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不可阻挡的进程，正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化的影响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深化。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它的影响最终会体现到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关系上。因此，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来分析人们普遍遭遇到的全球化的事实，是一重大的实践问题。

一、全球化与社会分工

什么是全球化?通常认为，全球化是描述和指称这样一种人们经验到的事实和趋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界限，以人的活动之间的极强的相关性为依托，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全球化引起了人类普遍的关注。人们关心全球化的进程，其目的不外乎关心全球化对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并试图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化的条件，争取获得更大的发展。事实上，社会分工是经济学、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全球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不可阻挡的进程，它固然会产生许多方面的影响，但其核心还是对社会分工的影响。全球化的影响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深化，它不只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深化。随着国家主体地位的削弱，全球范围的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越来越突显出来，企业的跨国界发展、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它的影响最终会体现到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关系上。从本质意义上讲，全球化是国际间劳动分工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动态过程，虽然它较多地表现为各个不同国家与企业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多方面经济交往活动的增加，但这些商品与资本的流动最终都要反映到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及其对各类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意味着人们的劳动岗位在国际之间能自由的流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在本国的就业机会更多地受到外国资本的影响或控制，从而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波动。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性渗透，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纳入全球性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7]所以，全球化对社会分工的影响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实践问题。

1．全球化时代社会分工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1)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分工发展现状

首先，社会分工极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分工格局。在《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中，我们看到作者在论述技术的两面性时，用了“机器是新的无产阶级”“辞退书正在发给工人阶级”等描述后工业时代工作状况的字眼。似乎自动化步伐的加速正在使全球的经济走向无工人工厂，日本学者增田米治说:“不久就会出现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在今后20至30年内，可能出现完全没有体力劳动工人的工厂。”^[28]在以往，当一种技术革命威胁到一个经济部门的大批工作机会的时候，一个新的部门就会冒出来吸收剩余的劳动力。比如上世纪早些时候，刚刚羽毛丰满的制造业部门就吸收了成百万因为农业迅速机械化而失业的农民和农场主中的很多人。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80年代初，迅速发展的服务业能够重新雇佣很多因自动化而失业的蓝领工人。然而，今天所有这些部门都在成为迅速的公司重组和自动化的牺牲品。唯一已露端倪的新部门是知识部门。这是一个工业和专业学科的精英集团，身负开创未来新的高技术自动化经济的任务。这些新的专业人员——所谓符号分析人员或知识工作者——来自科学、工程、管理、咨询、教育、营销、传媒和娱乐各界。^[29]由于这种社会分工格局的变化，人类的劳动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第一，由体力型向脑力型转变。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们的社会劳动日益从体力型向脑力型转移。原来意义的体力型劳动随着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减少，有的几乎因为机器的替代而消失，人们的社会劳动向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转化。知识型的劳动的比例逐渐提高，其中包括发现或确认复杂问题、解决问题或技术设计，以及导致产品、劳务或市场创新的新型活动等，它们很快成为经济增长、企业兴旺的关键，并对人类整个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知识产业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劳动就业的脑力化趋势，它在推动知识产业总就业量的同时，引导就业从知识型制造业向知识型服务业转移。

第二，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物质产品日益丰富，使物质技术因素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逐渐减少，开始出现制造业衰落而服务业日益蓬勃的发展局面。1960年，制造业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支柱，但到了2000年，制造业占这些国家GDP的比重还不及金融业。而在过去的40年内，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却下降了40%。与此同时，知识产品——卫生保健和教育产品的价格以比通货膨胀高两倍的速度增长。此外，制造业工人的购买力也在下降，在美国，制造业工人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消费群体，以至于有人称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丹尼尔·贝尔在描述后工业社会发展模式时，就已经提出了服务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其实就意味着由生产型社会向生活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服务业价格以超过工业价格3倍的速度飞快增长。在美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已经从50%增长到80%。20世纪末，OECD国家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餐饮旅馆、房地产、保险以及其他服务性领域等就业人数都获得了稳定的增长，并已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份额。有加拿大学者据此提出了“服务经济”的诞生，“在后工业社会，经济已经从提供主要由工业类的工作所制造的商品转移到提供服务。这个重要的趋势几乎被公认为也随之带来了劳动力部门的重新定位……但后工业社会导致了一个服务经济的诞生，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服务经济……工业和农业的工作不是后工业社会典型工作。反过来说，这一重要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构成方面的巨大转变，因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劳动力中心地带的是专业和技术的职业。”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将逐步进入讲究生活质量型的社会阶段。^[30]

