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腐刑而发愤

司马迁受腐刑而发愤

司马迁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拜的杰出人物。他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智慧，也从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共产党员的“五不怕”。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1]

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2]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司马迁出身于西汉一个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掌管历史和天文的官)30余年，曾有志编撰汉兴以来的史书，未竟身亡，临终弥留之际，要求司马迁继承他的遗志说：“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在父亲的培养和教育下，从小博览典籍史册。他从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期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后，心怀远大抱负，外出游历，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考察史迹，采访史料。后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并奉命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即其父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之职，官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他秉承父志，利用职务的方便条件，广泛阅览金匮石室的国家藏书，大量摘录典籍史册，访问熟悉历史事件的有关人士，订正和掌握史实。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所制新历较旧历恰当，适应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时年42岁。7年之后，正当司马迁潜心著作之际，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力战兵败而降，他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遭受残酷的腐刑。后获赦出狱，任中书令(皇帝身边的秘书，多为宦官充任)。

司马迁身遭腐刑这一极不人道、被人歧视的奇耻大辱，忍受着莫大的精神痛苦，但他并没有在厄运面前消沉下去，而是以超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对史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发愤继续《史记》的著述。经过1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93年，也就是在司马迁53岁时，最终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润饰，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巨著。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书完成不久，这位饱受艰辛屈辱的史学巨人悲愤地离开了人世。

除《史记》外，司马迁作赋8篇，均已散佚，惟存《艺文类聚》卷三十引征《悲士不遇赋》片断。又撰《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

《史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或《太史记》。本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历时3000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130篇，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526500字。

《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司马迁死时，了解《史记》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10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有些纪、传系后人补作。今本130篇掺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显然不及司马迁。

试析

毛泽东对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与学习，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认为司马迁20岁以后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史迹，搜集史料，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对社会和历史增加感性认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十分赞赏，因而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他在1917年暑假，与朋友萧子升作伴，用游学的方式，从长沙动身，遍游省内安化、宁乡、益阳、沅江等五县，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实现了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讲堂录》)的初衷。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之后，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戎马倥偬，仍然利用游击战争的间歇时机，坚持搞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兴国、长冈乡等数十万字的农村调查。全国解放以后，虽然日理万机，但他60％的时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工农业的生产建设情况。1961年8月在庐山，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谈起自己有三个夙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写自己的一生，包括缺点、错误，让世人去评论。以上说明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司马迁在受腐刑之后写给他的朋友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叙述了他受刑的原因，受刑后痛苦的思想斗争，支持他顽强生活下去的信念和追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信中说，他之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如果伏法受诛抗争主上的戏弄，回击流俗的讪笑，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须知著述“草创未就”，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实现，决不可就此轻生。况且那些留下传世之作的圣贤人物，哪个没有经历过厄运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为了撰写不朽巨著，司马迁决计“隐忍苟活”，在天汉三年毫无惧色地接受了腐刑。在他心中，只有完成此书“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毛泽东十分钦佩司马迁这种为事业、为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不屈不挠精神。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其后，毛泽东多次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段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为逆境所屈服，愈挫愈奋，有所作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引申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在构撰这部开山巨著的过程中，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震四海的帝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首事的功勋，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著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边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固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饰其心胸狭窄，过于自负，甚至滥杀降卒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史德之高。《史记》已成为一部世界性的史学著作了。其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节译本层现迭出，日本学者还精心编撰了《史记会注考证》。

毛泽东赞赏和学习司马迁实地调查的做法，极为推崇司马迁为了进步事业，不畏逆境勇于拼搏的精神。司马迁的风范和他的《史记》，影响了在他以后无数的中国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注释】

[1]引自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58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2]摘自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68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