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理论的时代意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纯粹学理性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在学理理解上的舛误和囿于教条的解读，针对与指导现实也必然是无力的。我们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简单泛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都牵强附会地说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期望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路径，这无疑会窒息或削弱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梳理与分析，绝不是出于历史考证目的或幽古情结。理论是时代的心声，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才能更好地前进。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在前面导论中已经指出，不管是在理论上，回应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挑战，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需要，还是在实践上，当前和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支撑，需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意义。

社会主义历程的曲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绝对化、简单化，对资本主义缺乏历史地、全面的分析，把一些本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归于资本主义，甚至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是坏的，凡是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异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都属拒绝、批判、专政之列，把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变成目标，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很长时期不敢讲二者的继承性、联系性以及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

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沃斯莱所说：“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p.Worsly.Marx and Marxism.London：Tavistock，1982：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p.米尔斯也说过：“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谁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者。”（樊锐.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0（4）.）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它至今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释放着巨大的影响力，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由理论成为现实，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存和竞争中修正、弥补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并在诸多方面也得到了完善。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是社会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资本主义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汲取着营养。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成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共同的理论遗产，形成了两条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认识的主线。

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别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理论在当代的价值。

第一节 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对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导的实践中，坚持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实践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策略原则，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创新和突破。列宁的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列宁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也是根据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许多新特征，一些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颂扬帝国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上，批判阶级斗争的荒谬，鼓吹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考茨基等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抛出“超帝国主义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矛盾。对当时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的揭示，直接影响着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提出。列宁在1915年研究了大量的有关帝国主义新阶段发展情况的材料，于1916年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这本著作是列宁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新阶段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的全面总结。列宁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这些科学认识的体现。列宁在这些著作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它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08.）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决定了它的历史地位的特殊性，即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有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或过渡性，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指出，竞争变成垄断，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反而使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在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被加强和加剧了，由此而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战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上实现突破。“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9.）列宁的这一理论指引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结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共同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创新，列宁就不可能提出“一国胜利”论，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抓住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时代特征，使人们从本质上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坚定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在政治理论方面，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和阶级学说，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1.）“政治就是各阶级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0.）“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列宁文稿（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7.）政治就是“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4.）他还给阶级有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经典性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这些都进一步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批判方面，列宁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了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8.）“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那末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政治外壳。”（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所有这些观点，应该说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又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当然，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在实践中的运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没有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出现更没有同时在几个国家产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的俄国成为现实。创始人理论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前后继承的纵向的关系，而在现实中则转变成为更为主要的共存的横向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与教训，使深悟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真谛的列宁，重新认识和摆正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他提出：“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2.）列宁把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称为“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2.）1917年10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的小册子中，明确提出把执行经营管理职能的国家机构接收过来并加以利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总的说来，列宁面对现实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不但突破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列宁的理论没有偏离，而是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给当时走出社会主义困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途径，然而列宁的早逝使这一政策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在其后的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之淡出。在政治方面，列宁在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形式，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上，列宁又创新性地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深刻地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中央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的、排斥市场经济的体制逐步形成。在这种所谓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下，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竭力清除资本主义的存在，在国际上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其思想渊源是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即所谓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及其外部各存在一个市场，两个市场共同存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4.）这使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隔绝，在经济上与当时的发达的生产力隔绝。而这种理论在政治方面也必然反映为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对立和拒斥，在政治行为上演变为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恩格斯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9.）斯大林模式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偏离了本国的实际，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作教条化的理解。邓小平曾在苏联解体前的1985年8月评论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从恩格斯与邓小平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成正向关系的。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教条化理解的危害。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的国情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史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理论，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从而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从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到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到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按照实践的要求而创新，这才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客观情况，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努力创新，大胆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念，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从而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前进的方向，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上，邓小平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想。①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他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还指出，除非出现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否则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国家的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②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它已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邓小平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高效率地管理经济，发展生产的根本问题，这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奠定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③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针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实践上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之一。他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这一重要特征，也使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质的东西。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他在1871年发表的《法兰西内战》小册子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邓小平在1979年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其自身扬弃的过程中，像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样，在资本主义母体中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方面有着反映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普适性的东西。

20世纪最后10年，当一些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教训，为如何去研究与对待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资源。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科学的体现，成为我国新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

1992年6月接见香港一位知名人士时邓小平就说：“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13.）邓小平与列宁一样，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以历史的深邃的目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突破了把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标志的传统观点，奠定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邓小平也有着广博的胸襟。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能上不能下的缺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一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落后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5.）在政治方面，邓小平虽然历来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邓小平还曾深刻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邓小平接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深刻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唯有踏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梯，才能进入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阶段，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共识。江泽民在2000年6月下旬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四个重大问题。这也表明了在世纪之交，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许多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以其科学的、理性的精神，同时也是在自我批判中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这些特点成为社会主义成长的理论遗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虽遭受挫折，但是其厄运不是肇因于怀疑，而是肇因于教条、迷信。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和英国的海德门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态度，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信中他两次提到，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针对法国“马克思派”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695.）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今天依然如此。在当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最需要的是彻底摒弃长期以来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做深入的检视、反思与批判，结合国情，重新发扬马克思的批判与反思的精神。

第二节 理论营养：资本主义的反省与自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实践上它改变了世界，而且还表现在它在观念上改变了世界，使人们在思维上无法回避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

