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直接来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思考社会风险问题时，批判了近代的各种社会风险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由于马克思将经济风险作为社会风险问题的突破口，所以给他以启发的常常是近代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对此写作了很多摘录，从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札记本”。在这些“札记本”中，马克思尤其注重引用和评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总的来说，他反对斯密把“企业主的风险”看成是利润的来源，并顺带对魁奈的《经济表》中将利润看成是“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作了深刻批判。

马克思首先摘引了亚当·斯密的话:“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劳动(这里是新的错误的根源)或其他商品交换时，除了偿付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外，还必须有一些东西，作为在这个事业上冒风险投资的企业主的利润。”^[39]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的观点是资本家使用工人，能够以出售他们劳动产品的方式，或者以把这些工人的劳动附加到原有加工材料上的方式获得利润，这本质上是说利润能够从出售中产生，由于商品是高于它的原有价值出售的，所以利润就成为了斯图亚特所说的“让渡利润”，形象地说，也就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

马克思还详尽研究过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的风险思想。佩·罗西详尽区分了生产现象的三种基本事实:一是“力量”，也就是“生产手段”，二是“该力量的使用”，三是“结果”。他举例说，我们向钟表商购买一块手表，此时，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种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事实；或者说，我们向裁缝店购买一件上衣，这种情况也与购买一块表相似。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他们不是关心劳动的“结果”。比如，他们雇佣一名工人到家里来，向他提供必备的原料以及其他物品，目的是要求他做一件自己穿的衣服。那么，此时这些雇主所购买的是什么呢？“他们购买的是力量(但还有‘这种力量的使用’)，是冒风险生产某种结果的手段……契约的对象是对力量的购买。”^[40]佩·罗西把风险实践中“力量”的购买和使用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问题在于，后一种情况中雇主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中，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所附带的劳动生产力的全面进步。

毕阿是重农学派的积极追随者，他对当时的土地贵族极度推崇，其代表作为《政治要素，或社会经济真正原则的研究》。马克思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后摘引了其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对于所谓“资本家总是冒风险”的空洞论点是一个很好的反驳。毕阿说:“据说他们(商人)为了多赚钱而冒很多风险。不过，他们或者拿人去冒险，或者拿商品和货币去冒险。如果他们为了发财而让别人陷于明显的危险境地，那他们就是干了极坏的事情。至于谈到商品，一个人把商品生产出来，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了一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拿这些商品去冒险，就不可能是什么功绩了。”^[41]马克思对这个论证过程基本赞同，资本家也许在经济活动中会遭受一些风险，但他冒风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并且，资本家总是拿他的雇员或商品去冒险，并不是直接处于风险之中，因而说“资本家总是冒风险”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意义，至多只是说明了资本家的贪婪和疯狂。

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和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认真分析的对象。李嘉图认为农业生产中“将追加资本投入到原来的土地”与“将追加资本投入到新的土地”是完全等同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不完全是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倘若租地农场主拥有一些闲置资本，或是他在14年租期的最初几年里得到了某些闲置资本，那么，他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不会要求获得普通利润；只有在他借贷到追加资本的时候，他才会要求获得普通利润。这里有一个问题:他究竟会用这笔闲置资本来从事什么事情呢？是否是租赁新的土地？在农业生产当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开展比较集约的投资比起以较大资本进行粗放耕作来说，要划得来得多。或者是，倘若在原有土地附近没有可供租种的新土地，那么租地农场主同时经营两个彼此分开的农场，这时他的监督管理活动就比加工工业里一个工厂主同时经营六个工厂还要分散。因此，“将追加资本投入到原来的土地”同“将追加资本投入到新的土地”所冒的风险是不同的，李嘉图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马克思说:“在前一种情况下，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也不一定要提供普通利润。它只是必须提供高于普通利率的利润，使租地农场主感到把自己的闲置资本用于生产虽然要操心和担风险，但还是比用作货币资本合算。”^[42]

李嘉图关于“积累”的理论和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马克思着重评析了其中的风险思想。李嘉图在《论利润》第六章里提出，资本利润具有下降的自然趋势，这是由于伴随社会的进步与财富的增长，以生产为目的而追加的食物量，不得不花费愈来愈多的劳动。他把资本利润的这种趋势称之为“重力作用”，幸运的是，因为生产物品的机器等工具的改良和农业科学上的新发现都会偶尔受到抑制，所以这些改良或发现可以让我们减少一部分本来要增加的劳动量，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是，工人必需品价格的降低及其工资的提高都是有限度的，一旦工资达到这一限度，即等于租地农场主的全部收入，“积累”就会完全停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资本都无法提供利润，对后来追加的劳动也无法有任何需求，这样，人口就会达到最高值。马克思认为这是李嘉图理论当中资产阶级的“神的毁灭”，它无疑是世界的末日。李嘉图进一步认为，这个“末日”还会提前到来:“远在这种价格水平成为持久的状况以前，积累的一切动机就会消失，因为任何人从事积累，都只是为了把他的积累生产地加以使用……因此，这种价格水平是绝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不能生活。”^[43]这时，“积累”的停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的利润不足以抵充资本生产所必然遇到的风险:“他们的积累动机将随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他们的利润低到不能对他们的辛劳和他们在把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时必然遇到的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的时候，积累的动机将完全消失。”^[44]这一观点对马克思极有启发，在批判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即平均利润在资本积累的历程里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周转速度的降低，逐渐趋向于下降的客观必然性规律；并且，马克思由此进一步看清了风险与利润的关系，资本家甘于经受风险的原因正是在于对利润的狂热追求。

