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

1.从黄帝、尧舜禹到夏商时期是思想道德教育自发期

从黄帝、尧舜禹到夏商是从原始社会转换为奴隶社会的过程。人们在强大的外在力量面前，深感外力的无法抗拒性，深感自己命运的不可预测性，深感自身的渺小，于是陷入对外力的盲目与恐惧。人们从生活直觉中感受到天、祖、群对自身生存的价值，发现了群体合力的作用，于是自发性地出现尊天、尊祖和尊群的思想与行为，为了寻求对自身的保护，自发地维护天、祖、群的无上权威，自发地神化大自然的伟力，形成承认天命、遵从天意、恪守天道、维护天威的思维指向，形成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社会心理，并自发地渲染与扩散。虽然夏商统治者也曾有意识地假天制人，通过强化天、神的权威来确立奴隶主的权威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在自发性的图腾崇拜、天命崇拜的蒙昧性、神秘性中进行的，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存在的；而且这个时期虽有思想观念，但缺少思想体系，其行为是思想道德观念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和传递方式。

2.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道德教育自觉期

周朝开始，思想道德教育走向自觉，这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周朝是奴隶制的全盛期，出现了思想道德意识转换为思想道德教育的自觉，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开创性自觉；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转化期，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探索性、开放性自觉。如果说周朝主要是统治者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认识的自觉和教育践行的主动，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性自觉，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学说的百花齐放的局面。

从周朝到战国末期，思想道德教育的自觉表现在诸多方面。人们发现了人的价值，发现了人心向背的意义与人自身的伟力，出现了从重天向重人的转换；人们发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思想的力量、道德的价值，士人之于权力、政治之于军事，地位上升，形成以“道”干“势”的社会思潮，开始从重军事战向重思想仗的转换；发现了思想教育的社会价值，意识到三寸舌强于百万师，一人辩重于九鼎宝，整个时代成为“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出现了思想传播扩散的社会性热潮，广大知识人走向政治生活的前沿；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社会共向性自觉，虽然出现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等不同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但都为治国安民献计献策，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型作理性思考，为结束纷争形成共向心理，为统一天下寻找新的思路。周朝的思想道德教育还主要是执政者所主导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士人广泛而有深度地投入到思想道德教育中去，既影响上层，也影响社会，使思想道德教育呈现出学术性、多元性、争辩性的鲜明色彩，既凸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性，也凸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性，并开始了思想道德教育自身的理论思考，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开放性局面。

3.秦汉隋唐是思想道德教育成熟期

从秦统一中国到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走向成熟，并富有成效。无论是社会主导思想的选择与确立，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构建与健全，还是思想道德教育运行的科学与有效，都显示其在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国家强盛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力。大汉、盛唐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并形成东方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强大的文明影响力，不能不归因于思想道德教育功能的最佳发挥。

秦汉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成熟首先表现在政治定向上，这就是通过思想道德教育确立国家的主导思想，以形成上层与百姓的思想上的统一，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政治统一，把从政治上、思想上“定于一尊”视为自己的政治责任。其次表现在根据时代的发展由思想专制到思想宽松、思想统一的及时转换上。秦国的以法为尊，汉初的以道为尊，汉武帝后的以儒为尊，应该说在其统治思想的选择上都是成功的。秦前期依靠法家思想统一中国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制度而采取思想专制措施也是必要的，秦的短祚主要原因是秦二世的政治腐败；汉初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构建思想宽松的社会环境，与休养生息的经济发展方略相吻合，是顺民心、合时势的高招；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针，也是顺应时势的，适应了强汉目标的转换，适应了称雄天下的政治需要，并从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秦汉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以思想一元化维护政治上的一元化的努力是很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努力也是很成功的。

魏晋隋唐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熟，则主要表现在开放性与丰富性上。虽然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都坚持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它不像秦朝那样排斥法家之外的任何思想，也不像汉初那样冷落道家思想之外的各种思想，而是以儒家思想包容与吸收道、释、法等思想，并丰富自己，使儒家思想更具融合力与涵盖力，显示了儒家思想的开阔胸怀，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多元圆融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时空张力，不仅适应政治需要与社会需要，为大唐盛世增添了无限风采，而且从此以儒为宗、多元圆融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社会适应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验证。

4.宋元明清是思想道德教育滞后期

从宋朝开始，思想道德教育的保守性与滞后性相继凸现，面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思想道德教育应作内容变革的努力，却只作了同向深化的思考；应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促进社会维新、经济变革的时代责任，却只注重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功能。宋朝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严密性、逻辑的思辨力、理论的精微性、实践的深层化，都已经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在强化爱国观念、民族意识，强化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的同时，也强化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理论深度，但理论臻美而思想保守，以思想道德教育掩盖政体变革的需要，强化对新思想与新的生产关系的抗争，并且呈现出疏离经济、扭曲人心的严重弱点，从此演变为历史的惰性。

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变化，为了挽回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颓势，不能不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力：一方面改变空疏无用的理学教育的旧习，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容忍启蒙思想的出现。但传统包袱沉重，统治者出于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还是习惯于以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保守性来加强对全社会的思想控制，抑制新思潮的蔓延，抗拒新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延续封建主义的生存期，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于是思想道德教育中出现保守性、反思性、求变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

二、教育主导思想选择的历史轨迹

一部思想道德教育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历史运行不是直线的，往往是在前后左右摇摆中前进的，历史有自我矫偏能力，虽然似乎出现反方向运行问题，但“反者，道之动”，实际上是历史的自我调节。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时代的思想道德教育都有其较明确的主导思想，从汉朝以后儒学思想始终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具有指导思想的恒定性，但实际上并非“吾道一以贯之”那么简单，各个朝代的主导思想存在时代性的变异，这一是因为受到前朝经验教训的影响，二是因为受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影响，在确立各个时期教育主导思想时，各有所尚。