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把马克思留给现今人们的观念体系称为“马克思的遗产”，把当今的人们称为自觉或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在他看来，尽管当今西方社会主流拒斥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精神是驱散不走的，当今世界的人们都生活在马克思的影子中。“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3.）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追随者的范围，使人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出回应，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尤其如此，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有了马克思之后，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看待技术了；也不能忽视阶级了。我们不能再把历史看作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再把政治和经济当作各不相干、毫无牵扯的两回事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文盲。”（阿尔文·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托夫勒未来对话录.粟旺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198～199.）“它已经对象化为当今世界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点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初始条件，从而反过来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于世界的意义产生了改变。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其实质是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包含它的对象化成份在内的世界意义。”（叶汝贤，孙麾.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0.）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世界进程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由理论成为现实。20世纪前半期，社会主义制度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堡垒，两者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影响还表现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震撼。经济危机的持续爆发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自我变革能力，在其批评者的深刻剖析的参照下而日益加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也出于生存的本能寻找着求生之门。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资本主义，并成为资本主义反观自身的理论资源，资本主义也在部分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不断扬弃自身的局限，激活自身的生机与活力。

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在他看来，批判精神就是马克思的遗产和精神的基本内容，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也正是体现了这一鲜明的特点，成为它在当代的最根本的意义。

资本主义在20世纪之交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性的后果被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所淹没。也由于部分地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相应的发生了调整与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国家经济干预的职能增强、推行福利措施、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张等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许多的重要的变化，公民的政治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在法律上得以确定，同时政治制度中的参与机制、分权机制、监督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基本矛盾。虽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其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可能自然消失，但这些甚至可以被视为政治进步的政治变化，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同角度的理解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政治学流派，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批判依然成为一门显学。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一些政治理论流派尤其是左翼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鲜明的特征和重要的影响力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派别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正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判本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理论不管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构成了其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资源。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之间的联系，可以更进一步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在当代的影响。

首先，在对于政治制度的本质认识上，尽管在分析方法上与以前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仍然坚持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尼科斯·普朗查斯和拉尔夫·密利本德。

普朗查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观点重新解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论。他认为，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多元结构整体，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主体发挥着平衡社会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具有阶级性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平衡的社会秩序。“国家的职能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与此同时却从政治上来组织统治阶级；防止被统治阶级在国家中心作为阶级出现，但导致统治阶级在那里作为阶级出现。”（［希］尼科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05.）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制度是以国民大众的面目出现的，“在这种国家机构中，一切行事看来都好像并没有阶级斗争存在”（［希］尼科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04.）。普朗查斯还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对其阶级实质的掩盖，起到了瓦解无产阶级，组织统治阶级的双重作用。

而密利本德则用实证性的分析和批判的工具主义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制度阶级性观点进行了论证。密利本德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阶级性实质。一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占据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队等机构中的位置，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他们不能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支配。“他们将设法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很容易被大量证据所证实。资产阶级国家一般总是（着重号为原著所加）倾向于由那些有权支配资本主义生活的‘私营部分’（或公营部分）、而且属于同一阶级的人管理。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国家显贵的人，总是倾向于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享思想上和政治的专横。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倾向于偏袒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的企业。”（［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4.）二是资本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凭借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占有，成为现代国家中最强大的压力集团，从而影响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政策。“这一点也很强有力。由于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特征的巨头的出现，使这一论点变得更加有力。这些强大的联合企业显然必定要成为政府的衡量标准。”（［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三是密利本德认为：“国家是一个‘结构性的’、客观的和非人格的东西。这一论点的实质不过是：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国家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面的，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国家的人员的情况，也不决定于资产阶级能够对它施加的压力。在这里，国家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这种‘结构的强制力’，不管这些政府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愿望和作过什么许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对这一点任何政府总要屈从，而且往往较早就屈从了。”（［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8.）如果说前两种分析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观察，那么，第三种则是密利本德用自己的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重新诠释。

其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多个学派中虽然由于研究方法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持态度也因此不同，但是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进行了批判和分析。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有着较为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自由和民主的背后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的奴役与控制。经济自由对劳动人民只是被迫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身体，言论自由则是人民大众自由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享有的选举权力也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力。有权力选择主人，并不意味着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相对马尔库塞，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都比较温和，他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局限性、虚伪性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其进步性与合理性。德拉·沃尔佩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求的民主，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民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密利本德也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它的实质是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反抗压力，起到遏制阶级冲突的作用。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系统考察，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保证民众普选权的同时，抵制民众的权利，削弱民众对决策的影响。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在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上，尽管深受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密切相关。他们在辩证法、市民社会理论、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阶级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卢卡奇、萨特、德拉·沃尔佩都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例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本性，强调人的实践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地位，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量和异化力量。他们指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存在状况提出的，但它在20世纪并没有过时，它不仅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20世纪人类存在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性格结构、心理机制等的分析批判都是从马克思异化理论出发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

以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介绍，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定性，目的是进一步说明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并在某些方面充实、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批判的政治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美］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见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而这种遗产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可看出来：在20世纪末当东欧剧变、西方理论界欢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然而，当代西方最久负盛名的几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尤·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吉登斯等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充分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当代的意义，资本主义作为其批判对象的现实存在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过时。（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见叶汝贤，孙麾.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决定了我们必须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现实。而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使我们必须重新梳理与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现行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实践总是在呼唤着理论的先行，期待着理论的证明和引导。理论支撑的需要，必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挖掘。本书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研究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