其次，社会分工的内容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活力。顺应这一趋势，世界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重新分工。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使国际分工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从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流动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国际分工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工厂”也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其再不能直接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而后者是依一个国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而定。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是国际分工深度、广度不断拓展的结果。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创建了适应企业内部分工的世界分工体系，并使国际分工深入到加工工序和工艺处理一级。生产国际化深化很大程度是由跨国公司所从事的世界性生产活动来体现的。跨国公司企业内部贸易的产品交换是世界范围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体现。在跨国企业组织起的国际生产流水线上，各国企业按照产品或者其零部件加工工艺过程的不同特点，将它们分别配置在不同的国家中，根据各国在技术素质优劣、资金多寡、人力资源状况，以及市场条件的好坏等要素的情况，分别安排其产品的生产、加工、装配，最后统一纳入其世界性的销售网络。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正出现“脑国”与“躯国”的分工趋势。所谓“脑国”，是指那些主要依靠知识、信息和人的智力发展经济的发达国家，他们因为拥有核心技术、融资网络和营销渠道而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处于较高层次;所谓“躯国”，则是指那些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人的体力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因为只有外围技术、生产技巧而变成世界经济的加工厂，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全球化使“脑国”与“躯国”分工协作而组合在一起，形成荣辱与共的世界经济共同体。

最后，社会分工对人的双重影响更加尖锐。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为第一生产力，机器化大生产成为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消除旧式分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31]它有利于消除工作性质对于劳动者的重重限制、从而扩大了人们的工作权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32]另一方面，机器化大生产恶化了工人片面发展的程度。马克思说:“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33]

(2)全球化时代社会分工的特点

首先，社会分工的国际化趋势增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分工已经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发展为世界性的社会分工，即国际劳动分工。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活力。顺应这一趋势，世界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重新分工。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使国际分工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从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流动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国际劳动分工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分工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印度。在机器发明之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34]并且，“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35]

其次，混合型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混合型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是这一阶段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知识经济的到来标志着世界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世界生产力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改变了以世界性工农业经济对立而表现出的垂直国际分工体系和大工业时代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部门内部的水平分工体系。科学技术进步为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国际分工的行列中来，它们中间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接近、经济结构相类似的国家间进行水平型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分工，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立体混合型国际分工体系。知识经济条件下世界生产力的纵深发展使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集约程度高的工业部门，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展这些技术密集程度高的部门，往往需要巨额资本、很高的科研费用、庞大的生产规模和高精尖的技术设备。这一切已日益超出了一国单独发展的能力，要求跨越国界地组织经济。而生产力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的行列，它们一般具有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分工可以充分地利用彼此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发挥各国不同技术素质的优势。而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使某些工业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通过高精尖工业与一般工业的分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分工，可以有效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

再次，科学技术成为促进社会分工发展的最革命的因素。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分工出现两大特点:一方面，劳动分工结构的变更极其迅速，尤其是在当代一些发达的国家中，旧的产业部门在不断衰亡，新的产业部门、新的劳动领域不断地产生和拓展，社会分工规模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化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分工也呈现出一种日益细微化、复杂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而伴随着社会分工沿着细微化、复杂化、扩大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生产日益社会化和国际化，经济日益一体化，人类社会日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工造成的狭隘格局，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的进程，而这种全球化的进程向人们提出了实现自觉地、全面的社会化协作和社会分工的客观要求。

2．全球化为社会分工提供的机遇

全球化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这些方面的发展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其中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交往为甚。