拉姆赛是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考察他的理论时，着重分析了其中“补偿风险的保险费”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拉姆赛的结论:“只有在文明程度已达到不必提出保证偿还贷款的要求的地方，借贷利息才是纯利润的尺度……例如在英国，目前我们不会考虑把承担风险的补偿加进利息中去，因为贷出的资金都有所谓良好的保证。”^[45]由此可见，“补偿风险的保险费”不是必然性的产物，他是可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消解的。

在评析以上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系统批判了资本家把利润看成是承担经济风险的应得报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把工资看成资本家对工人的预付的荒谬见解，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这一部分。他指出:“有人会说，资本家毕竟把作为工资归工人的那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预付给了工人，这样就使工人不必为了亲自把作为工资归他所有的那部分商品变为货币而备受辛苦、承担风险和花费时间。对于这种辛苦、风险和时间，工人难道不该向资本家支付一笔报酬吗？因而，工人得到的产品份额难道不该比在其他情况下应得到的产品份额少一些吗？”^[46]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沿着这条思路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工人作为商品卖给他的，不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47]如果工人只是作为普通的商品所有者同资本家相对立，资本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利润，因而不可能实现剩余价值。原因在于，根据价值规律，等价物必须与等价物相交换，所以等量劳动就得与等量劳动相交换。资本家夺取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他向工人购买的不是商品，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价值比它的产品所具有的价值小，或者同样可以说，劳动能力所实现的物化劳动量比实现在劳动能力自身的物化劳动量大。”^[48]问题在于，现在资本家以等量风险获取等量利润为借口替剥削辩护，利润的真实源泉被掩盖起来了。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运动的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家就只是用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来支付工人，工人获得的就只是自己产品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什么资本家预付了工人工资、利润来自风险等等纯粹是假象。

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甘心，他们仍然顽固地提出，由于资本家要承担流通过程中的经济风险，所以其获取利润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风险的合理补偿，冒了多大的风险就理所应当地获得多大的利润。对此，马克思借工人之口进行了反驳。工人说:“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纱锭纺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49]如果总共生产了5磅棉花，那么资本家给自己扣下的3磅棉纱只代表在5磅棉纱生产过程中所耗费掉的不变资本。可是，只有工人通过劳动把这些生产资料消费掉之后，才可能保存棉花与纱锭的原有价值。工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劳动有保存价值的能力而向资本家索取分文，“既然我并不因此向你索取分文，那么，你也不能因为我没有纱锭和棉花不能纺纱这一点而向我索取报酬。如果我不纺纱，你的纱锭和棉花就一钱不值”。^[50]

如果说马克思探讨经济风险问题主要受古典经济学家启发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风险的方法则主要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分析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方法:“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51]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在考察社会关系的任何一个内在阶段时，都必须依靠其他的社会关系来加以说明，但是，这些被依靠的社会关系还尚未被所谓“辩证运动”创造出来，于是社会关系的所有阶段都无法得到说明。于是，马克思进而认为，说明社会关系的最好方法是遵循“整体性”原则。他说:“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52]在马克思看来，谁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构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把社会体系的各个内在环节相互割裂开来了。马克思还在研究“权力”问题时实际运用了研究社会的“整体性”方法，他将权力问题放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中探讨，马克思由此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3]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论分工》中从“劳动”的角度阐释了社会整体的构成机制:“我的劳动表现为全部社会劳动的独立部分。各种不同的劳动构成社会劳动的不同部分，因此，总的来说，它们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通过交换，表现为整体，表现为互相补充的各部分，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系的各个环节。”^[54]于是，社会的各个部分“形成(社会)的整体”。^[55]由此可见，尽管经济风险常常以社会风险源头的面目出现，但是这并不是说，要以经济措施防范经济风险、政治措施防范政治风险、或是以公共政策防范公共风险。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思维方式，应当摒弃，而代之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风险的防范措施必须是覆盖社会整体各个领域的系统性措施。

除马克思以外，列宁也曾系统考察近代风险思想，比如经济学家埃·施图姆普费在其著作《农业中的大、中、小生产》中的有关观点。列宁明确认可了书中的“风险开支”的说法:“在自养马匹的情况下，大农户中马匹总价值的2%被列入养马风险开支项目，中等农户中为1.75%，小农户中为1.5%。”^[56]并且列宁还赞同埃·施图姆普费的进一步推论，亦即主要使用牝牛干活的小型农户要比大农户节约更多的风险费:“这样一来，除了在资本和役畜的利息、折旧、风险等附加费用上节省而外，用牝牛干活的小农户可以比大农户节省如上所述的数额的钱。”^[57]这些经济学上的具体数据和推论，都为列宁形成自身社会风险思想创造了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