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思想道德意识领域情况复杂。
一、政治可控性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其间有过短暂的统一，但多处于大动荡、大分裂的离乱状态，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与生存危机，政权更迭，豪族贪婪，民族相残，战乱不已，人生无常，祸福难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据史载，百姓“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魏书·高祖纪》）；“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书·贾疋传》）；“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人民惨苦不堪。连曹操也深有感触，不能不哀叹：“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社会底层的民众陷入深深的生存危机之中难以自救。
战祸连年，权力倾轧，社会动荡，导致皇权弱化，神圣不再。秦汉建立起来的一元化政治体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政治权威性也因此受到巨大的振荡，政治动荡使社会上的政治可控性随之弱化，政权短命使民众中的权力神圣性产生动摇。社会上普遍滋生了蔑视君权的现象，阮籍《大人先生传》公开扬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鲍敬言与葛洪在论辩中写了《无君论》，也批君臣之设乃虐贼之源，这也是一种重家族、轻朝迁的思潮的宣泄。佛教宣扬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实际上也是教权对君权的一种示威与对抗。那时不慕皇族权威势盛，但重士族门风显赫，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权力的政治权威性减弱，因而也就削弱了对社会思想控制与道德导向的能力。
二、思想无序性强
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社会思想制控无力的疲弱状态，秦汉时期形成的思想一元化主导体系也因此崩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批判精神扳倒了一切思想权威。魏初曾一度名法思想活跃，“学者师商韩而尚法术，竞以儒家为误国”（刘邵《人物志》），但很快就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了，而后出现了思想无序状态。
一是宗儒非儒思想俱在。汉以来占有思想导向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新兴的玄学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的猛烈冲击，出现了社会性的思想迷茫与道德困惑。社会上突破儒学思想束缚的情绪很浓，儒家道德意识的权威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儒学思想主导地位的危机。特别是士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成为一种时尚。嵇康针对张邈《自然好学论》中说的“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指出，“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难自然好学论》）。干宝《晋纪总论》中也说，在晋世“学者以老庄为宗”，以“黜六经”为尚。吕南公的《灌园集》中也说，“士风莫肯用心儒训，唯谈老庄为事”。《颜氏家训》也说，“士大夫子弟皆以涉博为贵，不肯专儒”。一些人发出深沉叹息，“今世之人不务经术”。可见汉朝构建的儒学独尊的大厦崩塌了，结果是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随俗沉浮、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主导地位成为现实的难题，为此儒学承认现实，吸取道、释思想，以丰富自我、重塑自我，成为现实的需要。
二是倡佛反佛思潮同行。在南北朝，一方面一些统治者看到佛教的治国安民价值，大力扶持佛教，甚至以佛教为国教，鼓励出家，使佛教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南朝宋义帝以为，佛经内容丰富，多是至理之言，足可以开导人心，“若使率土之滨，皆从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梁武帝肖衍也说，“惟佛一道是为正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已成为一些帝王治国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一些统治者灭佛，一些士人批佛，也很强烈。北朝魏太祖、周武帝都曾大搞毁佛运动。
三是兴玄反玄风气共时。那时对玄学思想倡得很热火，批得也很猛烈。“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风炽盛说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与社会心理，但也有其致命弱点，清谈不实，玄虚无的，是非、廉耻模糊化，对政权建设、道德教化都易于产生消解作用。一些士人也深以之为不然。傅玄对当时“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现象深为忧虑，以之为“亡秦之病”（《晋书·傅玄传》）。据史载，南齐有个张融临死前立下遗嘱，入殓时要一手执《孝经》、《庄子》，一手持《法华经》，这说明三教取舍为难，这反映了当时的思想选择艰难的社会心理。其实儒、道、佛三种思想都需要，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选择。
三、道德弥散性蔓延
汉朝营建的、儒家倡导的社会道德礼仪风尚受多方面冲击。
一是受胡风销蚀。从东汉末年经十六国到北魏的统一，两次人口大迁移，胡人内迁，胡汉杂居区扩大，北方的个性旷达，不拘小节的胡人之风也因此南移，给汉族社会道德风尚带来巨大振荡，在社会生活中增添了几分非道德的野性，虽改善了社会思想文化生态，促使胡汉文化的优化变迁，但也不免产生一些思想文化的冲突，出现了“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状态，连妇女也公然挑战传统礼俗，蔑视传统礼教，反映了思想道德意识与规范的重新调整的社会需要，这也为玄、道、佛道德意识的社会风行提供了开阔的空间。
二是被政治淡化。一些有为政治家出于其统一中国，结束分裂混乱局面的政治需要，求才若渴，重才不重德，曹操屡下“唯才是举”令，存心矫正汉末只重德行操守的旧习，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公开宣布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只要有才就可任用，“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三国志、武帝纪》），这说明在政治家心目中，不是道德至上，而是政治至上，道德服从政治。据史载：许邵曾对着曹操的面，说曹操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一听竟大悦而去，因为曹操得到了“乱世”的认同，满足了“英雄”的自许。
三是受玄道释思想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蔑视礼教成为一种时尚。儒家是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礼义约束自己，以理性抑制情感，以维护社会群体的和谐，然而利益追逐、个性解放的诉求者，都必然以牺牲礼义的恪守为代价，都是儒家所反对的。魏晋士人不赞成儒家所提倡的收敛、自省，认为所谓礼法德尚无非是为了压制百姓、束缚下民，他们竭力提倡放任、纵欲、不拘礼节，呼唤个性解放。所以，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忠臣义士殉节。
四是受商人金钱至上意识腐蚀。由于经济发展、商业发达，社会竞奢侈靡之风盛行，以仁义为宗的儒家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出现了解体性征兆。早在汉朝已出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状态，到了魏晋南北朝，为利益奔逐现象更加凸现。据史载，当时的一些官僚名士贪婪无度，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百道营生，积财如山，好侠无赖，“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大名士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礁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晋书·王戎传》）。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货财，商贩百万”（《晋书·刘胤传》）。当时社会上频传斗富故事，也可见奢靡风气之盛。晋惠帝时有个鲁褒因“伤时之贪鄙”，写了一篇《钱神论》，对当时的以钱为神、物欲横流、豪奢无度的社会风尚，予以深刻的嘲讽与猛烈的抨击，“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强滞，非钱不拔；怨愁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钱真可以说是“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不仅有钱可以赎罪，还可以买官，“钱多者趋前，钱少者居后。处前则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这里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揭露统治集团的贪鄙腐败及贵族官僚经商贪财之风。史称当时“疾时者共传其文”（《晋书·隐逸传》），说明其文得到社会的共鸣。事实是社会上的金钱崇拜意识使一切道德说教都化为乌有。上层荒淫无道，豪门斗富竞奢，导致世风难正，德尚为难。
面对这种朝野的道德状态，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也不无觉察，认为民风国势堪忧，傅咸曾上疏揭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附傅咸传》）。面对社会上的奢靡之风、钱神之论、宠赂之彰，如此国势民风，即使有识之士也因难而怯，人们陷入了道德迷茫，哀叹“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藉《咏怀诗》）。人们都希望有一个“朝无铜臭之公，世绝钱神之论”的社会道德风尚。在这种政治可控性弱、思想无序性强的情况下，社会统治思想不能不作出新的选择与组合，然而这却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
可见在政治动荡、国家分裂的背景中，要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寻求整齐思想意识，同化道德风尚，诚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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