(1)科学技术对社会分工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的到来，在促进社会分工发展的诸因素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内容与形式。社会分工总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展开的，它是依据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状况、对劳动过程的合理分割以及劳动者的优化组合而展开的。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分工形态。手摇纺车、蒸汽驱动的骡机与微机控制的纱车，对纺纱工的素质、数量、动作等方面的要求是各不同的，所形成的分工形态也大相径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都将对人的发展造成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现代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在弥合三大差别的鸿沟。例如，在美国，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0年是43．4%，在1975年是49．8%，在1977年则是50%;在西德，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0年是41．0%，在1975年是51．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脑力劳动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在逐渐减少并且素质在迅速提高，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融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将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将会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更高的水平上融合。科学技术的应用也使农业和工业的差别在逐步缩小。农业生产方式日渐工业化，农业劳动者不断工业化，例如，在美国农民就被称为农业工人。如果说城乡的差别是以工农的差别为条件和起点的话，农业和工业的融合也是城乡融合的条件。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工业不断地摆脱地域的限制扩大其空间分布，而农村也逐渐向城市开放，这样，人类将不再分为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生产体系引发了新的社会分工。如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就派生出了电力设备生产行业、发电行业、供电管理部门及单位内部的电工工种等多层次分工。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开发过程的复杂化、精致化趋势，使研究开发领域不断派生出新的分工。又如计算机技术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硬件与软件的分工，软件开发中的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的分工等。这就是所谓“技术(开发)的分工”，即围绕如何提高技术开发效率而产生的技术开发过程的合理分割与开发力量部署。社会蓝领人数的下降与白领人数的上升趋势就根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动摇旧式分工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不仅向人们提出了消灭那种自发性、奴役性、对抗性的旧式分工的客观要求，也为旧式分工的消灭准备着物质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把劳动者从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消灭或简约了原有的社会分工。如程控交换机的应用消灭了电话接线生工种，龙门吊与叉车的使用使码头工人数量锐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将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生产力的进步，必然会造成剩余产品的大量增加。这样，在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要劳动在逐步缩小，剩余劳动在逐步增多，可供劳动者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也会增多。当技术进步使剩余劳动趋向于无穷大和必要劳动趋向越来越小时，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命本身。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综合或积分化的发展趋势，正在突破分工所造成的狭隘眼界，向人们提出了实现自觉的全面社会化协作的要求。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能简化人类生产活动。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可以使一切生产活动都由人通过这种技术手段进行控制，每个劳动者都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来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人的劳动差别，无论是质的差别、量的差别，还是劳动能力的差别，在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面前会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可以设想，在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时，人们就越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去从事社会文化娱乐活动。正如汪丁丁所认为:由万维网预示了的技术前景是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需要的最终技术条件，尽管技术条件不能代替“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要求的道德条件。

最后，从社会分工的发展趋势看，由于科学技术具有扩充人类才能、替代活劳动的特性，因此，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必将使人类由自发分工阶段走向自由、自觉分工阶段。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不断把劳动者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置换出来，使劳动者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劳动时间缩短，劳动强度减弱。原有的许多工种、工序将为机器与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所代替，劳动将转化为发布指令、控制按钮的简单劳动，任何人都容易掌握，分工协作所形成的狭隘的固定分工将随之冰消瓦解。加之，闲暇时间的增多和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更换自己的工作岗位，社会分工必然转入自觉分工。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一样，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精神生产劳动或非生产性劳动领域的广泛应用，同样也会把劳动者从记忆、鉴别、决策、构图、逻辑推演等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美国IBM公司的“深蓝”电脑为代表的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表明，机器思维可以部分地代替人的思维，电脑可以代替人脑。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将在克服人类基因缺陷、改善智力基础、延长生理寿命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思维机器的普遍应用与人类才能的不断提升，将使精神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简单化，该领域原有的自发分工也随之消逝，使人类真正步入自觉分工时代。到那时，“技术的分工”亦简约转化为人人都能做的简单劳动。技术的继承性与累积性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自觉分工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一方面使人类需求极大满足，技术进步动力弱化、速度趋缓;另一方面又使源于主体创造性活动的智能技术Ⅰ、Ⅱ、Ⅲ的派生趋于简单化，社会技术体系结构改观。自觉分工时代并不是没有分工，更不是没有劳动，而只是意味着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分工的壁垒，人人都可以随意地选择与调换工作岗位。那时的劳动就像今天的文艺、体育活动一样，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自觉分工将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劳动方式，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的重要标志。^[36]

