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陈永贵在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他43岁才开始扫盲，49岁竟能在首都大会堂面向一万多听众作报告，侃侃而谈，赢得了阵阵掌声。他讲得好，首先是他干得好。他带领大寨人改造了虎头山，治理了狼窝掌。他带头塑造的“大寨精神”，震撼了神州大地，激励了亿万愚公……

毛泽东评点原文

陈永贵在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的文章。^[1]

（陈永贵）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2]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3]

陈永贵简介

陈永贵（1915～1986），著名劳动模范，大寨典型的创始人。山西昔阳县人。父亲陈志如，雇工，从外地流落到大寨安身，终生打工为生。因贫困，卖掉了妻子和儿女，仅留一个陈永贵在身边。到大寨后落脚在一个姓贾的家庭，后来陈志如仍因贫困找不到生路而回老家上吊自杀。

陈永贵小名叫金小，又名荣贵。落脚的贾家有几亩薄地，也难得养活几个人。陈永贵跟所有穷孩子一样，从小就给地主放羊。放羊没有工钱，只管几顿饭。陈永贵成人后，身体很结实，力气大。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半个驴。原来有人在他和一头驴身上分别放了150斤东西，然后再加100斤。驴倒了，他却昂然挺立。20岁时，农活他无一不会，也没有干不了的重活儿。1948年，经贾进才介绍，昔阳第一区区委书记张怀英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不久，大寨搞起了互助组，贾进才牵头，把陈永贵也拉进来了。贾进才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发现陈永贵比自己能干，坚持推荐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成为“让贤”的佳话。毛泽东后来对陈永贵说：“有贾进才让贤，才使你露峥嵘。”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发展很快，进步明显，1952年，他的小组出现了一部分亩产500斤的高产田，在全县比较少见，于是他成了全省的劳动模范。

在集体化的头一年，大寨有个普通人预言过一大二公的弊端：“办社好是好，就怕养活不起干部。”还有的说：“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陈永贵听到这些话后，立即召开了党支部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重要的一条就是参加生产劳动。他规定，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委的劳动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支委。陈永贵说：“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不是好干部。”1963年时，队里对干部有误工补贴，陈永贵开会多，补100个工，他只要了45个，另外几个干部也是少要。从1964年起，他们全部不要了，干一天才有一天，开会或是在家做账，一律不算劳动。陈永贵规定了三不准：不准不参加劳动；不准自私；不准特殊。60年代后期，他又将“三不准”具体化了：不准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这些规定，他都自己先做到。在他的带领下，会计是“万笔清”会计，保管员是“放心保管”。

陈永贵是个讲认真的人。在大跃进时期，各地虚报产量成风，争相放卫星。在会上领导问他：“人家几千斤上万斤的上去了，你们怎么办？”陈永贵答道：“我们产量上不去，哪个亩产达到了万斤，我请他去我那里吃拉面。”有人笑道：“人家亩产万斤了，还用得着去你那里吃拉面？”“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成。”不管领导怎么做工作，他一口咬定，大寨的亩产540斤，一斤也不多报。后来《山西日报》一位副主编到大寨，按省委意见再一次做陈永贵的工作，希望他能上北京。陈永贵摆头说：“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某位领导几十年后回忆说：“在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昏天黑地的年代，陈永贵是晋中地区惟一没有说海话的劳动模范。在全国我只知道，彭大将军在大跃进年代是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

1963年是大寨的多灾之年，连遭七次灾，并遭上了数百年不见的大雨。陈永贵顶住了空前的天灾破坏，也顶住了任何人难以拒绝的外界援助。他向党员、干部和群众做细致的工作，分析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一、不依靠国家，就等于支援了国家；二、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显出了集体的力量，使大家更爱集体；三、自力更生可以激发大家奋发图强，对个人有利；四、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长人民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五、对锻炼干部有利，让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六、可以带动兄弟队也克服困难，有利于开展革命竞赛；七、能培养社员战胜灾害的勇气和本领，对今后战胜灾害有利；八、国家可以腾出钱和粮支援其他灾区，能促进全公社的团结；九、对培养接班人有利，等他们长大了，也能学先辈的榜样；十、自力更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他先提出了“三不要”（不要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接着又提出了“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他宁愿累死，也要保住劳动模范，保住大寨的红旗，不能让人挑出毛病。他要让所有人看着，他陈永贵能干别人不敢干的事，绝不是吹出来的。在他的带头苦干下，到年底果然实现了目标，创造了奇迹。

