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教的教育体系构建

第二节　以法为教的教育体系构建

秦朝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清晰而完整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具有清晰的指导原则与目标指向。

一是以今为据。秦朝十分明确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当前的中央集权，这是思想政治领域的战略目标，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服从现实需要，而不是为了张扬先王文明，因此思想道德教育中拒绝一切崇古思想意识与复古政治主张。虽然法先王还是法后王之争在春秋战国期间早已存在，但那只是思想之争，在秦王政执政以后，已经演变为事关生死的政治之争。李斯主张应时而变，反对以古为法，更反对以古非今。以古为法是认识问题，而以古非今则是政治问题。因此，李斯甚至提出“以古非今者族⁽¹⁾”的严厉举措，其目的是为了阻遏反对变革的思想逆向运动，坚持以法为统的政治方向。放弃以德为本、以道为导的传统，采取以力为本、以法为道的新规，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从现实出发，以现实为范式，以现实为目标，为现实服务，任何复古意图都是一种离心运动，都是与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这个指导原则反映了法家的进取精神，拒斥经验依赖，防止陷入先王之教的历史惰性之中，张扬了批判性、革命性的教育风格，因此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以一为宗。秦朝有清晰的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即一民心、一民力、一民之规，以一言、一教，别黑白而定一尊，使万民一从、天下归一，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以形成并强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思想意识形态，以思想上的统一维护政治上的统一。《韩非子·显学》中说：“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即都主张思想要统一。秦国统治者反对游食之徒，反对“说者成伍”、“六虱成俗”的社会思想混乱现象，反对以歪门邪道思想淫民乱众，强调壹言、壹教、壹刑，这是《商君书》中反复重申的思想，只有一教，才能一民心、一民力，才能万民一从、天下归一，才能天下稳定，才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三是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中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理论主张，李斯则把韩非子的看法转化为思想教育中的施行原则，他直接向秦始皇提出“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政策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有力支持而成为社会性行为。以吏为师有两个内涵：一是吏有社会管理与民众教育的两大责任，是吏就应该履行向社会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之职，政教合一，寓教于管，这是符合教为政本的传统思想的；二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官员，思想道德教育必须置于权力制控之中，贯彻权力的意志，保证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方向。思想道德教育以吏为师的结果出现一些片面性，社会管理代替社会教育，虽强化思想管理，却忽视了思想教育，导致思想道德教育简单化和强制性。

四是以法为教。秦朝思想道德教育的明确指向是，“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以至于人们“驩（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语书》中也说：“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法的本质是教，目的是使人为善，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秦坚持“事皆决于法”的教育理念，以“明法度”为主要职责，把法家思想作为社会性的主导性的思想意识形态，排斥法家思想之外的任何思想的宣传教育，把所有其他思想的传播都看成是对主导思想的政治干扰。秦认识到“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官吏懂法，执政以法，是社会有序的条件；百姓知法，守身以法，是人心稳定的基础，因此以“秦律”为主要教材，决意通过法制意识教育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把普及法律意识放在首位，使法家思想社会化。而实际上“秦律”教育主要是防止与惩治盗、贼，可见主要是社会治安教育，旨在防止反秦意识的出现和反秦势力的形成。秦朝的法制意识教育是很深入的，也是很成功的，“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几乎家家备有商、管之法，可见其法制宣传教育是深入普通百姓之中的，出现了“其言谈者必归于法，动作者必归于功，为勇者必尽于军”的局面，甚至达到了“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一》）的程度，秦的政令法律的宣传教育的深广度由此可见一斑。在秦朝由于政策法令宣传的深入，权力的权威性已不再如夏商时期那样靠不可知的神秘性来维系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性也因此得以提升。

五是以功为的。秦国基于对“大争之世”、“多事之时”的时代认定，对“当今争于力”的社会理解，基于其霸业追求、强国指向的战略目的，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积极推行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韩非子公开宣示，“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可见，秦国引导耕战事功的思想教育指向是很明确的。秦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国家的力量在农战，人主的尊严在农战，“能行二者（耕战）于境内，则霸主之道毕矣”（《商君书·慎法》）；而且意识到，创造“以力得富，以事致贵”（《韩非子·元反》）的社会心理氛围，可以避免社会思想混乱，“任功则民少言”（《商君书·靳令》）。因此，秦朝思想道德教育始终以鼓励在耕战中建功立业为主题，围绕并服务于耕战事功这个中心，对举国上下进行坚持不懈的耕战事功意识教育，把全部社会力量动员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来；而且认为民都有好利心理，只有耕战事功才能最大限度地召唤民众、组织民众。这种“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杀臣》）的思想道德教育，既适应了秦人的尚强尚力的本性，也适应了秦始皇本身也是“伐能矜功”（《盐铁论·褒贤》）的个性特征，因此这种张扬事功精神的思想道德教育为全社会所接受，但虽易于聚合人们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形成精神优势与强者情商，也易于滑入急功近利与非道德主义的误区，挤压了道德的生存空间，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