(2)普遍交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交往历程经历了三大历史形态。一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三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人们之间自由的交往形态，不具有强制性的交往形态。这是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自由交往、普遍交往是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37]。由此可见，人类交往的历史演进体现着人的社会化的发展程度，人们之间社会结合的性质和水平，反映了人的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实现旧式分工向新式分工转化的重要前提之一。由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系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也是实现旧式分工向新式分工转化的物质前提。多年来在对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理解上存在着一种偏差，人们往往只注意生产力发展，而忘记了世界交往普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8]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引起了两个结果:一是把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相互影响;二是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两个“普遍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前提，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即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各民族国家共同行动，是世界性的，“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39]。只有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消灭地域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40]“分工的消灭取决于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41]

在分析导致人的类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的矛盾的原因时，林剑教授认为除了社会分工外，还有社会交往。这是因为，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分离和结合的互补机制:社会分工造成了人的活动的分离，社会交往则以整合的方式把个体活动联结起来。社会分工通过使人的活动专门化、片面化的方式把个体的个别器官加以放大，社会交往则把这种片面放大的个别器官整合为一个全面放大了的类的有机体，从而导致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力的发展与扩张。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除了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消灭等物质条件之外，改变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的性质，实现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普遍交往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即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被迫性质以及实现社会交往的普遍化。

普遍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了前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2]。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和世界交往这两个“普遍发展”的物质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43]。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44]“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单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45]

二、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全球化发展

1．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这是因为，在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基础上，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提供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的手段。只有随着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高度发展以及大工业的出现，全球化才能开始形成。因为，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全球化的物质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原来那种地方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代之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从而使民族史、国家史都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社会分工发展的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在民族和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的基础上，它使各个民族和国家成为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交往作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向整个世界，它不仅改变了一般人的活动方式，也引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形式的改变，使任何一种产品和发明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首先，全球化的形成必须以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为基础。在这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6]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面貌及变化，而且决定着一定历史阶段生产的方式、水平和组织形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组织形式不断扩大和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分工也就由地方的生产和分工发展为国内统一的生产和分工，进而发展为国际的生产和分工，并不断地由临时的、不稳定的生产联系和分工发展为经常的、稳定的联系和分工。所以，生产社会化和分工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终极动因。从根本上说，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其实际进程来说，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扩大，随之引起交往的发展。交往的发展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从而极大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这样，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7]。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源头，用马克思具有历史观高度的世界历史理论观照当今的全球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突出表现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球化形成的最根本的历史原因。

其次，社会分工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可以从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但这种考察一旦离开马克思的分工分析视域，就很难说明世界历史形成的真实原因和本质特征。关于分工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48]，它取决于“每一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而“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49]。世界历史就是由分工所不断拓展的资本关系在世界市场积极建构的过程中完成的。它历经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对立”^[50]，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51]因此，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从分工中离析出来，成为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其次，“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52]即交往由商人这一特殊的阶层来把持，它直接促成了城市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以及城市之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了“最初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商业资本力图通过殖民主义的商业活动开辟“世界市场”^[53]。最后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的大工业时期，它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进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工业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在“完成它对人的统治”的同时，又“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54]。正是通过大工业生产的运作，“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55]

2．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来看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不同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其价值性，即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的。并且，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主要从分工的劳动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虽然全球化为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但是，当我们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去看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问题时，我们发现，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事实上，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表现为两个层次:

(1)从类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来看

首先，从人的类本质的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劳动的自发性、强制性、谋生性和需要的物役性以及社会关系的片面化、物役化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相反有加深趋势。个人的发展也是如此。

