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公民文化的建设，当然是全体公民参与的一项宏大工程，也是在建设中不断提高公民的觉悟和素质的过程，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的过程。但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中国公民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仍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角色，其存在方式自来就是与知识、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变革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由于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因而具有较宽广的视野、较强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一般地说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影响大众、形成舆论、引领时代文化思潮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尽管在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学科的分化和知识的专门化，以及知识的实用化、资本化，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更加重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队伍分化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知识变成了谋求个人发达和发财致富的工具，而关注世道民生的文化使命感淡漠甚至消失了。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人们从传统的家庭人变成了社会人，为人们的自由选择包括文化消费方面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为了排解激烈竞争的心理压力，确实需要许多放松的休闲的文化食粮来进行调剂，也需要使许多感性欲望得到一定的宣泄。各种传播媒体之间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争相以各种方式吸引读者、听众和观众，以获得较好的市场效益。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这个历史功绩是无论如何也应该予以肯定的。但同样也必须承认的是，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将人们的一些卑劣的欲望诱发了出来，还制造了许多虚假的需要。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是需要从文化上进行批判的，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合理运用不但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需要有文化方面的规范和提升。市民与公民之间，绝不简单是一种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平面性差异，更还有一种片面和全面、低级和高级之间的差别。将人们从市民层次提升到公民层次，是文化建设必须承担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自觉承担的一项社会使命。
不客气地说，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学人的那种社会批判精神和文化使命感并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张扬。我们对于建设公民文化还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自觉意识，表现在具体运作层面，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迎合趋向。第一种是迎合低俗欲望的市场化倾向，其特征是非批判地看待市场的文化心理需求，用时下热门的话语说，就是竭力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不管这眼光是否歪的、邪的、粗俗的、色情的、暴力的、狂妄的，甚至在迎合的同时培育和诱发着人们的低俗欲望和市场需求。第二种则是迎合许多人带有浓厚愚昧色彩的英雄崇拜心理，借助于影视传媒，各种武侠英雄、帝王将相、清官大老爷纷纷登场，各种封建文化的渣滓大量泛起，即使在一些称之为主旋律的作品中，也仍然遵循着领导、英雄决定一切的逻辑思路，将现实矛盾的解决寄托在各种正确领导的作用上，其结果都是不断地强化着人们传统的臣民心理和奴化意识，在歪曲历史、歪曲现实的同时变相地起着愚弄民众的作用。第三种是违心地迎合着上级的口径和口味，对一些明显脱离实际国情的意识形态教条，对许多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现象，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批判，而对那些非常突出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对那些非常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各种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及其形成原因，则缺乏应有的揭露和独立的判断力，更多是采取了一种粉饰和辩护的策略。这种种“迎合”，都表现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非独立、不健康的倾向，都是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的立场所不相符合的，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职责正相违背的。
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依赖于大量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其目的也在于造就出大量的现代性的人，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并且肯定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是一个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先进带后进的渐化过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自然属于先觉的先进的群体，作为社会中坚，当然应承担起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不仅应该以自己的积极劳作和作品，参与中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建设，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为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而且应该以自己的行为，为大众树立一种现代公民的楷模。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群体，若能确实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带动广大民众积极奋进，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此文为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传统文化的哲学省思”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载于《文化差异与价值体系》，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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