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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曹操是白脸奸臣,这个案要翻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曹操有何政绩和本事,赢得了毛泽东的钦佩?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持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20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执法严厉,不避豪强。毛泽东对曹操十分推崇,颇多评述,决心为他翻案。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这个案要翻

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毛泽东从来不人云亦云,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果评价错误,哪怕是千年定论,他也勇于为之翻案,曹操即是一例。毛泽东夸他是“真男子,大手笔”,依据在哪里?曹操有何政绩和本事,赢得了毛泽东的钦佩?

毛泽东评点原文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持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

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2]

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3]

曹操简介

曹操(155~220),汉魏之际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操自幼机警有智计,好游荡任侠。20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执法严厉,不避豪强。黄巾起义爆发后,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在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之机,董卓趁机入朝专权,各地豪强纷纷拥兵割据。中平六年(189),曹操拒绝董卓拉拢,聚兵五千对抗。次年参加讨董联军。10余支联军观望不前,曹操孤军奋进,战败而退,遂决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先是诱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骨干力量。接着,采纳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谋略,巩固了兖州地盘。建安元年(196),曹操率军迎汉献帝至洛阳,得封建德将军、镇东将军,任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参与朝政。不久,迫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任大将军,封武平侯,总揽军政大权,自此建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此后三年,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相继击败张绣,擒杀吕布,困死袁术,赶走刘备,占据豫、兖、徐等州,为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建安五年,袁绍统兵10万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境)。曹操鉴于敌强己弱,先以声东击西战法挫袁军锐气,继而回师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采纳部属建议,坚意据守,并相机袭烧袁军屯于乌巢的粮草,乘其动摇之时发起攻击,歼袁军7万余。袁绍惨败逃回,从此一蹶不振。十二年,曹操挥师击败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蹋顿单于,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建安十三年,拜丞相,挥军南下,夺取荆州,以图进占江东。由于他骄傲轻敌,加之时疫流行,曹军不习水战,以致在赤壁败于孙权、刘备联军,被迫退回北方。此后,虽在北方取得关中,但南征一直未能成功,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建安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进封魏王。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阳。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试析

毛泽东对曹操十分推崇,颇多评述,决心为他翻案。因为在古代帝王中,兼有文采武功的人也有一些,但像曹操这样在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皆为一流则为仅见。所以,毛泽东曾在一首诗中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这几位著名的马上天子荡过去了。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能的一代词家,但严格说来算不上政治家,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最后连父业也未能守住。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他,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数来数去,要算曹操出类拔萃了。

然而,千百年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曹操虽是个“治世之能臣”,但也被斥之为“乱世之奸雄”、“旷世奸雄”,在各种小说和戏剧舞台上,他总是个白脸奸臣。

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对曹操的身世、经历、战绩及政策进行全面研究,做了不少圈画、批注。公元196年,曹操实行屯田政策,得谷百万斛,后来又把它推广到各州郡。这对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支援战争,都有积极作用,也为后来晋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圈点断句,多处画线,有的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的这些话,逐句连圈带点,画着重线,在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透过历史的烟云,毛泽东仿佛看到了曹操当年南征北战的身影,对他打败董卓、吕布、袁术、袁绍,统一北方,又大军南下,奋战孙、刘,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的事迹了如指掌。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低声吟诵这首诗。他还找来地图查证,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触景生情,感慨系之,再次评论了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东汉的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等功劳,批评旧书旧戏把曹操说成“白脸奸臣”,并且坚定地说:“这个案要翻。”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酝酿创作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壮歌抒怀,缅怀千古雄杰,追步雄豪诗风而又超越之。

曹操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有多方面的超人之处。在如何对待俘虏方面,就表现出非常人所及的豁达大度,这也是他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不杀降”政策。

公元198年,曹操当时在兖州,重用毕谌。不久,张邈叛曹,劫走了毕谌的母亲、妻子和弟弟等亲属,毕谌十分不安。曹操对他说:你的老母亲在他手里,你可以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曹操平定张邈之乱,毕谌被曹军活捉了,很多人为他的性命担忧。曹操善解人意地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他不仅不杀毕谌,反而任命他为鲁相,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个叫魏种的人,本来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对人说:只有魏种不会弃我而去的。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讨平了张邈,魏种被捉,曹操出人意料并没有杀他,说是看重他的才华,因而“释其缚而用之”。