第一，劳动的自发性、强制性、谋生性依然存在。对工人来说，劳动依然是一种“外在的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加剧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程度，从而对工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严重后果。劳动者并不是生产过程的主人，而只是被动的机器零件，在劳动中，工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已完全丧失。现代劳动异化还表现在劳动时间的实际延长，工人不仅在工作时间受限制，而且在闲暇时间也受限制。

第二，人类依然受物役性需要的控制。这仍然是一个马克思所言的“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6]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追求物质财富成了许多人生活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家本身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把自己的某一方面物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占有的同时也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物品成了人性的代表。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几乎强制性地推行着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把人抛向物质的追求场，一刻不停地追求各种物质目标。人们似乎为了商品而生活，高档消费品成为生活的灵魂，喜怒哀乐都根据电视来变动，休息与娱乐都按照广告来选择。这样，人就拜倒在物面前并异化为物，同时进一步异化为物的奴隶，成了十足的拜物主义者。韩国教育家赵永植指出:“现代人似乎以为丰饶的物质生活就是人生的全部目的。”^[57]今天的人类成为机械、技术、物质的奴隶，缺乏个性而丧失自己，“沉湎于享受，饱食终日，拼命赚钱而又肆意挥霍，把面包和欲望当做生活的全部目的”^[58]。

在当今世界，货币拜物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都必须借助货币才能生活，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标，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马克思说:“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59]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损失了金钱带来的痛苦，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弗洛姆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把自己当作一种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能使自己卖个好价钱”。“他的肉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生活的任务便是有利地投资，靠自己获利。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爱，都被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就可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60]

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人的价值的贬低和人的尊严的丧失。弗洛姆指出，“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必定丧失了许多尊严感，而尊严正是人类的特征之一。……这样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感，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实体。”^[61]缺乏自我感是一种病理现象，并且易引起人的焦虑和恐惧，“易卜生笔下的彼尔·金特是这样一种人:他追求物质利益，最终却发现自己失掉了自我，就像一个洋葱头，一层层裹在一起，却没有一个人。当他发现丧失自我之后，便发现乌有带来的恐惧”^[62]。马克思也曾表达过如此的思想，他认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反比——他制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就越低贱。同时也造成了人在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赵永植认为，现代人“必然马上陷入繁荣的空白感和空落的虚无主义，这种人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63]。“现代社会特征是在物质丰饶的同时感到精神贫困。这个时代只有机械及效率优先，而无视人类存在，传统文化被轻视，精神充满苦恼和不安。”“现代文明所具有的多种问题的核心，在于现代人在生活中，难以维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的均衡。”^[64]

第三，经济全球化在造成人们普遍、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物化社会关系的异己性也在全球规模上表现出来。由于这种物化力量是全球范围的，这更增加了人的生活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因素，更增大了人的活动的风险性;在物化社会关系下，拜金主义有相当广泛的市场，腐败之风屡禁不止，国际性犯罪案件增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影响广泛，从而造成人性的扭曲。

第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的文化与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发展也带来全球性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下的文化交流中，各国在引进健康向上的他国文化时，腐朽的精神产品也会流入进来，毒害人们的精神:其一，随着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普遍扩展，功利主义观念也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低俗的文化产品冲击着各国的文化市场，高雅文化萎缩，使一些人理想信念迷失;其二，经济强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搞文化霸权主义，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推行后殖民文化，对他国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设置障碍;其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在通过网络扩大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交往的同时，使人们的精神交往更间接化了。这种当事者不直接在场的交往方式，是一个由信息网络编织起来的“虚拟社会”。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引出人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许多新问题。

其次，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面临重重危机。人类的健康状况恶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许多原因使得人类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环境严重恶化，这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危害。自然环境破坏表现在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等，空气污染导致肺癌、慢性肺病;有毒工业、农业和生活废物对地下水和地面水资源的污染，导致水资源水质恶化，使地球上有10亿以上的人缺乏安全饮用水的供应;在对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氟氯化碳导致臭氧层破坏，使太阳紫外线直接照射人类，危害人类健康。环境中各种放射性物质或有毒的化学物质导致各种前所未有的疾病的产生，环境污染使人类面临新的健康危机。现在，肿瘤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中呼吸系统肿瘤、消化系统肿瘤比例较高，最近有增长的趋势。同时，古老传染病结核病卷土重来，而且来势很猛。

