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机制与柔性运行

第四节　刚性机制与柔性运行

一、政治家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体制

周朝思想道德教育是政治家主导的，是政教、礼教、文化三位一体的体制。

周朝所推行的是政治家主导的教育机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人在周朝思想建设上的贡献在历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周公旦是集大成者，是政治家，是思想家，是出色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者，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教育实践上，都有很多建树。他使思想道德教育从原始的自发性走向自觉的主动性，从直觉性交流走向理性化思维，使思想道德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真正做到天下归心。

虽然说黄帝、尧、舜、禹、汤，包括伏羲、神农等，都在开创思想道德教育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但其思想道德教育活动还是处在比较简单的直觉经验状态，没有进入理论思维层面，也难有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周公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富有创造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几千年中，他第一次把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上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政治地位上来思考，他第一次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到理论层面来思维，他第一次把执政者自身的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执政的首要地位来施行。现在保留下来的《尚书》是我们研究周朝思想道德教育史的最可信的文献，《尚书》共有28篇，其中有19篇为周书，据学者考证，这19篇中的11篇为周公力作，通过这些诰文把周朝的政治目标、思想指向、道德规范、教育要求，向社会公众作清楚的陈述与告白。《酒诰》篇是告诫康叔戒酒勤政的，《多士》篇是对贵族的训辞，《君奭》篇是对召公的训诫，《无逸》篇是对成王不要忘记殷亡教训的要求，《立政》篇是对成王的真诚教导，实际上也是一批谕俗文，向社会宣示官民的道德规范。由此可见，周公开创了行之有效的训诰式的公开思想教育体制，创立了上下双向教育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上以德教官，下以孝教民，既追求训政价值，也寻求训俗功用，以形成上下和谐的思想道德氛围。同时，还建立了制礼、作乐并行的，外规范、内感化共时性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为后人所仿效。

周朝官师合一、政教一体，其思想道德教育已不再是民间的自发性存在，而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引章学诚的话，即“是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³⁾。《尚书·泰誓》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是说，化育万民的权力与知识的两支力量，是双轨运行，但这里实际上是强调“君”应该同时是“师”，要治教合一。政权存在方式决定思想道德教育存在方式，奴隶主阶级不仅主导社会的物质生产，也主导人们的精神生活。最高统治者具有最高的教育权威性与最大的教育影响面，可以利用权力的社会声誉，直接发布文告，向全社会提出思想道德要求，千方百计把思想道德要求制度化、规范化、刚性化，从而为全社会所遵从。而且可以说，在周朝已设有思想道德教育的专职官员。《周礼·大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周时已有官方组织的教育百姓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知识技术的专职人员。

虽然，诚如《文史通义·原道》中所说，西周时“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法教无二，官师合一”，但西周时是官师一身而二任焉，并非合二而一，秦朝的官师合一是有官无师，只有政治没有思想，只有制度形态没有思想教育形态，不免陷入歧途。

二、推行躬身立教模式

1.把“彝教”放在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

“小邦周”打败“大邑商”，说明国之兴亡不在天意而在人心，靠德不靠力。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周公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有深切的感受，在其施政活动中竭力倡导以教为先，一是努力优化政治道德教育，二是积极开展旨在改善民俗民风的社会性教育，三是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周朝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创举是提倡“彝教”，即常教、道德常规教育，即实施社会教化，注重民俗训导，广泛开展对庶民的道德规范教育，并注重教成与习成的结合，收化民成俗之效，这是周公思想道德教育的独创性所在。周公把一些对民众的思想道德要求布告天下，颁布了《康诰》、《酒诰》等告诫性、劝勉性的思想道德训俗性文告，具有真诚性、针对性、具体性特点，在社会性的大范围内产生教育影响。《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民众具有遵守道德规范的美德，可见周公大力推行的民俗教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回应。《尚书·无逸》中说道，“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惑胥诪张为幻”⁽⁴⁾。这是说古时人尚且互相告诫、互相保护、互相劝导，民众中不会出现互相欺诳、幻惑的邪风，可见周公意识到应该积极开展群众性相互教育劝诫，才能制止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周公在民间积极倡导孝道，认为孝道在“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中具有重要作用，把君权与孝道、政治与道德联系起来，其目的是有意识地强化人们的义务意识，倡导君臣有义、长幼有序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诗经·大雅·卷阿》：“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这里孝、德连举并重，以孝为德的主要内涵，以孝德为君子应有的品性，并以之为社会道德准则。孝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是从周朝开始，由此可见周朝敬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政治。

周朝强化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阵地，不仅强调师保对高层人士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责任，而且推行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同时兴办学校，广泛开展“六艺”教育，以使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鉴于五帝时“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国语·晋语》）的教训，周朝意识到只有对百姓进行经常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众才不会虚幻以事以言，才能保持民的诚实，才能消解存在于民间的“厥心违怨”、“厥口诅咒”的反社会心理，才能“齐民俗，一民心”，社会有序，民心和谐。

