系，它就与关心这个事物和事物的这一方面”。^[27]他由上述观点出发，一方面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脱离人类实践的自然界，同时他也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当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马克思特别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脱节和失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状态。同样地在社会领域的非经济基础领域中，马克思关心的也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科尔施这里的本意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批判的、积极的和革命的方面，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了，必须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革命内容，指导无产阶级革命。

2．《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

《卡尔·马克思》一书最为集中体现了科尔施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该书中他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性质上看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理论，他是通过阐发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同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的原则区别来论证他的上述观点的。在他看来，“历史性和非历史性”原则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同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根本区别。科尔施指出，这种“历史性和非历史性”两种不同的原则根源于不同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实践中也曾经表现出它的革命性，但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出发，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一方面被改造和打扮成无偏狭的纯粹客观的实证科学，丧失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能力，沦为现存社会的辩护者，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社会形态看成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准备阶段，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否定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病态，其主张的“发展”只不过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进化，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封闭的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事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它是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看作一切社会生活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谈论历史的发展时，一般说他们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魔力范围”。^[28]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立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立场，把“历史原则”贯彻到底，使得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不仅运用这一原则分析地产、资本、地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性质，而且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全面论述，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明确说明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个性、自由、教育、法律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它们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之上的、具有历史特征的形式和观念。科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历史性原则既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形而上学、封闭性和狭隘性，同时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质。“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非历史的方法，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和在科学上是守旧的；即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原则早就最终地取得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时获胜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由对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进攻者，猝然地变成了反对继续推进发展倾向的现存制度的护卫者”。^[29]因此，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进步已不再存在于资产阶级原则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批判中。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发展的原则适用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马克思则一方面把前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文明社会的预备阶段，同时也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本身也应该区分为在社会诸多方面带有资产阶级痕迹的第一阶段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第二阶段。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现实性，“对当前社会的一切关系和观念，毫无例外地从它们与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表明这个时代特性的社会形式的现实联系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也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历史的产物，同社会的历史发展一定的阶段和一定的社会阶级有着现实的联系”。^[30]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历史阐释为物质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的组织形式不断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对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区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理论虽然具体内容存在着差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斩断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而马克思则是从“市民社会”入手，在市民社会这一经济基础上发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行使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其结果是越是勤劳的阶级就越贫困，因此就必然产生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科学，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真正科学，“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

通过以上论述，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和革命的理论，这种批判和革命理论从其方法论上看是以马克思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从其社会基础上看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运动，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其理论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实证的研究，而是采取批判的研究，它既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科学，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详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研究在其当代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倾向和走向它面临的实际的彻底变革的道路。从这方面来看它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31]

第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尔施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价值立场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32]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市民社会的秘密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尔施着力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两个维度来阐明他的上述观点。

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得它逐步丧失了其原本具有的进步性，而变得越来越偏狭。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立场研究经济学，其代表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该书已经预示了《资本论》中的革命性思想，但是在该书中他把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目的归结为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第二阶段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研究经济学，其代表作是《资本论》，在该书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即关于商品的价值根源于“劳动”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剩余劳动”的概念，强调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中“剩余劳动”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的经济学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商品和商品生产背后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受价值规律所支配的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以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也超越了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抽象的“异化”概念，更加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的必然性和导致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研究强调的是仅仅从理论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真正消灭“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只有通过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真正克服这一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没有使经济学泯灭于历史、社会学和空想主义中，而是相反地为了按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的经济经济基础，使得对社会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般的与不明确的的形式精确化。”^[33]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其社会和历史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必然由此得出革命的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他的社会和历史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因为它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决非是哲学思辨和空想的结果，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本质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第三，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科尔施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自身特殊的内涵，体现在“马克思以双重的对立，即一方面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另一方面同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而阐明的如下尖刻的反题是适用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4]科尔施指出，和费尔巴哈脱离社会和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不同，马克思把“自然”理解为社会和历史的，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当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由于处于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之外的“自然界”并不直接影响人类历史，因此，“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并不取决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35]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处于人类实践活动和人类历史之外的自然界，而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的性质的看法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破除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用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二是既然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类社会历史，那就意味着应当通过社会变革来克服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就是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运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研究，最终形成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科尔施后期马克思主义观中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研究的结果，因此，他反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成是对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历史哲学，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的表达形式，在严格意义上讲仅仅运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的研究，仅仅以适当的扩展专用于其他历史时代。而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脱离这种特别的、或者总的说来脱离任何历史的运用，又这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制造出一种一般的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36]其结果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反是用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论证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学。正因为如此，科尔施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基础上的，而不需要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为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并用不同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哲学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或者是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又重新带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或者是混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批判超越的结果。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说，恩格斯是通过斯特劳斯的宗教批判的影响而走向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则是通过政治批判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虽然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和《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宗教批判以及所阐发的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有所影响，但马克思仅仅是把费尔巴哈当作一个同盟者并很快就超越了费尔巴哈，这主要体现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方面提出“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这一论断，另一方面又肯定“宗教批判在德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赞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同时又认为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非历史的唯物主义存在缺陷。直到1844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一方面批评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批评“历史”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视野之外。“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把现存的和发展的社会实际从其主观方面去看，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并从而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把‘历史的过程排除在外’，因而从来不能在它最狭窄的与特别的领域理解解决任务。”^[37]

