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

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 小船要五百，大船要一吊

这是天津老百姓形容鱼锅伙盘剥渔船的一句老俗话。当年，鱼锅伙不光盘踞在陈家沟子娘娘庙一带，闸口、龙王庙等鱼贩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有，只是由于陈家沟子最具代表性，故而有此一说。

“日进千金的东西淀，日进万金的渤海湾”，这是旧时天津流传的一句民谣。天津水产丰富，而天津人爱吃鱼虾是出了名的。鱼虾类水产品，从捕捞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四五道环节，其中盘剥最严重的是由混混组织的鱼行，天津俗称之为鱼锅伙。鱼锅伙是聚众成伙同锅吃饭的意思。这是个牙行性质的生意，但他们比其他行业的牙行还厉害，本身既无资金又无设备，靠的是一张嘴两杆秤，多的也不过几个鱼篓，一个账桌，一本流水账（行话叫溜子），完全靠耍嘴皮子给买卖双方搭桥，从中吃“过水面”。双方各付佣金百分之十，而货款又往往不能立即交割，他们也无钱垫付，常常是赊购赊销，平地抠饼。

运蚌船抵达金钢桥畔的鱼店，摄于1934年

据知情人讲，鱼锅伙收货的秤用三十两的截半秤，卖货时用十六两秤，一进一出即白吃十四两。成交的价格多由他们做主，卖主不能提出异议。专管过秤和分鱼的伙计叫“大篓”，并无工资，全靠从成交的货中捡出一部分好货，分量折半计算，还扣佣金，作为他们的收入。渔民在冬季停止捕捞生活困难时，他们则乘人之危，利用高利贷“放冬账”，借款给渔民。转年开春捕捞时，全部的产品必须由“放冬账”的鱼锅伙代卖，价格多少，如何结账，由鱼锅伙说了算。

鱼锅伙在各码头占地为王，渔民或贩鲜鱼的商船只要进了河，他们争先劫船扣货，谁先得手，货就归谁代卖。那些权势较大的鱼锅伙例外，他们可坐等贩鲜鱼的渔民与鱼商送货上门，别的鱼锅伙不敢在途中截留他们的主顾。民国年间，津人李燃犀在《津门艳迹》中讲到，有个姓李的鱼锅伙主人叫李三，乃是陈家沟子的混混，带领许多打手，在此设立锅伙，立秤拿佣。凡是由海河来的渔船，都得卸在他的锅伙里，由他家开秤售卖。李三在河东一带叫字儿，亦是打出来的天下。这年三月由海下来了许多渔船，载着的都是黄花鱼。到时天已将晚，照例要等到次日次晨，由鱼锅伙主人李三出来开秤。谁知道渔船主管人曹大虎生怕这船鱼一夜的工夫放臭了，自作主张，不及知会李三，私自开船售鱼。这一来，惹恼李三，酿成一场械斗。《津门艳迹》虽然是通俗小说，却也道出旧时鱼锅伙独霸一方、不可一世的实情和盘剥他人、聚敛钱财的手段。

1934年夏天黎明时分，金钢桥文盛鱼栈门前的售鱼场面。照片上的装鱼铁桶上还有“北塘”等标记

鱼锅伙不但压榨渔民鱼商，他们之间也互相倾轧竞争，聚众群殴，死人伤人的事屡有发生，以致成为天津一大害。陈家沟子四合鱼锅伙安家与共和鱼锅伙高家发生群殴，安家的人用火枪挑死高家一人。老铁桥（今金钢桥）河沿潘记鱼锅伙潘林与张记鱼锅伙张海为了争夺主顾，潘林收买混混黑心刘，用刀把张海捅死。盐坨（今中心广场）万合鱼锅伙任万合与季家楼脚行头子魏佬因争生意，双方出动打手数十人。任万合的打手冯二、肖佬等打死魏佬的打手二人，魏佬不服，勾结天津护城河清廷炮兵，用四门土炮轰盐坨，市面大乱。此时，正值运粮钦差路过天津，闻炮声惊惶不堪，责令天津镇台、道台追究责任。结果肇事人魏佬、冯二等投案，被砍头示众，一场风波结束。以上均见于文献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下令取消私人渔行，成立官办渔业公司，统一经销进入天津市场的咸淡水产品，当时称之为官渔行。但他们对渔民、渔商亦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官渔行随着清朝的覆灭而消失，鱼锅伙因而又复活，直到1949年解放才在天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