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反生态本质

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重大的环境公害事件，进入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先后出现了涉及能源危机的环境污染事件。为了解决本国的自然资源稀缺、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危机事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外交加大了国际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推进资本主义向全球的迅速扩张。这样，发达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扩张使得经济危机周期延缓了，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转移引起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西方一些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把生态危机根源简单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在经济理性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从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因此，应当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国家权力不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理论的阐述启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批判观点的形成。

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是以其在经济领域的资本无限增殖为基础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爆发和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资本主义合法性出现了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哈贝马斯在论述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问题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用干预来“补充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的过程，有别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按照市场公平原则进行交换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我们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共合法性取决于“公民的利己主义”，即不关心政治但专注于事业、闲暇生活和消费的现象。“公民相信形式上的民主，甚至定期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但并不把这种参与看作是人生意义之所在。”^[2]这种情况导致了“结构上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它的合法性必然是通过民主精英论或者是通过专家治国论来证明的。但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爆发，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等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迫使国家开始着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便度过经济危机。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描述:“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3]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经济危机已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已被消除，而是以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从经济领域转嫁到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其他领域，进而引发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干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领域，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领域。

一、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反生态性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的联姻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建立的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私人利润的获得，维护这种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恰恰是财富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无限增殖是资本家唯一的目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为资本家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提供了保证。

早在1963年，卡逊就从生态学视角阐述了资本与政治之间的肮脏关系，她说，“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崇拜快捷地赚钱获取利润，这种盲目的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导致最严峻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指资本主义公司企业组织)”，“但社会统治集团总是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当代生态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为创立公正的可持续世界必须彻底改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反而把主张进行有意义的生态与社会变革的人描绘成一群‘凶事预言者’，对周边的生活质量视而不见。这助长了工业自鸣得意的态度，与此同时，还竭力把自己说成是对社会、环境负责任的。”^[4]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看来，既然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完全控制了社会生活，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的。显然，莱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明显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莱斯着重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的思想。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决定性的东西是技术，但这种技术不是“作为那些可以同其社会政治效果分离开来的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设备的产品以及维修和延伸设备的操作的体系”在起作用。在当代工业社会，“这种技术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而且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与欲望。它消除了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看起来还在另外的意义上维护着自己:把自己扩展到世界较不发达地区甚至前工业化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似性。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5]。而这个系统则以其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来使自身合法化。现在，技术理性已被等同于理性自身。任何对现存技术的批评都被认为是反理性的，因而也就被判定为不合理的。当代工业社会在它的这种新特点面前，倾向于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指社会的恐怖的政治调节，而且也指通过既得利益集团对需要加以操纵的非恐怖的经济—技术调节。在发达工业地区，技术控制就等于政治控制。它让人和自然陷入双重控制和异化的悲剧中，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利益关系控制和代替了人的整个社会关系，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资本家为了满足私利和私欲，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无限地向自然界疯狂地攫取，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全面危机。因此“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新工具。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些成员致力于批判技术支配的虚假需要的现象，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批判“只是对现存制度的抽象的否定(对激进的变革只提出了微弱的希望)”，因此是一种“缺少实践的”脱离现实政治结构的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6]我们要从对现行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寻求批判的对象，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使得技术理性控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新型工具。这主要在于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内在要求。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要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的依赖根基就是新技术的不断发明和使用，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得以维持依靠的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处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选择正以技术选择为借口而强加于我们。这些技术选择正赤裸裸地成为唯一的可能的选择，而不是必要的最有效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只致力于发展这样一些技术，这些技术与其发展的逻辑相一致，符合它的继续统治。”^[7]这意味着在当今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社会选择”实际上就是“技术选择”，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使这种技术选择成为唯一的选择，这使得当今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和交换关系都浸透在资本主义统治者所强加给社会的技术之中。因此，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运用的技术的性质和力度”，“工具的转换是社会转换的基本前提。”^[8]可见，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在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中具有重要作用。

与资本主义同步诞生的经济理性，实际上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坚持的计算与核算原则、效率原则、越多越好原则恰恰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选择的原则。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缓和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就是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而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并没有丝毫改变。这样，资本家一方面驱使自己不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造虚假需要，即异化消费鼓励和刺激工人阶级的消费欲望，以提高工人阶级的购买能力。这种政治合法性的确立主要通过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强大富有做支撑，“资本主义制度许诺的未来富裕今天在政治上控制了穷人”，^[9]资产阶级通过提供给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来淡化和转移他们阶级反抗的潜在力量，给他们制造许多“虚假需要”并控制和引导他们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他们陷入满足“虚假需要”的商品消费之中，以此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通过不断提供消费品而得以存在和维持，而工人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虚假消费，就不得不进行更为辛苦的劳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被高科技引领的消费异化所主宰，工人阶级雇佣劳动的被剥削地位并未得到改变。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就是资本家利益的保护者”。^[10]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但这给维护自由放任的政治意识形态造成许多难题。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已无法给工人阶级承诺更多的自由和富裕的生活，而唯一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就是通过对劳动工人和自然的盘剥维持其资本积累的使命。这种政治统治模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必须不断扩张超出生态平衡许可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其后果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由此可见，以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联姻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其内在本质就是反生态的。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已经变成了“资本的工作人员”，其权力储藏在社会制度本身之中，因此，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11]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不可逆的。要想改变这种危机，“必须改变社会关系”，“选择一种从未触及而且显然也从未想到过的替代方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12]