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一方面对黑格尔哲学有所肯定并曾经信奉过黑格尔哲学，因为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是以“倒立的”方式第一次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具有内在的规律，以及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和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颠倒”和改造，二者从研究历史和社会的原则看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废除了黑格尔社会理论中的“国家观念”。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是绝对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的真理。马克思则把国家看作是由社会物质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了国家的现实物质基础。第二，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发展观念”。在黑格尔那里，所谓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马克思则用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从而破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主义。

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具体内容，科尔施除了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以及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之外，还总结了马克思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于经济；从社会角度理解经济；历史地判定一切社会现象，认为革命发展的客观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承担者则是社会中的阶级。科尔施在论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有三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针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指责，科尔施进行了反驳。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技术决定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力看作完全是由自然科学和工艺学所决定的，更不能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技术成果与社会应用之间的失衡，上述观点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社会性规定，即马克思不仅肯定生产力中的自然科学因素，同时也强调生产力中劳动的社会性质与人的精神因素。

其次，科尔施批评了当时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观点。由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由此造成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把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社会现象，如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等都看作是“虚假意识”，认为只有直接的经济斗争才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其他斗争形式都被认为是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目的的运动。科尔施对此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世时就在批判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是就展开过批判，它没有看到政治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和巨大作用，必然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最后，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一种哲学方法，而是一种科学经验的方法，实际上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一种实证科学。之所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证科学，是因为它就其理论形式而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格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就其内容来说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学研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科尔施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分内容，从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阐释看，他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近代唯物主义的区别与特殊性，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看来，由于“自然”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那里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就意味着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的性质，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的解放就必然是同一历史过程。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上述特点既意味着马克思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从而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一问题上，科尔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理论家并无不同。但是在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问题上，科尔施的观点则较为独特。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遵循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原则，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经验科学，而这种经验科学并不需要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为其寻找哲学基础。科尔施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

对于科尔施的上述观点，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理解。其一是从科尔施所处的理论背景去理解。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之所以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主要是针对当时对待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如考茨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实证科学，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内容，其结果是钝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另一种观点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如伯恩斯坦，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借口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自身的哲学内容，因而用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科尔施认为前者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主义解释，后者则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原则区别。因此，他在该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书时，又出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其特点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他们又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知识论哲学的立场来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推广和运用的结果。在科尔施看来，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仅没有体现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和实质，而且是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的近代哲学又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科尔施强调不需要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寻找哲学基础。在他眼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本身就是内在统一的。其二，他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验的实证科学，而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批判的而非实证的，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的表述？科尔施在这里其实讲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由于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形成的，因此他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验的实证科学是从其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的层次讲的。而他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批判的而非实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和理论功能的层次讲的。事实上，从他论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过程中看，他恰恰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倾向，强调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内在统一正是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突出特点。

【注释】

[1]［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4]［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6]［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7]［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8]［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9]［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10]［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11]［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2]［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13]［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14]［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15]［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6]［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7]［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8]［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19]徐崇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20]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2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11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2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5－11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26]［德］科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第248页，

[27]［德］科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第250页。

[28]［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29]［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30]［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9页。

[31]［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32]［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33]［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34]［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35]［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36]［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37]［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