第二，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日益增加，而脑力劳动导致运动量过少、神经过度紧张。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自己创造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又成为文明成果的异化物。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使很多人产生心理疾患，而且导致心血管疾病和神经性疾病等大量现代“文明病”的产生。

第三，日益扩大的物质文化交流加速了许多传染病的扩散速度，艾滋病肆虐全球。据联合国抗艾滋病联合计划署统计，到1997年底，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已逾3000万人，平均每天有1．6万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有近2000人是未成年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发现以来，这一“世纪杀手”已夺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

(2)从群体的发展来看

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悬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悬殊。正如国内学者所认识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西方国家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国际贸易、投资及高新技术产业上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经济实力和施加政治影响，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建立起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奴役。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地位在21世纪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只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并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处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公平竞争旗号的掩护下，依靠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自觉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同化他国文化，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构成的威胁，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人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它没有带来全球性的经济繁荣，却加剧了普遍的社会不公，对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构成的威胁，不利于人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受益者的分布并不均匀，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每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相差悬殊，“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65]。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小，竞争力弱，因此，本国利益受到威胁，本国人民的发展处于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中。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开始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游戏规则”的制定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它主要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不大，同时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由大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为参与经济全球化，在特定的领域内，必须服从于国际机构的领导和协调，往往要或多或少地作出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和侵蚀，这势必会影响它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间经济交往频繁，经济依赖性日益增强，一国内部或地区的经济危机往往会扩散到世界，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增加了各国的脆弱性，从而削弱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中，导致和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现“马太效应”，势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生活更加艰难，相对更加贫困，人的生活质量不能提高。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些人甚至尚未从饥饿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其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得到满足，更谈不上发展需求的满足了。江泽民同志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这种状况如果不根本改变，就难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动荡，难以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在经济全球化大潮面前，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因感到它们有更加“边缘化”的危险而惶惑不安。它们自然不会认为经济全球化给它们带来了多少福利。美国有的报刊载文，认为全世界至少有2/3的人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受到经济全球化的伤害。发展中国家只有顶住压力，在逆境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逐步发展壮大自己，为人的发展创造机会和条件。

全球化还导致了劳动力价值的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如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行业，工人工作一小时所得的工资只有0．5美元，而美国平均为18美元。一位新西兰学者指出，全球化的成本大量转嫁给劳动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劳动者，残酷竞争中降低成本变成为扩大失业和削减工资，“对全球份额的争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的贬值”，“公司正在不断增加其利润，而工人则在丧失生存基础”。有文章举例，德国每小时工资45马克，捷克为其1/10;转移到捷克生产的德国大众汽车，同期工资没有增长，生产率却提高30%。《全球化的陷阱》一书中有一个醒目的题目《用付给一个瑞士人的钱，可以雇用三个印度人》，作者认为，所谓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不过是西方在那里支付低工资。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比较低的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66]后来，西方公司又瞄准了俄罗斯、东欧和亚洲“工资开支低得不能再低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又有100万熟练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场，他们来自俄国和东欧各国，而且这里的供给比在印度还有利。^[67]资源消费的极不平衡。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耗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美国人消耗的煤、石油和粮食分别是非洲人消耗的500倍、1000倍和8倍。世界上20%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费的木材相当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们还消耗着世界金属加工总量的75%，能源的70%。