二、资本主义政治不正义和不公平的表现

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进而还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是不正义和不公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私人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它表面上是不偏袒的公正制度，实际上保护资本的利益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它保护一个等级制社会的所有特权和标志。国家从人民那儿获得它自身的权力并脱离了人民”。它通过“福利国家”政策催生出“虚假的意识”，“驱散了人们的不满并使他们相信，阶级社会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还鼓励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13]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本质上必须从生产的利润中积累财富并将其重新投资以生产更多的资本。因此，资本的本性中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削。所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成长，同时它又发展了这种不平等”^[14]。尤其是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人们更要特别警惕霸权主义国家的生态侵略、污染转移。显然，这种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既违背了社会正义，又背离了生态正义。西方大国生态政治中所持的双重标准，一方面谴责发展中国家不讲生态伦理道德，要求停止其发展，绿党信仰的生态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帮凶;另一方面它自己依然我行我素，掠夺自然，破坏环境，拒不履行环保责任，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痛苦之上。发达国家的生态示范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正义的恰恰是它们自己。

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指出，在生态问题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就是非正义和不公平的，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批判。

(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正义和不公平在国内的表现

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主要体现在其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正如《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总编乔万纳·里科韦里提醒的那样，对待“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致命的冲突”，人们别忘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15]因此，环境不公正也是人类不公正的反映。对自然的奴役，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这已经毫无置疑。而对人的奴役的现代新方式，是异化劳动导致异化消费。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资本增殖最大化的扩张主义目标始终不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本国的社会稳定，一方面企图用“消费主义代替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宣扬武力，把自由主义和左派人士当作不爱国者加以严惩”，^[16]如此一种穷兵黩武的扩张主义带来的并不是国家真正的稳定，而是社会不正义氛围的高涨，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的加深。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还经常受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严格限制，甚至还经常受到侵犯。因为国家保护的是资本家的权利和利益，民主与自由是属于资产阶级特权享用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力并控制生产力”，这实际上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表现”，^[17]对于资本剥削对象的劳动工人来说，由于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因而无享用民主和自由的机会。

奥康纳还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分配性正义”，指出这种正义实质上是虚假的正义，潜藏着不正义的根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的生产”，例如，资本主义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事实上，法律是由精英制定出来的)”。^[18]因此，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分配性的正义”，不是“生产性的正义”。而且，这种“分配性的正义”首先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这样，属于“社会分配正义”而不是“个体分配正义”的“生态环境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表面上是资本主义一种集体的行为结果，但实质上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为了在财富分配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牺牲自然的法则导致的结果。

奥康纳对环境正义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生态环境正义”应该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环境利益(如风景、有河流灌溉的农场土地)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如靠近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场所;受到侵蚀的土壤)的平等分配，即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获益与补偿平等分配。奥康纳认为，这种“生态环境正义”是建立在同属于“分配正义”范畴的“经济正义”和“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19]基础之上的。但是，这种“生态环境正义”充其量是通过经济补偿，更直白地说就是金钱补偿实现分配的正义。在奥康纳看来，社会客观现实并不像经济成本核算那么简单，比如全球变暖问题。从原则上讲，按照分配性正义原则，可以通过对汽车拥有者以及汽车频繁使用者的征税来建立一些补偿基金，从而对那些没车和不经常使用汽车的人进行补偿。但这“显然是一个缺乏理性并且愚蠢的想法”，这意味着“现在劳动力、自然以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其特征上来说已经非常社会化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方法来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也“根本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计算成本和利益”。^[20]奥康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从资本主义分配性正义原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种看似公平的正义原则实际上是以资本增殖的多少而不是环境承受的能力来衡量的。要从根本上遏制全球变暖，应当从“生产性正义”，即符合生态的要求出发，遵循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生产原则进行生产和创造。这显然与资本主义“越多越好”的生产原则相对立。

(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正义和不公平在国际上的表现

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正在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扩张进行生态危机输出和转移，生态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那里，就已经指出了资本发展的逻辑轨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因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并争取存在于世界的市场。”^[21]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原因决定了它本身不可能彻底在制度内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本国危机。哈维指出，资本主义以资本“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22]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外交的庇护为经济贸易全球化开拓市场，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利用全球性资源，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约翰顿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生态掠夺、转嫁生态危机的行径称作“生态帝国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生态掠夺同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对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那种掠夺，以及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佩珀批判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这种掠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生态掠夺，一种是间接的生态掠夺。

