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中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关系

理论演进和实践检验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要义，是马克思主义史首要的和基本的关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对待真理的态度，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态度。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运动的历史规律，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经验总结。排斥实践检验或者不能正确对待真理及其检验标准，必然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阻碍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演进中各种错误思想路线干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和要害。相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在反复实践中应用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总是战胜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使自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经验。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必须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辩证关系，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经验，才能以此为主线建构自己的内容体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检验的理论是逐步明确、不断强调并在应用中不断深化完善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于1845年草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此提纲的中心和主题而论，其实就是“实践论”。其中第二条就讲到了实践检验的问题，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40多年后，恩格斯也指出，对于思想领域的“怪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2]。后来，列宁在强调“事在人为”“一切都在于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4]。而毛泽东则突出了实践检验的人民性（或革命性、进步性）和群众性（或广泛性、社会性），认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5]；他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6]。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坚持实践检验，首先将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进而将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从而赋予了实践标准以真理同价值统一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实践检验理论既是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演进的本质内涵；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本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关系，既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说没有理论的应用、不经实践的检验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抑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复应用于实践、反复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和结果。

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本质联系和矛盾运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走向。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离开社会实践去抽象地“解构”和“重建”、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应地出现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及其演绎路径。恰如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张光明所说：“苏俄革命以后，情况大大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正统解释那里愈益沿着革命家精英理论的方向演变，在独立知识分子那里却是重新回到哲学，被解释成哲学思辨、伦理诉求、道德理想之类的东西。”^[7]前一种马克思主义观遵循的演绎路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特征，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以社会革命为主旨的社会、政治、经济学科的基本性质；同时在接受实践反复检验中获得理论上的不断提升，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后一种马克思主义规则是远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产物。从其实质看，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后半期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修正主义那里。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不同的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观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手法是让马克思主义远离其生死相依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只进行纯学术的或“学院式”的抽象演绎，甚至干脆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逻辑思辨的产物，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哲学思辨、伦理诉求、道德理想之类的东西”。不可想象，远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这种马克思主义观一旦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也就锈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不仅革命性被锈蚀，就连科学性特征也丧失殆尽。所以从形式上说，这种马克思主义观仿佛也尊重马克思主义——实为狭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仍然重复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观点，甚至按照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对其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推演，与上面那种马克思主义观相比只是演绎路径的分化或者分流，但从实质上说，已经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很难说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流派”了。恰如马克思所说：“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马克思主义真理依赖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检验中才能发展。离开实践、不接受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真理的光辉，非但不能发展，还将丧失生命活力，成为像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僵死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西方那些纯学术的、“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基础，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材料，怎么进行实践检验？怎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发展？列宁曾经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9]无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引领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都只能在这样的实践中接受检验才会向前发展。

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建设上的意义，在于恰当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实践史”的关系。其一，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史是“思想史”而非“实践史”，它同“工人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各国“共产党史”等“史实”性历史学科是有区别的。其二，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史作为思想史，是以这些“实践史”为学科基础的。要求它必须从体现时代背景及其社会条件的重大史实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根据，从生长于如此背景和条件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源泉，从发生于如此实践探索中的分歧去解答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中的思想斗争。其三，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进及其阶段性特征。无论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还是对理论分歧的是非验证，抑或对理论遗产的积极扬弃，都无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实践的结合之中，理论是非得以鉴别，理论遗产得到扬弃，新的实践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从而使理论发生质变飞跃，推动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才能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运动，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总之，立足于“思想史”学科性质，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本质联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建马克思主义史的内容体系，才能如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才能再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规律。

（二）汲取错误对待实践和实践检验的深刻教训

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和对待真理及其检验标准，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错误态度。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是所有以形而上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共同特征。它们无一例外都不能从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排斥实践检验或者错误理解实践检验，因而成为干扰和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因素。

1.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奉为基督教《圣经》式的绝对权威，甚至不惜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而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或个别论断，常常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是只从理论出发，不顾实践条件的变化，以一种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规约和裁剪实践，只能因循守旧、照常规走路，不能讲新话、走新路、办新事。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条件的真理，无须实践检验也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片面强调理论的普遍性而忽视理论应用的特殊性，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自从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之后，教条主义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就成了最容易发生、从而也是最为常见的形而上学思想路线。教条主义严重地阻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从反面告诉马克思主义者，克服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契机。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如何在发展中坚持、在创新中继承马克思主义都成为与教条主义斗争的主题，当这一斗争在新的实践中产生并验证了新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便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教条主义在坚持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应当浓墨重彩的核心章节。