1964年1月19日，人民大会堂集聚了首都一万多名各界人士，听陈永贵讲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故事，那个会是北京市委和北京人大出面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的万里。陈永贵戴着白头巾，穿着对襟褂，带着一脸憨厚的笑，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说：“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光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他的讲话文风朴实，语言活泼，令人耳目一新。这年3月，毛泽东听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大寨情况的汇报，十分高兴地说：“好！穷山沟里出好文章。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到年底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那天，他还请了一些劳模吃饭，其中有陈永贵，并当面夸奖了陈永贵。1966年9月，陈永贵作为中阿友好代表团成员，随团对阿尔巴尼亚访问。

1967年4月，昔阳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陈永贵当上了一把手，负责领导全县18万人的革命和生产。这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陈永贵又被请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给他莫大的鼓励。

回到昔阳后，本地的派性斗争仍然激烈，干部被斗得灰溜溜的，正常的生产无法抓。他形容当时干部的苦处：站着吃饭立着尿，夜里睡不上安稳觉，老婆骂，孩子叫，干上一年不落好。还说：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请一个记者代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了五条意见，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斗干部。不斗干部，那么“文化大革命”斗谁？这在当时几亿人中，很少有人这样提出要求。

信发出后，许久没有回音，陈永贵坐立不安，提心吊胆，望眼欲穿。终于，到了11月的一天夜里，上级领导打电话告诉他，收到一份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连夜打印往下发。陈永贵悬着的心落了地。短短几天内，那份文件飞快地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多少干部痛哭失声。没过几天，陈永贵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信，上至省委书记，下到生产队长，都把他当成了救命的菩萨。有的信写得情真意切，读了让人落泪。陈永贵赢得了广大基层干部的好感。人们议论说：这样的信“除了陈永贵没人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批”。

陈永贵有一句能够刻画他自己的话：“想新的，干大的。”的确如此。1967年当上县革委会主任不久，他就提出拦河造田的大计划。为调动群众积极性，他独自在大会上宣布，“等秋后大丰收了，社员们欠的集体的粮，一律免掉！”他接着说：“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而是我们干部欠群众的。年年说丰收，年年不够吃，那怎么行？”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干部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免掉的数字达到两千万斤，人均100斤！有的干部怕陈永贵犯错误，建议地主富农不免或少免，要他多想想。他果断地说：“想什么想？通通免掉！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饱饭，战犯都还要吃饱呢。通通免掉。”1968年，果然丰收了，产量超过了一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免掉了两千万斤的数字，得到的却是两千万斤实在的粮食，收获更大的是全县十几万人的衷心拥护。陈永贵深有体会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敢干。”“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1973年9月在党的“十大”上，陈永贵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家乡出现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奔走相告，锣鼓齐鸣，鞭炮震天，好不热闹。有人回忆起1958年的扫盲情景，当时陈永贵也在扫盲之中，他识字的积极性挺高，走路吃饭都带着笔记本练习。县里开干部会，他也记笔记，画的符号多，真正的字却少。吃罢中饭，他跑去和人对笔记，人家都要午睡，便对他说：“算了吧，种地的人，认那么多字干什么，你还想当中央委员？”人们一阵大笑，他也咧开大嘴一笑了之。

陈永贵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同时兼任了晋中地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也是军分区第一政委。按规定，他必须转户口，穿军装。但他却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三不”的要求：不搬家，不穿军装，不拿工资。同时提了个“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地委，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县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队里。以后当了副总理，他将这个“三三制”重新换了内容向毛泽东提了出来，即：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处跑，三分之一回大寨。他还要求从钓鱼台搬出来。他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还要求其他政治局委员向陈永贵学习。

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一年他65岁。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25日晚，陈永贵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3月29日，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送别的有200多人。同时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对陈永贵作了公正的评价。

试析

毛泽东认识陈永贵，是从认识大寨开始的。陈永贵改变了大寨的面貌，也使他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也就带来了陈永贵个人命运的极大变化。他在社会舞台上，扮演过英雄的角色，创造过人生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一个穷山村。全村75户有800亩耕地，其中50％为4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农、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78％，却只有20％的耕地。那时全村平均亩产粮食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来斤。建国后实行土改，1952年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当时陈永贵担任社长，贾进才担任支部书记。1953年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自己任副书记。这个让贤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1953年秋，他们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到1962年，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上升到774斤。

