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既是自己的恩师，又是自己的岳父，毛泽东对杨昌济终生怀有崇敬和感激之情。那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哪些方面，毛泽东是如何怀念的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

杨昌济简介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几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1895年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的学问，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刻苦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参加南学会，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他赞成变法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谭嗣同为变法而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杨昌济经过戊戌变法的实践，大开眼界，认识到：“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他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1903年赴日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都，心怀中土”。

1909年杨昌济考入英国#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年夏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有一事对他印象极深：德皇威廉一世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但杨昌济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后来又陆续应聘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年夏，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发表了《告学生》一文，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此间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北京的新思潮春风。因劳累过度，杨昌济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

试析

毛泽东对杨昌济的高度评价是发自内心的，是客观公正的，杨昌济也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1913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前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修身课的部分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赋诗言志：“强避校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毛泽东对杨先生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同学好友去板仓杨家请教、谈心。《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论情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泽东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明确指出，除时代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杨昌济：“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反映了毛泽东对先生的一片敬惜之情。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方面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对日本可能入侵中国早有预感，并时刻抱有警惕。他在讲课时常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学生。毛泽东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产生强烈共鸣。当1915年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刻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慨，他在一师师生编印的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这种在杨昌济影响下形成的高尚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毛泽东在革命的路上，百折不回，一往无前。

其次，杨昌济的教育救国论对毛泽东影响至深。他曾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因此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受他这种教育救国论的影响，以致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被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

第三，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认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因此，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第四，杨昌济在哲学方面给毛泽东以影响。他认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热衷于对哲学研究。他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潜心研究。他宣称：“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另外，杨昌济还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学以致用，知行统一。

第五，道德伦理学方面的影响。杨昌济律己甚严，情操高洁，因而在人品和人格方面给毛泽东等学生以直观的影响。杨昌济在伦理学方面造诣很深，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分析批判深刻有力，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作了有力的宣传介绍。受其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妓”等纪律。

第六，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毛泽东在他的1913年的《讲堂录》中，就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毛泽东一生奉行“以久制胜”的持久战方针，他几十年勤学苦读，使自己成为一个学问渊博的人；他以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改造中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总之，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一生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对恩师兼岳父始终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毛泽东对杨昌济的评价，为人们、特别是为教师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1]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21～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