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的最高形式是战争风险

对于“政治风险”问题，列宁在《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继续进行着探讨，他认为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和共产党员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将共产党员在至关重要的部门集中使用，而在不是“绝对必要”的部门可以大量使用党外人员，由于这些地方并不是要害部门，因而不会冒很大风险。他说:“我们不应当陷于张皇失措、一片慌乱的境地，不应当把什么机关都改组和完全关闭，不应当开始建立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68]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把所有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关闭三至五个月，如果不能全部关闭，就在这段时间以内尽量加以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机关。既然中央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获得大批现成的、富有经验的、较为忠诚的共产党员或者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才来从事军事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冒一下险，使很多大大缩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门)暂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工作人员去料理。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所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69]针对这项措施可能造成的某些损失，列宁认为是值得的:“自然，削弱这些机关(处于半停顿状态)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而且是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会灭亡。”^[70]由此可见，政治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的大小。

战争的爆发往往会催生暴力革命，简言之，就是“战争意味着革命”。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这时，无产阶级力图通过战争与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就会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这时，列宁引述《“和平的条件”和民族问题》报告的材料认为:“在某段时期内，无产阶级如果利用当时的政治局势，较之去冒战争引起革命的风险会更有把握获得成果。”^[71]但是，当战争迫在眉睫时，无产阶级就积极推动战争向革命转化，把握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机。

列宁认为，风险的化解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作保障。1920年，在《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提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不比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所承担的风险少，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树立“铁的军事纪律”，才能成功抵御各种风险因素，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他那里，单凭突击的冲动与头脑热情，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有树立组织原则和思想觉悟才能开展事业；有能力的无产者绝不会害怕资产阶级专家，也绝不会讲空话，而是善于建立和贯彻强硬的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列宁说:“要前进，就要架梯子；要让没有信心的人攀登而上，就要把事情安排好，就要选拔那些善于整顿水路运输的人。”^[72]当时有一些人一谈到“军事纪律”这样的问题就很不耐烦，认为这没有用。列宁指出，这样的人实际上不知道俄国的情况，不知道无产阶级在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一结束，在不流血的战线上的斗争就随之开始了，“不懂得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努力、人力和牺牲并不少，在这方面所承担的风险、所遭到的反抗并不少，而是多得多……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危害”。^[73]由此可见，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问题，并认为:巩固政权并不比建立政权所承担的风险要少，正如他所说，“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74]

在《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里，列宁分析了战争中的政治风险问题。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是二者都加入了国际联盟，担负有一致行动的义务；二是每当形势逐步紧张的时候，英法总是不能一致行动。于是，列宁提出，“从这方面看来，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此应当坚持向英国提出关于租让的政治建议”，^[75]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俄共(布)拟订了关于北部边远地区森林租让的合同草案。列宁进一步明确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现在处于这种情况:由于英法在政治上不一致，我们的任务就是甚至不惜冒一定的风险，只要能够使英法难于结成反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就行。一旦爆发了由英法支持的反对我们的新战争(即使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就像现在击败弗兰格尔一样)，那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76]在列宁看来，俄共(布)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使国家减少损失。至于这项政策的风险，即向英国提出关于租让的政治建议所带来的损失，与耽误国家经济建设以及造成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死亡比较起来，并算不上什么。总之，列宁认为以制止英法相互联合为目的而担负同英国进行租让谈判的风险是值得的。日后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列宁对租让风险的正确判断，才挽救了千疮百孔的俄国经济，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极力主张与苏维埃俄国保持通商关系，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较为有利，而如果诉诸战争的形式，便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这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列宁说:“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多数人都主张恢复往来，他们清楚地看到，采取支持战争的步骤，就意味着冒极大的风险和加速革命的到来。”^[77]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时代，无论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风险的最高形式——战争风险作过深入思考，这些思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分析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