与曹操形成强烈反差的荆州刘表,他对江南刘姓宗族某些人据兵谋反,十分恼火,派人引诱他们来见,结果到了55人,刘表将他们全杀了。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的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着曲线,在天头上写道:“杀降不祥,孟德不为也。”认为“杀降”是刘表等庸人所为,像曹操那种伟大的政治家是不会做的。

毛泽东还批阅过《魏书·刘表传》。该传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此人在公元200年时,占地几千里,领兵十余万,祭天祀地,前呼后拥,粉墨登场,自立为帝。而曹操生前受封魏王,功高盖世,权重一时,但他始终未曾称帝,远非刘表之辈所能及也。因此,毛泽东蔑视刘表,批写道:“虚有其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再次称颂曹操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政治家。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的人物造型脸谱化,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已成为妇孺皆知的事实。千百年来,偏见掩盖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在一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有关曹操的地方作了圈画批注,主张对曹操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卢弼对曹操就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裴松之注释中引用曹操于公元210年12月所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大加挞伐。曹操在此文中,反复剖明心迹,一再陈述自己忠心体国,绝无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苦、柘、阳夏等三县,以消除别人的误会。卢弼逐条加以批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决无叛汉的意思,生前不为人理解,希望死后,自己的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指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从“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着想的。卢弼指责他“皆欺人之语也”。曹操令中说:自己带兵打仗,一向“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列举他打过的败仗,批评他是个“志骄气盛,言大而夸”的牛皮大王;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则认为是“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卢弼甚至揣测说:陈寿撰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毛泽东对卢弼的注文表示了异议,除作圈点外,还在书的天头上写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认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的手书,是了解、研究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而卢弼却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带有偏见地视曹操为奸雄,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的是非功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过火行为,因而是不能同意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没有重视这一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祢衡后为黄祖所杀。鹦鹉洲相传是祢衡于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既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认为这种一分为二的评价才比较符合曹操的实际。

1957年11月,有一天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毛泽东与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到这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是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评论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示对鲁迅关于曹操的看法,是很赞同的。这篇文章还说曹操的文词风格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之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对这个说法,毛泽东也是赞成的。

曹操不仅武功卓著,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酷爱文学,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形成被文学史家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在他的故居藏书里有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圈画过。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密密圈画。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毛泽东用红铅笔画着两条粗线,“武帝”下编者评注曹操的诗风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对此圈点断句,足见他对这个评价是重视的。《短歌行》是曹操的名作,诗中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些句旁,毛泽东都密密加圈。这首诗既有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又有收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在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很是本色、通脱。毛泽东在该诗标题前,用红、蓝两种笔色作了圈记。

《观沧海》,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率军平定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后,班师途中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所作。全诗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获得胜利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在好几部诗集里都圈阅过这首诗,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草体手书了全诗,作为练习书法的内容。他在北戴河时,常独自一人面对大海,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

对《龟虽寿》这首诗毛泽东也很喜爱。该诗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的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可能是由于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这次班师途中病死了,年仅38岁,从而引发他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12句恰分三层意思:一层是人终究是要死的,这是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一层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一层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如清代沈德潜在自己编选的《古诗源》中于该诗的末尾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毛泽东不仅自己书写这首诗,还建议别的同志学习这首诗。1961年8月25日写信给胡乔木,劝其安心养病,信中引用了曹操的《龟虽寿》,并说:“此诗宜读”。在1963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又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南史》卷22“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都以为定死无疑,并置办了棺材,不料不久病情转好,最后活到90多岁。史家据此写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读到这里,随手拈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意思是说并非是“天道”不可知,全在人们自己的“养怡”而已,实乃“己可造命也”。

毛泽东曾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过: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命老人啰。你们搞医学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毛泽东生前在与他的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还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杰出的诗人。曹操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所以,毛泽东推崇曹操,为他翻案,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此事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方法。

【注释】

[1]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22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2]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

[3]引自胡哲峰、孙泰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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