2.把上层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对象

周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政治道德对于国家兴衰的价值、民俗优劣的作用，确立了治国先治身的教育理念。周朝重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但主张对百姓教育宜宽，要“慎罚”，而对上层人包括执政者与王室人员的教诫要从严，强调执政者与王室人员要讲德行，要讲道德修养。对上层教育有两条重要举措：一是建立师保之教，二是制订官人之法。对执政者制订一系列道德规范：一是要求毋逸。《无逸》、《立政》两文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真诚告诫，“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力戒贪淫，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他意识到执政者勤政、谨行的安民意义，要求执政者“勤勉从政，谨令慎行”。二是要求恤民。他大力提倡为官者体恤民情，要“惠于庶民”，“体恤下民”，勿使民怨，“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民怨无论大小，都要认真对待，要善于理顺民情，化解民怨。周公殷殷告诫执政者，要“为政近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通志·鲁》）。有亲民近民的政治理念才能赢得政治上的成功。三是提倡节俭。他要求为官者节制物欲，“务在节俭，毋多欲”，“惟土物⁽⁵⁾爱”（《尚书·酒诰》），“勤劳稼穑”（《尚书·无逸》）。四要求以史为戒。他教育为官者自我反思、以史为鉴，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在《尚书·多士》中周公认为，夏亡在于夏末的桀“大淫佚”，商亡在于商末纣的“诞淫厥泆”，以此告诫为官者牢记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周公认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多方》），“念”即说文所解释的“常思”。周公指出，一个人或圣或狂，在于“念”，要经常理性地自我反思、自我追问，保持执政理性。五要有忧患意识。周朝非常重视忧患意识教育。《易》，称《周易》，可见完成于周，《易》是忧患意识的产物，“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的主旨是对当政者的真诚告诫，要求执政者要有危机意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周易·系辞下》）。惧，即谨慎、戒惧，以避免祸难。周提倡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居安思危意识，也即要求执政者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3.以身示范为主要教育载体

教者效也，教育就是让人模仿，人的德行、社会德风的形成靠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体验，周公深谙此道。周公不仅苦口婆心教诫为官之士，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仁政、勤政、廉政的典范，开创了中华传统政德的好风尚，成为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很有作为的统治者的典范。周人的祖先是后稷，尧舜时任农官，是农耕的创始人，“天下得其利”，其子孙曾率众治水垦荒，公刘、亶父、姬昌等，也都重视积德行善。周文王为“咸和万民”而“不遑暇食”。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教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处这样的特殊地位，犹“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唯恐失去天下贤士，他要求自己的儿子伯禽“无以国骄人”，要谦逊待士，可谓真诚之至，确实感天动地，不仅为时人所交口称赞，更为后人所美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的道德示范，很有社会感召力。周朝上层的道德示范是周朝思想道德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充分证明了正己才能正天下是一条思想道德教育的铁律。

4.把了解民情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朝把调查研究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性条件来认识，思想道德教育来源于生活，作用于生活。据古籍记载，早在三王时期就开始重视对民意的了解、民情的把握，《礼记·内则》记有“三王有乞言”，即向耆老“乞善言之可施行者则记之”，这是一种原始的征询民意、沟通思想的活动，是一种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周朝重视对民情的了解与尊重，自觉以民为镜，从民情中去认识自己的得失，实行采风制是周时思想道德教育的一大发明、一大特色。《康诰》中说：“天威棐忱⁽⁶⁾，民情大可见。”即上天的诚心必须到民情中去认识。因此，周朝上层统治者积极深入民间闾阎，了解民风、审视民情、体察民意、关注民生，下意识地组织采风问俗，收集民歌民谣，从中窥视民心，把握民情。据《汉书·艺文志》载，周朝有采诗制度，专门负责采诗的是行人之官，行人采集的民歌民谣汇集到太师那里去。据何休的《公羊传注》中说，周朝养了一些年老无子的人到民间收集民歌民谣，从乡到邑，从邑到国，最后汇集到王廷。执政者通过采集民歌、民谣、民谚以观民风、民情，体察民众的愿望与要求，执政者也从中进一步认识自己。《诗序》中讲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把采诗作为上下思想沟通的重要渠道，并以此倡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宽松的氛围和民主的风气。相传《诗·幽风·七月》记述的农人一年四季之苦，就是周公采集到并献给成王的，劝成王力戒贪逸，以民生为重，知农稼之艰难，周公把民间诗歌作为教育上层的生动教材。

5.开创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文艺载体

以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也从周朝开始盛行。《诗经》就是这种采诗制的产物，所反映的是西周初到春秋中期的社会状况与人民情绪，成了周朝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诗经》中的“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例如，热情地歌颂周人的始祖后稷“教民稼穑”的《生民》，歌颂周的远祖公刘率众开荒辟土、建屋定居的《公刘》，还有歌颂周文王的，歌颂古公亶父的等等，都反映了社会上人们对周的祖先的兴周奋斗史的极高评价，也是对周朝祖先爱民尚德的热情赞扬，这些诗的收集与传播，与其说是艺术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有效途径，可以坚定执政者敬德爱民的信仰与品性，这是社会性的自我肯定精神的自动扩散，且很有鼓动性。《诗经》中的“雅”，其内容多具情感性、生活性和调节性。《诗经》中的“风”，有不少篇是对社会矛盾的正视与对执政者的告诫，一些诗尖锐地抨击时弊，不回避社会思想矛盾，如《硕鼠》中的呐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伐檀》中的控诉，“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批判是相当深刻与激烈的。周朝统治者欢迎这些诗歌的出现，其意在于把社会性的思想矛盾消解在批评与讽刺之中，让人民把心中的思想情绪释放出来，以避免暴力对抗与思想裂变，这是对社会思想矛盾与思想导引的主动。

这些“诗”到了孔子时代，就以“诗”为“经”了，从《左传》中可以看出，在外交活动中、政治事务中，动辄“诗曰”、“诗云”，诗具有真理佐证的价值。以诗代言，避免直陈；以诗作证，增强权威；以诗修饰，以便“言之有文”；以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于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序》），以至到了“不读诗，无以言”的程度，“诗”的语言在思想交流、思想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后人从此领悟到诗在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以诗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