第二，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这种两极分化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达国家内部，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1995年4/5的就业人员的小时工资比1973年的水平减少11%，而与此同时，人均经济效益增加了30%。全部增长都流入了1/5居民的手里，而这些居民之间也是很不平等的，1%最富有的家庭在同期内收入增加了1倍。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高级经理挣的工资是一位普通工人的44倍，今天一位海外公司经理的收入是美国普通工人的326倍。^[68]这种差距和贫富的分化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国家能够摆脱。对此西方媒体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有人说今天的老板是按照人的能力支付报酬，那么这简直是一句挖苦的话，现在的股东收入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人员的收入却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美国和英国，国内的贫困人口在1979—1991年间分别以2．4%和5．4%的速度增长。占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水平，从1977年到1995年增长了93%。^[69]从世界范围看，当今世界80%的社会物质财富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地带。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近几十年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加速和倍增的态势。在2002年世界5%的最富裕的人口的收入是最贫困的5%的人口的收入的114倍。1%的最富裕的人口的收入和最贫困的57%的人口的收入相等。2500万最富裕的美国人的收入与全世界20亿贫困人口的总收入大致相等。在182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是非洲的2．9倍，而在1992年差距为13．2倍。^[70]在对生产力和财富的控制上，少数几个大跨国公司拥有的年销售额相当于除少数几个国家以外整个世界经济的总和。无怪乎有的西方学者说，“一个公司就能像100个国家政府一样铸造我们共同的未来”。对此，2003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称，“对于人类发展来说，20世纪90年代既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时代。一些地区和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其他地区和国家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出现倒退。最让人震惊的是停滞和倒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个人劳动机会、个人发展自己能力和潜能机会受到新的无法左右的力量的冲击，全球范围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就业危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通病，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已经越来越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整个80年代西方国家失业率始终保持8%的水平，而90年代以来时至今日就业形势仍继续恶化。据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业岗位呈越来越少之势，平均每年有1万个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这个比率几乎是1994年的2倍。现在欧盟内的失业人口已达到2000万人。^[71]西方的一些学者预言，“工业将沿袭农业的发展道路”，在未来，商品生产只向百分之几的少数就业居民提供工资和面包。对此现象，人们曾经认为就业危机不过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中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一个暂时现象，随着第三产业部门的蓬勃发展，总还是能够回到充分就业的局面。然而现实却无情地表明，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几乎在全部就业人数中增长了20%，失业形势却不断恶化。从90年代起，随着第三产业广泛引入电子办公和网络化管理，大量的“白领”也面临失业。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指出，“直到不久以前，服务性领域劳动岗位的增长尚且能够抵挡工业劳动岗位的损失。”但现在这种情况却不见了。今天“高技术渗透到所有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经济分析家与实践家对于服务性领域能否创造出足够的新的劳动岗位表示怀疑。所以他们不相信能够重新恢复充分就业的局面。”“在银行、保险、旅游、行政管理与社会服务领域许多例行工作都有已被技术所取代”，“在将来，技术进步还会使高度熟练技术劳动岗位受到威胁。”“世界的多数富裕发达国家出现的充分就业危机，毫无疑问反映了人的劳动对于生产与收入分配以及对于人的普遍发展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在发生变化。”^[72]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剩余劳动的增加，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失业的压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可利用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极大增长已见端倪。由于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般的快速增长，满足人类基本生存要求的劳动时间从总体上已大大降低。在20世纪过去的100年中，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了19倍，而世界人口只增长了4倍。在20世纪最后50年内世界人口增长了约150%，而世界GDP增长600%。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工作时间，以德国工人为例，已从1900年每周平均60小时到1990年的每周平均38．5小时。而且劳动者一生劳动时间明显减少，业余活动时间大大增加。年度休假在德国由50年代每年12天增加到90年代每年31天，所有居民的每天业余活动时间从50年代的平均每天2．6小时增加到70年代的4小时再到80年代的6．5小时。^[73]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有20%～25%的劳动岗位是非全日制劳动岗位。另据里斯本小组1992—1993年的报告《竞争的极限》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1985年至199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远远高于就业的增长，特别是法、德、英在国内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就业率却大幅度下落。^[74]随着新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的革命，必要的劳动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对此早在90年代初《欧洲华尔街日报》(1992年3月19日)一篇文章谈到，“一些人估计美国要损失2500万劳动岗位。这意味着在最近15至20年内美国每年要损失100万至200万劳动岗位。”到20世纪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20∶80”的说法，即由于自动化与合理化，将来现有劳动力的20%就可以承担现在全部的商品生产与服务工作，其余的80%的劳动力则处于无事可做的失业状态。^[75]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就业结构需要调整和政府就业政策的危机，也特别从另一个角度显示科技革命和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大大缩短，人类从事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已经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无法合理和公平地运用它。