所谓直接的生态掠夺，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本国高新技术和资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车间从国内搬到国外发展，掠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等其他一切自然资源，但把生产的垃圾留下。詹姆斯·奥康纳对此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主要就是体现为转嫁本国生态危机，政府在抬高国内企业环境污染代价成本政策和鼓励向外扩张的生态帝国主义政策双向实施过程中，顺利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高污染产业等，实现生态危机的转移，从而找到了当前进行“资本主义积累”、避免“经济危机”和转嫁“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之路。这对发展中国家是非正义和不公平的。

所谓间接的生态掠夺，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借助“结构性暴力”而实现的生态掠夺。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的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向国外输出资本实力再加上本国上层资本家通过政府制定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一跃成为全球性工业、农业、消费服务行业的结构性主导力量，逐渐掌控了全球行业标准的制定和行业发展轨迹。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农业和商业，为了赢得市场需求，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全球化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整个世界经济市场产业结构的下游链条，为了降低农产品成本和工业产品成本，对土地的盘剥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就成为这些国家迫不得已的选择。这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接性的生态掠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剥削和利用不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野蛮掠夺所造成的。

莱斯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和所作所为时也指出，由于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价值取向和科学技术革新能力的信仰，为了利益，资本主义政府和企业把自然置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地位上而无视生态环境质量，并企图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把“一个被污染的环境几乎不能作为炫耀技术发达丰裕的合适背景”，“要是环境得到复苏并维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就必须增加能源和资源。工业发达国家已经过分地耗费了世界的能源和资源，要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将会扩大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23]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实力迅速打开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门，生态掠夺成为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掠夺方式之后新的掠夺方式。正如佩珀指出的那样，“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的一些新建的绿色生态区只是这样的一些特权区”。^[24]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后果是，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从而使生态环境问题逐渐从经济领域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斗争。

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和剥削是一种新型殖民主义的做法，这种经济手段背后往往隐藏着惊人的政治阴谋。这也是当代一些学者提出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观点的重要现实原因。奥康纳从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根源入手，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黑幕交易。

奥康纳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战争赢得世界资源的险恶用心。他指出，“布什政府发动战争动机为数众多并且在结构上互相关联，”而且美其名曰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需要”，从而使得这种战争“在政治上得以合法化”。“石油和美国霸权——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本质所在”，“现在，可以把石油看作为经济和帝国主义目标的手段;政治学、五角大楼、军事—工业复合体以及银行系统则可看作石油目标的手段。”在美国政府看来，“石油受到了威胁，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美国的‘可信性’也就受到了威胁;五角大楼和军事—工业复合体受到了威胁”。于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就坠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之中了”。^[25]由此，奥康纳指出，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我们一个清醒的教训:“在生态危机的既定国际格局中，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条件下，需要把生态问题与经济以及社会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统一加以解决”^[26]。否则，全球性的不公正和不正义将随处可见，生态危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我们也看到，对于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支持本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比保护生态环境更为重要。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美国政府在为其全球问题的强硬态度辩护时提出，“我们认为同等认真地对待环境和发展这两个字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同等着重这两个问题”，但任何危害美国经济利益的环境措施都不得实施，“我们决心保护环境，我们也决心保护美国的纳税人。开空头支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能分割开来。”“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27]这样看来，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显然，这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与生态危机

早在马尔库塞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封闭问题时，他就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技术理性正在以极权主义的形式逐渐成为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工具。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合理性在于通过“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扩张”，大量增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人们必须把“自由”变为“顺从”技术理性，就是使之成为一种合理性的社会态度。但是马尔库塞认为“福利国家尽管有一切合理性，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行政管理限制了①‘技术上’可得到的自由时间;②‘技术上’可得到的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③能理解并实现自决能力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智慧”^[28]。不过马尔库塞也看到了“人们不会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29]因为谁也不愿放弃福利国家的高水平社会财富和技术。

之后，哈贝马斯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时又指出，“有组织的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经济集中的过程”，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的扩大”。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而是一个靠福利政策协调工人阶级因失业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水平的下降问题，以此保护国家资本寡头垄断下的经济发展，以此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国家没有因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高税收而对工人进行有效的补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主要在政治领域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取代马克思所遇见的那种经济危机”。^[30]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已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3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的根源。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继续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得不坚持国家福利政策的继续推行，即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社会财富和技术。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加快速度向自然的掠夺;另一方面通过垄断全球经济发展命脉，赢得利润空间。这样，在本国内福利政策的继续维持就演变为以牺牲地球更多自然资源和推行不公正的全球经济垄断为代价的行为。一直被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引以为豪的福利政策却掩饰着对环境的威胁与破坏。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过是其经济制度的附属物，因而无法克服内置于这个社会制度中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不但需要通过膨胀、萧条、供需不平衡、环境退化等危机存在，而且，它们还是这一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32]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性根源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生态环境危机，这是一个内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中的核心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的批判，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虚妄性，其内在的反生态性并不会因生态资源的匮乏和枯竭停止，反而会以新的生态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式维持其继续生存。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为了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地位，决不会因为生态危机而改变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也决不会改变转嫁危机的新生态殖民主义的做法。所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需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最终实现走向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统一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