中共晋中地委发现了这个典型，先于1959年12月在大寨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中共山西省委于1960年2月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70％的房窑塌了，庄稼都倒伏了，23％梯田的土层被冲光了。大寨人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的新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大寨人还帮助后进队一道发展。有人想不通，陈永贵说：“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有人赶嘛！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帮自己周围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据此，山西省委号召学习大寨“一带二”的新经验，目的是在全省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4年1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人介绍了大寨经验。他的生动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实况转播后，收到了全国四面八方发来的表示钦佩和学习的许多信件。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进一步扩大了大寨的影响。

1964年3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省委、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说，他在大寨蹲点，了解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严格管理，公私分得很清。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讲，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的，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他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和大寨人的奋斗事迹。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他听后立即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直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人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没日没夜地干，果真创造了奇迹。除少量绝收外，多数禾苗被救活了，并且创造了亩产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修建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面貌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高兴地搬进了新居。他们选择了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八个大字，表达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听到这里，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类似上述的评价，毛泽东后来还讲过多次。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作了20天的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同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会议上讲：农业主要学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由来。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是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的。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最后他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人代会散会后，周总理遵照毛泽东的安排，带着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四位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宴会厅，让他们和毛泽东同桌就餐。被邀在同桌就餐的还有钱学森、曾志、彭真、罗瑞卿等同志。一开始，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指干部到农村去要同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他在谈话中，含蓄地又一次肯定了大庆和大寨这两个先进的典型。他先问在座的余秋里同志读了几年书，余答“三年小学”。他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接着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陈答：“五十岁。”他说：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他还对钱学森同志说：“你是搞卫星的，卫星上天靠你了。”钱说：“谢谢主席的鼓励。”在谈话中，他还告诫四位劳动模范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

1965年9月，陈永贵出席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会上他代表大寨党支部作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的发言。有了这种“四不倒”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篇章。1980年11月党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了批语。这个《批语》实事求是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批语》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也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过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这样，就分清了是非、功过和责任，不但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的积极性。

陈永贵，作为一个来自偏僻山村的农业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并不奇怪，就像其他许多人在“文革”中犯错误一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陈永贵犯错误与“四人帮”不一样，有些人笼而统之地把陈永贵等同于“四人帮”，有失偏颇。据曾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回忆，1975年夏，陶和他的爱人贾永慈到陈永贵在北京圆恩寺住的一个四合院去看他，他告诉客人，“周总理患重病，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万一周总理和毛主席百年之后，据我的观察，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与“四人帮”斗争激烈的时刻，陈永贵能够看准这一点而自觉地站在小平同志这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也可看出他的立场所在。还有一件事，也说明问题。1986年陈永贵生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陶鲁笳曾先后两次去探视过他。每次他总是说：“我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大寨是‘四人帮’的黑样板，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自己的错误向中央作过检讨。小平同志也对我说过，你有错误，但和‘四人帮’无关，你不是‘四人帮’线上的人。有了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我死也就可瞑目了！”以上陶鲁笳同志亲闻亲见的两件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区别。

陈永贵43岁才接受扫盲，识字不多却具有思想家的深刻和睿智；他是一个农民，却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手腕。他以他的方式，将他的故乡“大寨”二字写满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以他的独特魅力，光耀了神州半个世纪，以至我们几代人在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时，难以绕开他的影响。他崇尚实干，宁肯干中有错误，不肯无错而平庸。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经营着一方贫瘠的土地，探索中国农业的大课题，影响着亿万人民跟着奋进，也吸引了众多外国人登门求教。自60年代至今，前往大寨参观的人近千万。其中外国人有2288批，共134个国家，25478人。高峰期一天竟接待了50多个国家的客人，其中有22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莫桑比克总统就来过两次。陈永贵曾说：“轻轻松松学不了大寨，舒舒服服变不了面貌！”邓小平曾经指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

陈永贵也有错误，并且错误不少。但是，正如有个作家所写的那样：“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却由自己开始；他崇尚牺牲，在要求人家牺牲之前，自己首先就已经做出牺牲了；他的面前并不缺少贡品，却无一文入私门；没到不惑之年额头皱纹就纵横交错，手指头因扭曲竟然夹不住一支烟；身居高位却拿工分，临终牵挂的是水利工程……”^[4]

陈永贵逝世后，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陈永贵是毛泽东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以自己的不懈奋斗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他留给人们许多思考。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64年3月28日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谈话（见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66～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引自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引自毛泽东1964年6月的一次讲话和一个批示（见映泉著：《陈永贵传》，第28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映泉著：《陈永贵传》，第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