经验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上具有与教条主义相反的倾向，其要害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虽然唯物主义经验论也重视实践经验，但却停留于个别或局部的狭隘经验，据此进行轻率概括或机械类比，忽视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以简单庸俗的态度对待实践检验，甚至把实践检验当成儿戏，从而常常无视具体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搬硬套所谓“成功经验”，其实却严重背离客观实际，其实际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而唯心主义经验论更是从根本上否定“经验”的实践基础，更谈不上坚持实践检验了。毛泽东在其《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等著作中曾经描述过经验主义的一些特征。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10]把一时一地的局部经验当做普遍真理到处乱套，必然造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分离。所以，虽然唯物主义经验论也有一定实践依据，但由于它没有达到理论上的科学概括和总结，非但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增加一点什么，反而与教条主义一样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仍然不能摆脱主观主义的可怜宿命。

2.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在真理问题上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弟，由于看不见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而将其分割开来各持一端，因而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前者片面强调真理的绝对性而忽略其相对性，把真理视为无条件正确、无条件适用的东西，必然把真理当成一种不依赖于实践、无须实践检验的、具有超验性质的神秘的东西。后者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而否认其绝对性，并偷换真理相对性的客观内涵，否认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从而否定真理的一元性，将真理说成是主观随意、因人而异的东西，其实质是一种唯心主义真理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真理问题上，无论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绝对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不需要接受实践检验、不需要持续发展的终极真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属于绝对主义。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作出的论断绝对化，进行超时空地套用，必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性和条件性，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经验主义则把一时一地的经验绝对化，将其当做普遍适用的东西进行超时空地套用，同样会造成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相对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的基本属性，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属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与科学性特征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对立起来，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搞成具有阶级偏见的“主观真理”，其结果必然丢失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使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真理的光辉。

3.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机会主义的要害是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放弃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为之追求的远大目标。表面看，机会主义是把实际效果作为实践检验的衡量依据，但它所注重的实际效果只是暂时利益、局部利益甚至只是狭隘私利的体现，是以牺牲根本利益、放弃基本原则和远大目标为代价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机会主义往往发生于对历史条件和实践形势的错误判断，因而在实践方向的抉择上总是背离正确路线，与实际情况发生错位。要么落后于形势和实践的步伐，不能把握已经到来的有利时机，因循守旧，徘徊不前，甚至走回头路，采取失败主义或投降主义路线，此种情况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要么不管条件是否成熟，时机是否到来，超越现实可能性，急躁冒进，急功近利，采取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路线，此种情况被称为“左”倾机会主义。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在追求它们的所谓“机会”时，不顾客观实际造成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错位，所以常常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搅在一起。其结果是在歪曲实践检验的价值标准的同时，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原则，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远大目标，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从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是与教条主义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从其“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普遍真理的动机和效果看，与机会主义有不解之缘。修正主义一旦改变了标志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和科学特征的东西，便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基本的、普遍的、客观的和绝对的东西，必然以主观利益为检验是非得失的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常常在政治路线上滑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鼻祖是伯恩施坦，他在恩格斯去世后便迫不及待地抛售其“杰作”——“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1896—1898）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从根本上全面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第二国际炮制了一种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当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时，就使人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是其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理论论证和观念形态。自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修正主义”既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又成了教条主义者干扰和阻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由和口实。此外，在由马克思主义者正常的实践及其理论探索引起的思想论战中，也不时出现用“修正主义”指责对方的复杂情况。但不管哪种情况，修正主义“修改”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必须坚持的东西，因其改变工人运动的革命方向而声名狼藉，因其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敌，这是毫无疑义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也就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方向和道路，同时也就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也必然失去实践检验而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修正主义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毁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才能一脉相承地持续发展。至于那种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论战中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指责，虽然难以判断究竟有无修正主义或者谁是修正主义，但却并不能妨碍我们对修正主义本质特征的认定。而且就这种“指责”的正确性来说，仅从理论的演变显然没有说服力。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联系这些受到指责的“修正主义”主张的实际后果或实践效果，便会使人一目了然。这当然仍然是一个实践检验的问题，实践检验依然是断定到底是在“发展”还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产生形形色色妨碍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紧密结合、忽视甚至否定实践检验的错误思潮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错误思潮既危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事业，又严重地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只有注意汲取它们危害社会主义实践、妨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沉痛教训，才能从反面彰显马克思主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反复的实践检验中发展的规律性。

（三）总结科学对待实践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马克思主义赖以发展的感性资源，既要注意汲取深刻教训，又要善于总结成功经验，才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正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及其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界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路线及其纲领措施、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要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这个“实际”的是诸如时代特征、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实践任务等各种客观因素。理论与实践、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结合得好，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成功经验；结合得不好，必会限制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

