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理论的特征

第一节 时代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创新的政治文明理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4.）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目标，并且他们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8.）。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理论创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全新阶段。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它的科学的批判精神，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上。它在理论层面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在实践层指向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局限，进而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坚持把针对“副本”（上层建筑）的批判归结为针对“原本”（经济基础）的批判。他们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出发点，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做出评判，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当时的批判虽然说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想主义倾向，但也表现出马克思的人道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他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德谴责上，而是进一步从私有制的客观运动中探寻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缘由和本质。马克思后来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因素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得到孕育和萌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马克思在价值问题上超越了他们原有的看法，开始走向劳动价值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为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先后写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

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和分析不断地走向具体化和系统化，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运动论、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论、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而系统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物、财富的研究，而是对凝聚在物、财富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生产关系的研究。列宁曾经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马克思认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经济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揭示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这也证明了马克思从历史主体性的角度得出的一个深刻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主客体关系颠倒——人被物（资本关系）的力量所奴役和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基础的物役性现象（异化）的揭露，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

正是有了这样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与批判，有了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种种局限与弊端深层次根源的挖掘，才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坚实基础。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不但直接或间接地表征着其经济基础的内容，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经济基础，这种制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极不公正。也正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完整和具有更强的穿透力。

因此，不能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经济批判的结论。这是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命运和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永恒的主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以主体的人为出发点，从伦理道义的角度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在其较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4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人异化的后果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批判：“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支配和吮吸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3～464.）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就“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烙印”（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门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普拉塔各州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动被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工具，这样，梅瓦阿格利巴把人说成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这种物役性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对立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也会受到异化。恩格斯说：“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粹是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2～643.）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多维视角的批判，从历史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道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地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美］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战略与管理，1994（5）.）迈斯纳进一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方面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的是赞扬而不是批判，只需回忆一下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现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赞美，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政治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肯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批判。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从具体的层次进行分析，但是从原则上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9.）“政治解放同时也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2.）“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3.）“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统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1.）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把国家从神权政治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事物，扩大了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实现了国家活动的民主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5.），“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3.）

悉尼·胡克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时说：“没有一个作者能够使自己不遭到蓄意的误解。”“几乎每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都曾因为其拥有信徒而付出代价；不同的人对他就有不同的理解。”（［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9.）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甚至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一些人包括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武断地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这种直到现在还未消除影响的偏见，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造成了极其混乱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先后同第一国际内的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拉萨尔派机会主义、德国党内的杜林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斗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济决定论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不管是在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时期，其理论基础都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嗣后在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变成了一种为其政治实践辩护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不管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钢产量的年增长量等同于向共产主义目标的进展，还是当今把GDp看作社会发展的唯一标杆，从中都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子。

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性，不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定的物役性现象，反而将其错误地理解和泛化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永远会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盲目的经济力量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成为历史的主导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理论逻辑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和非科学认证，必然在客观上导致一种隐性逻辑迁移。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重视经济方面的首要作用时，并没有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过非常明确的阐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种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理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自产生以来，“都遭受着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事实上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斯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大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置于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当今被广泛地认为是过时了，这不是因为这种批判理论被深刻地加以‘反思’，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被广泛地误解。”（［美］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战略与管理，1994（5）.）

第二节 时代的局限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人们无法超越时代的实践对其认识的局限，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必然受到其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就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7～338.）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是以19世纪40—9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其背景的，必然要受到他们自己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迄今为止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本身的时过境迁也使他们的观点必然显示出其时代的难免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他们资本主义的认识的偏差有过诚恳的自省。

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危机有着比较高的估计，那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即将结束，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尖锐化，资本主义已经敲响了丧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比较乐观的期望。“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1～832.）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受到历史发展的条件和自身认识的水平的限制，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还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危机程度，认为它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可能再进一步了。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历史证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欧（在世界范围内更谈不上）还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也逐渐纠正了在《宣言》中的看法。”（何宝骥.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通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8.）1850年，他们已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普遍繁荣时期，谈不上革命高潮的到来。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1.）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言时，便及时地毫不隐晦地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前的观点进行了更正，他明确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这不仅仅是恩格斯的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展示，同时也表明他和马克思的理论的时代性特点。个别论断、个别结论难免有失误；即使个别论断、结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所依据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失效。我们不应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否则，就会陷入僵化与教条主义的泥沼。但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理论的价值。

作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发现者，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声明并强调自己的理论认识不是最后向世人宣布的“绝对真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任何思想体系都在它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它特有的思维抽象和相对独立性使它又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因其严密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使它更具有超时代性。也正是这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超时代性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有着内在的未来生命力和普适性的功能价值。而这种超时代性与时代性是不可分割的，超时代性也是通过时代性而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作为教条，而是强调创新，强调理论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创立过程，正是一个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而进行的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理论植根于实践，一生中都非常关注着资本主义新的发展与变化，并补充和修正自己的一些理论。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1）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到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后，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方法上从一般转向个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又看到了其艰巨性和长期性。

（2）马克思断言资本私人占有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资本论》（第2卷）中论述到，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原来由私人自己使用的私人资本在这里就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考察股份制公司时，就提出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的概念，马克思说：“在股份公司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公众企业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3.）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也指出，由单个资本家所经营的私人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对于股份制，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能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5～496.）股份公司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认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0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立和对抗是不可克服的，而到了90年代第三卷出版后，至少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积极的非对抗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形式。

（3）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这一观点不管是在《共产党宣言》里，还是在其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出现。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通过对过去观点的反思，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提出了运用合法手段进行和平斗争的革命形式。尤其是恩格斯，他在科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他晚年的著作和书信中，就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阐明和平的合法斗争是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手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共产党宣言》之后，在对1848—1851年的欧洲革命的总结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论断；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后，他们总结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巴黎公社的形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统一的巴黎公社原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晚年对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恩格斯1893年在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的信中说：“在英国这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当初的蛮劲，现在它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发展。甚至法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只有一些年轻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俄国，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6.）在谈到美国的情况时，恩格斯也说过：“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鉴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恩格斯在晚年1894年2月，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郑重地指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地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经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3.）他们在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著作中，不断创新，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理论。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是运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为工具，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时代基本矛盾和主题，反映了时代要求，又预示了未来的发展，体现出时代的超越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恩格斯给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表，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它是一种方向性的描述，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趋势，在体现了其实践性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其科学性。“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64.）也就是说，只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普适性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在新时期，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时也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

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过时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对他们理论无知的表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凯纳尔（Douglas Kellner）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它首先是对这种理论的歪曲）的解体而谴责它，是过分简单化和徒劳无益的。”（道格拉斯·凯纳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载于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0.）特德本顿也说过：“我认为在人文科学中没有另外的什么思想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的范围或可媲美丰富的资源，马克思主义迄今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是致命性的。”（T.Benton.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London：Macmillan，1984：227.）本书赞成这样的观点。“无论是想用现在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还是以此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不变的真理，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必须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都放在19世纪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必须看到他们自己随历史的发展而对其理论的不断修正。”（黄宗良，孔寒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毕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对社会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概括，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他们的理论总是有着无尽的活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