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向思想专制的蜕变

第三节　思想教育向思想专制的蜕变

清初统治者一方面急于安定天下、稳定权力，另一方面出于对汉不服满的疑忌心理，再一方面对封建颓势的敏觉，不得不倚重于强化皇权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以实现其稳定天下的政治目的，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不免时有粗暴之举，使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专制性蜕变，从对教的重视滑向对法的依赖，滑向以压代导、以刑代教。

一、禁止政治批评

《大清律例》中列有“妖书妖言”罪，分明是以法律手段来处理思想矛盾，对不同思想诬之以“妖”而予打击，甚至把一些学术思想的分歧也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使一些有思想的士人无辜受屈。清朝动用法律禁止民间的思想传播活动，定例“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结果是滥用妖言惑众罪，钳制人口，使大众处于政治压抑状态。清朝强烈抑制社会上的政治议论。雍正帝明确禁止“腹诽朝政”，不准议论政治。清朝还强烈抑制学人议政。明文规定，“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这对政治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却因此扼杀了学人中的思想解放与思想创造的任何可能性。清朝还对以史讽今保持高度警戒，甚至有意贬明，以凸现清、明更替的合理性。

二、实行文化专制

清朝假编纂《四库全书》之名，在全国征集图书，实际上寓禁于征，假征之名寓禁之实，禁书范围逐年扩大，把宣扬民主思想的、反封建文化的、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都予以销毀。乾隆连下几十道禁书令，组织大小官员在全国范围内查缴古今书籍，销毁被认为“妄伪”的书。乾隆帝很有点杀气腾腾，“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东华续录》）。禁书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数量之多、手段之酷，都是空前绝后的。乾隆帝时烧书几十次之多，究竟烧了多少书，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章太炎《哀焚书》中说，“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删改的更多，这不仅是一场文化浩劫，更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杀手锏。与此同时，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般只准出版科举用书，认为“旧时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掌故丛编》一辑）。

雍正皇帝对宗教思想也进行皇权控制，他撰写《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教义的论辩，强力禁止禅宗僧人法藏及其徒弘忍所著的《五宗原》，勒令《五宗原》毁版，焚书，弘忍门徒还俗，同时强行发行自己的《拣魔辨异录》，广泛传播，宣传佛教教义必须以此为据。他既要当国君，也要当教主，其意在于控制宗教思想传播。雍正还著有《大义觉迷录》，刊行全国，家喻户晓，欲使人人“觉迷”，把吕留良门生曾静反清案搞得影响很大，结果是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其著作烧尽并毁版。乾隆一上台则以《大义觉迷录》为特号禁书。雍正帝靠文化专制进行思想控制，几至极端。

清朝学术界受程朱理学思想控制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谢济世没有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注释《大学》，被雍正认定为“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交给臣下讨论，无人敢提出不同意见，结果惨遭横祸。清朝搞文化专制，封杀异己思想，有意造成士人百姓不会思考、没有思想的严重局面，阻碍思想的发展。

三、兴文字狱对士人实施思想制控

清朝还不惜以罗织附会，捕风捉影，大兴文字狱，搞思想罪，实行思想专制，作为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举措。虽然一些统治者从理性上也认识到不应以语言文字罪人，但难以改变其思想专制的本能。

康熙时庄廷鑨写《明史》被认为有反清内容，庄被戮尸，株连七十多人。戴名世因其《南山集》被认为是反清之作，株连三百余人。雍正时有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出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是有意宣示“雍正”去头而处死。乾隆时蔡显《闲闲录》引用古人《咏黑牡丹》诗，其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认为暗指清朝以异族居皇位而犯忌，被剖棺戮尸。徐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诗被认定为影射清人愚昧而遭杀头之祸。胡中藻有句诗“一把心肠沦浊清”，乾隆以之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而把胡凌迟处死。单乾隆一朝就发生文字狱七十多起，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其文网之密、文祸之多，都是空前的，在知识界形成白色恐怖，受害的多为下层的知识分子。龚自珍曾感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为吃饭而著书，成为士人的普遍心态，严重地摧残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力，制造了沉闷压抑的社会思想氛围。

但对清朝的文字狱问题宜作冷静甄辨，从政治需要角度看，对以文字公开鼓动反抗清朝的，对具有朋党作患性质的，都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为，政治上严厉处置是可以理解的，是巩固权力的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清朝的文字狱案，可以看出更多的是针对反清思想，主要是对权力安全的过敏，而非对民主思想的拒斥，对当时的鼓动对君权的批判的士人，都只是把他们边缘化，而并非采取高压政策，说明清朝的文字狱，只是着力于镇压反清思想，而非着意于排除民主意识。

清朝思想专制的结果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为皇至贵，皇权至上，乾纲独断，夜郎独大，唯我独尊，而士大夫则不知耻，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只有媚态与奴相，出现见猫为虎，见鳝为蛇的窘态，以“多磕头少说话”为立身秘诀。一些人满足于“出一言而盈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结果是皇愈威而民愈愚，国愈贫而官愈贪，官威愈盛民气愈不振，清醒之士无奈地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喟然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