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功史实，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无不是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结果。这些成功史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模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在原有理论前提下，随着实践内涵的拓展和深入，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充实完善和拓展深化；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根据时代特征、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实践任务的变更，着眼于完成新任务、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道路、执行新方略，在实践检验中总结新经验，从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创新、质变飞跃，推动马克思主义进入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初就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解散以后马克思主义同欧美各国工人运动深入结合，产生了第一批以国别区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时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工人政党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传播、检验和发展的。除了及时总结诸如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教训，提高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乃至建党学说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与当时走在前沿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紧密结合，利用革命运动高潮的间歇中相对平静的时光，悉心进行理论研究，广泛而及时地吸收社会文化领域的优秀成果，全面地论证、完善、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论认识的提高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围绕工人运动实践和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批判性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初期发展，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追随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们在历次理论论争中充实完善和论证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做出的贡献。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自己的某些认识或论断也曾有过“修正”的情况，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时代特征、社会性质和实践主题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初期发展当属上述第一种模式。

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向列宁主义的历史性飞跃，同样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结果。从客观上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垄断发展到帝国主义最高阶段，为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发展准备了新的时代条件。从主观上说，列宁没有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继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对其所处时代的研究之后，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从垄断到帝国主义的新发展。如他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11]。正是根据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深刻研究，列宁指出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据此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设想，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论断^[12]。此外，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实践很好结合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和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正确判断，列宁从当时俄国特殊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时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和领导了十月革命并一举获胜，从而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开创了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从实践上验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论断，列宁主义因而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仅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有重大突破创新，而且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新境界。因此，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属前述第二种模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初期，教条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不能从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从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决抵制“本本主义”开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结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果。虽然毛泽东思想着眼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革命条件、革命道路、战略策略乃至革命经验等方面相对于马列主义相关理论也有不少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但相对于时代特征和实践主题而言，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是在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和理论论证基础上，实现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充实完善和拓展深化的，因而当属前述第一种模式。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世界历史进入“两制”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为新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成为世界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无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在探索中已经初步获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些经验既没有上升为理论，更未经实践的充分检验而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新的提升。虽然斯大林接替列宁领导了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不可否定地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但因为将其作为唯一普遍的模式向社会主义各国硬性“推广”而备受争议。将反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苏联模式”当做普遍适用的模式推广，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必然会因“水土不服”而难以经受实践检验，理所当然其理论也不可能纳入标志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相似，也包含着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理论，其中也不乏充满智慧的精彩之处，但从总体上说，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熟理论相比，仍然处于实验探索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20年曲折历程，已经证实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还远未达到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境界。所以，无论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只是开创和初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而没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创新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更高的新境界。

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阶段，起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跨越。继斯大林之后，原社会主义各国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国，立足于“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改革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就开始了，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对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基础上，开辟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制创新，并在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经实践反复检验，终于产生了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及其规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在理论认识上获得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无论从其时代主题、实践依据、实践源泉还是从其内容主题、精神实质、思想建树上看，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属突破创新类型，因而当属前述第二种模式。

继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的新的国际条件、新的实践内容和新的实践要求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的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接受新考验、总结新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问题上，不断拓展深化、完善充实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属于前述第一种模式。

（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实践检验中持续发展，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篇章，也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践依据。正是总结科学对待实践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除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不断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的基本认识，在价值观上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以人为本的人学理念的基本认识，在历史观上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规律和发展机制的基本认识等之外，还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方面对影响人们“马克思主义观”的一系列问题加深了认识。尤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功过进行历史反思，较为集中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和认识总结。其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化、态度更为科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如下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强调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强调实践证明及其科学属性，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相区别，对毛泽东个人的认识作一分为二的科学评价等，既是汲取以形而上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错误对待实践和实践检验的历史教训的产物，又是总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对待实践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的产物，在澄清人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糊涂认识，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抵制林彪神化领袖的“个人崇拜”、“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等问题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邓小平组织起草的这个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在实践中运用并接受检验从而不断发展的真理。这一基本认识，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生死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实践检验而正确的科学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实践检验中发展的历史经验才能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一定义虽然只是针对毛泽东思想的，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无启发作用。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认识深度，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因而是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范例。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基本关系的要害、从实践标准和科学性验证上定义毛泽东思想，相对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定义，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实践和实践检验因素纳入定义之中，同中国共产党把实践和实践检验纳入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的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以及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这些属于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亦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中的重大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门学科必须郑重对待和正确把握的首要的、基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