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同中国化是一般和个别、普遍要求同特殊要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是清王朝的腐败，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社会已是积弱积贫，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发展强大的生产力，振兴经济，而且需要改造腐朽、落后、反动的社会制度，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一批批有志于改良、改革、革命的仁人志士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在屡遭失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推动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向世人昭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是马列主义指引中华民族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焕然一新，走向光明。

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需要。要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被剥削被压迫民族是普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另一方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并未超出马列主义适用的范围，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尤其是其中仍具生命活力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其不仅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能够同马克思主义融汇契合。仅就有关人类社会的思想材料而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就包含着大量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继承和开发利用的民族精神和优秀资源，诸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内圣外王”的治国理念、“家国一体”的整体主义伦理价值观、“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都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素材。

基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必要和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要发生的。在中国，相对于中华民族主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振兴中华的具体实践之中，其次是有针对性地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相关理论和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关理论指导振兴中华的具体实践。用马克思主义有针对性地指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传播的内容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民族振兴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从而规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应的民族性理论形态。适应这种内容上的民族化和中国化之需，即为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既要从形式上也要从文化内涵上实行民族性转换。首先要从语言形式、思维特点、民族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因为只有既满足民族需要，又适合民族口味的东西才容易传播、易于掌握和运用。其次，这种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转换只是民族化必要条件之一，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中华民族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东西加以接受和贯彻，还不能不着眼于振兴中华的民族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融会贯通。因为只有包含着被改造、被优化了的民族文化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才会真正成为“自己的”新生民族意识融化于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牢固地铭刻在他们的头脑里，而不是用完或者过时就可以丢弃的异己的东西。这时，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了民族文化的灵魂，而随着时代提升起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则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首先是民族文化造诣深厚的优秀卓越的中华民族代表，无不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实践需求和文化本色去接受、消化、传播和运用从外输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交融也因而首先发生于这些民族精英的精神世界之中，以他们为主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自然而然地就会转换为民族语言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使以他们为主创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全球传播在中国获得的创新发展，它们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具有影响全球的国际意义，又以中华民族实践及其文化传统为质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方面，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民族化转换，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语言形式、心理特点、文化理念等方面都能适合中华民族的特殊口味，从而首先从形式上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践检验、提供新鲜经验和新的理论认识，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从内容上形成反映中国国情和实践需求、具有浓厚民族文化内涵的、既是发展着又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传播的必然产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首先在于采用中华民族的语言逻辑形式及其体现民族习惯、风格和特点的流行方式，去解析、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能够在民族文化的基本范式框架内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对原创马克思主义进行民族化转换，而且在总结民族实践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时，也总是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采用民族语言，不失中国风格、不离民族文化基因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那些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本本”压人的教条主义者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善于用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民族语言文化表达方式去阐释、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知行统一”“群众路线”阐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认识论，用中华民族的“矛盾”概念阐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用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之类的形象语言表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有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小康社会”以及江泽民的“与时俱进”、温家宝的“多难兴邦”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经典范例。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和文化资料去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有效传播、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

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是涉及怎样不变质地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并没有停留在形式上，除了把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置换为适合民族口味的方式外，其在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层面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及其民族精神的优秀品质的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贡献卓越的理论家，以其把马克思主义同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高超技艺，所形成的理论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一以贯之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既保持马克思主义不变味，又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基本精神有机融合，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最高境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及程度和深入人心已经是路人皆知、有目共睹。

形式上的民族化转换总是服务于内容上的民族化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决非换一身衣服那样简单，只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性内容，它的民族特色才是其具体性和个性的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基本原理而言的。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由其内容的具体性、独特性乃至唯一性决定的，而所谓民族特色不仅仅是形式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形式上的认识，或者再深入一步弄清首先从形式上民族化的真正目的。毫无疑问，形式上的民族化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华民族的具体问题，是有效地或更为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具体国情、中华民族的文化前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思想变迁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文化革命及其振兴中华的奋斗历程等，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从内容上规定和历练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或许这样强调民族特色的具体性和唯一性会引起某种误解，似乎会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意义和超出中国的影响力，但这种误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向外介绍中国经验时，从来都十分注意提醒自己的朋友，学习中国经验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从理论内容及其民族特色而言，是具体的唯一的，但从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原则而言，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

概而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既有形式上的表现，又有内容上的表现，形式上的表现主要集中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内容上的表现主要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振兴大业的特殊性。应该看到，无论民族特色如何鲜明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民族化的典范

如果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开拓者，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第一个理论成果，那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历程中的成功典范。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马克思主义遭到不科学地对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而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又愈益打破民族分隔将全人类联为一个整体、人们普遍担心民族文化多样性前途等情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胜利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成果弥足珍贵，无愧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优秀范例。

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新中国的创建者，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如果仅就文化形式的置换而言，也许毛泽东算不上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人，但从民族化的内容实质而言，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始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首先提出并遵循这一民族化、中国化基本原则的是毛泽东。早在1930年前后，面对党内那些“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的民族术语阐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机，以“实事求是”为其精神灵魂的毛泽东思想也由此萌生而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成果，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在其后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教育中，毛泽东的每一次讲话、每一篇文章乃至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和坚持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基本精神，自1938年10月毛泽东首次在《论新阶段》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理念不仅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愈益明朗，而且在全党得到广泛认同和贯彻。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作了集中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必须发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因而他要求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对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洋八股”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文风学风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方向，走自己的路，在解决阶级路线、斗争方式、革命道路、制度改造、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立足于民族历史和中国国情，诸如“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战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的建设等武装斗争的道路和经验，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在教育农民党员、整顿党的作风等党建问题上，都无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中国智慧和民族风格。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精神灵魂，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仅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而且延伸至今，其卓越的理论成果就是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准确地把握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围绕富民强国、振兴中华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其“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用三个“有利于”阐释生产力标准、用“猫论”阐释实践检验、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条腿走路”阐释改革发展同惩治犯罪以及“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用“摸着石头过河”阐释改革开放的认识论等等，都充分地呈现出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中国功夫”，同样充满中国智慧和浓厚的民族风格。随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要素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们在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在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和谐发展等问题上，都既及时地反映了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时代要求，又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保持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和民族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思想认识越来越开阔。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优秀范例，必将在全世界产生示范作用。毛泽东思想曾经在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遭受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强烈冲击的时代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后殖民时代，对第三世界那些希望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操纵、抵制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而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化传播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