周朝的思想道德教育一反夏商尊天、敬神而重人、尚德，形成后人钦慕的成、康典范性王朝。但周朝的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官府的礼乐教化的一个声音，到后期难以为继，生气渐衰。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崛起，思想道德教育指导思想上呈多元状态，出现了思想及其教育的民主性、探索性的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适应了列国纷争的政治时势的需要，但出现了社会以儒、墨为“显学”，秦国以法为主导的不同选择。秦朝意识到思想多元有碍政治统一，矫之以思想专制，排斥法家思想之外的任何思想，借以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导致思想的专制与单一化的压抑，造成秦的短祚。汉初对此深有所悟，以秦为鉴，一改秦之尚严而为汉之尚宽，以黄老思想为主导，致力于营造宽松的思想氛围，出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但出现对社会矛盾的软弱。汉武帝毅然矫正其尚宽之失，采取儒学独尊方针，强化思想教育的权威性，适应了强汉追求的需要，但一则汉之儒实为《春秋》之儒，二则实际上是阳儒阴法，并未独尊，到汉宣帝时才真正“独尊”，却很快陷入脱离实际、疏离人生的神学化、谶纬化的误区，引起人们对儒学独尊合理性的质疑。作为社会的一种自发性的矫正，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这是对秦汉以来教育指导思想上的“独尊”的抗争，使思想道德教育出现了开放性、丰富性的生机，赢得了非主导思想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但主导思想疲软，无助于国家政治统一追求。虽然隋唐承前施行儒、道、释三教圆融的开放性思想体系，但较前强化了以儒为宗的地位，到唐朝的中后期致力于强化道统意识，思想道德教育中所张扬的儒是道统之儒。唐朝教育指导思想上虽在外延开拓上下工夫，却始终存在理论深度不足、理论创新不力的缺憾。宋朝教育中坚持儒学主导思想地位，但做了深化性改造，使理学思想取得教育主导地位。虽然可以说此后八百年之久坚持理学思想的教育主导地位，却很快暴露其道德至上的极化性偏失。为矫理学主导思想之偏，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心学主导的教育思潮，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思想主导的教育思潮，清时期出现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追求。

由此可见，历代思想道德教育主导思想的选择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以经验为基础，以传承为主线，以时代个性为特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意。一部教育史基本上是以儒学思想主导的自我延续、自我矫正、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过程，既保证了主轴的稳定性，也焕发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意，努力避免教育传承中的僵化与迟滞，坚持了教育的活力追求，保证了思想道德教育传统的生命力的延续。由此可见，历史有很强的自我矫偏、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教育思想理论发展变化的轨迹

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理论虽然不是独立存在，往往寄生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之中，却有一条清晰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发展线。一切先进理论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批判的、革命的，都有一个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也不例外。

1.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草创期，代表人物是箕子、周公

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商周之交的箕子，是他开始尝试对思想道德教育作理论构想，即使只是零碎的、草创的。而真正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治国要务，从理论层面作政治思考的人物，首推周公。他构建了以礼乐教化为内涵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框架，这是有文化品位的理论探讨，具有开创性意义。其礼乐教化的理论创意在此后历史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但虽有理论雏形，却未成理论体系。

2.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创造性竞争期，代表人物是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墨子，还有管子、商鞅等，形成儒、道、法、墨等不同教育理论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探索与创造的高峰期，创新成果丰硕，使思想道德教育从社会生活形态上升为学术形态。虽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呈多元性状态，却具有时代完整性的特点。这个时期是思想道德教育领域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是思想教育理论创造的辉煌时期。

3.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实践化探索期，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秦汉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探讨则更多的是追求一元独尊的教育权威性目标与政治功利性价值，寻求思想道德教育与政治关系上的理论突破，深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的理论认识，出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建设上的新的高峰。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致力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化与实践化的理论探讨。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尚存学术泛性，那么董仲舒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则专指性鲜明；如果说孔、孟、荀是把周公思想与先王的思想道德教育经验作理论化的探索，那么董仲舒是把孔、孟、荀等人的理论作实践化的努力。毫无疑问，董仲舒是那个时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师。

4.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开放期，代表人物是王通、韩愈、道安、僧肇、竺道生、慧远等

魏晋隋唐时期，思想道德教育拓宽了理论视野，提升了理论建设中的文化品位，延伸了理论空间，强化了理论的丰富化与教育的开放性指向，凸现了人文化走向。

5.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深化期，代表人物是朱熹、王阳明

从宋朝开始，思想道德教育深化了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把理论研究推向深层，强化了伦理本位性的理论特征，达到了中国思想道德理论建设史上的新高峰。

6.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维新探索期，代表人物是李贽、王夫之、黄遵宪、戴震等

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一股遒劲的教育维新思潮。新思潮对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理念勇于提出质疑，并展开猛烈批判，呼唤教育应以人的解放为主旨。他们作出了思想道德教育向近代化转换的努力，并逐步深化，但虽有对旧的批判，却缺少新的建树。

从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情况看，有三大走向。一是从理论的依附性向独立性发展，神学性向人学性发展，工具性向本体性发展，政治单向性向社会综合性发展。二是思想道德教育理论颇具时代风格，如周的简明，春秋战国的开朗，秦的威严，汉的庄重，魏晋隋唐的旷达，宋的精细，明清的灰重。三是在理论的竞争与碰撞中不断发展。在理论指向上有权力本位、社会本位、人本位的不同价值定位上的冲突，在理论个性上有尚德尚力、尚柔尚刚、尚因尚革、尚道尚势的争辩，在理论主导权争夺中有儒、道、释、法的碰撞以及朝与野的思想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