第三，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分担的生态环境的代价的不公平。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使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是各种利益主体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世界范围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个别主体活动的社会能量增大了，社会影响扩大了，如果个别主体为了获取一己私利，无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在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下，人们交往的时空距离已大大缩短，日益变小的世界已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76]。只有认识到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们的命运的相关性，自觉保护环境，才有可能缓解和解决全球性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它要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它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以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生态的发展为条件，其最终目标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借此机遇发展自己，不加选择地上马了一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同时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高能耗的技术本国需要但又环境污染太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是利用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服务，给发展中国家种下了短期内难以去除的毒瘤，影响后代的身心健康和发展。^[7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造成对本国环境的污染，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把环境污染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出。一种办法是将严重污染的企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如:日本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39%的“肮脏产业”已转移到第三世界。另一种办法是直接将有毒废料垃圾输向发展中国家。据统计，1986年至1988年，发达国家共有350万吨有害废物输送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料输出国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毒废料。这样的做法虽然使某些发达国家近几年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因为“贫穷使它们出卖资源。它们因贫穷而向发达国家借债，为了还债和利息，不得不把森林出卖。”^[78]

(3)从个体与类的发展的矛盾来看

在旧式分工与私有制存在的历史阶段中，人的个体发展与类的发展出现了矛盾与背离，这种矛盾与背离在资本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人的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幅对照明显的图景:一幅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种族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9]另一幅同样真实的图景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个体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个体的能力日益片面化，人的有机的身体与生理器官被撕裂成为支离破碎的“碎片”，人创造了机器，自身却又成为了“机器上的某个点”，个体被肢解为片面的畸形化的人^[80]。由此可见，社会分工一方面扩大了社会总劳动，形成了人类整体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异化，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类的发展是以个体的发展为代价的。在全球化阶段，这种类的发展以个体发展为代价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类与个体的矛盾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活动和能力的全面性与个人活动和能力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向前推进，由此导致的人类活动的不断全面化及其必定伴随着的人类能力的全面化，构成了每个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但是，人类整体与个体的这种统一，只能从历史的漫长发展中表现出来，分工使劳动者不得不在特定的范围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枯燥无味而紧张繁忙的机械性工作，使劳动者的活动受到限制，以至畸形发展成为并不全面而是片面的人。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人类整体全面发展，恰恰是以大多数的个体的片面化为代价的。分工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多样性活动形式的发展，从而实际地证明了人是一种具有多方面需要和能力的禀赋全面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却又剥夺了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这种全面发展的现实机会。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81]。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分裂，由于阶级对抗的存在，分工具有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分工把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强加给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每一个人都不得超出强加给它的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只要分工是强制性的，不是出于自愿的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82]。

第二，人类的一般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个人的直接关系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分工是以协作和交换为补充的。人们在互相协作、互相交换活动及其产品中形成的普遍的交换关系，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已经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所体现。但是，由于分工使每个人都被局限在固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们的直接社会联系非常狭隘、片面。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分工所造成的普遍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间接的，甚至还是与个人相对立的。个人无法掌握的异己关系，使得个体的方面全面依赖于整个社会关系。

第三，经济全球化扩展了人的需要的可能性而又限制了大多数人的现实需要。经济全球化使人的活动伸展到各个领域，不但通过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扩展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使社会精神生产大为发展，从而拓展了人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就使人的需要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系统。但是，由于分工限制了人的活动范围，也就限制了人的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当生存需要压倒其他一切需要时，人对自由自觉活动的需要，也被生存需要所代替。精神生活的需要不但在体力劳动者那里往往被压抑着，在脑力劳动者那里也同样是片面的。至于发挥自己才能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并没有现实意义。^[83]经济全球化确实不断地创造着人的新的需要，不断创造着用于满足人类的新需要的掌握外部世界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创造着满足人的需要的新的对象。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中各个方面问题的存在，人的需要本身也发生了分化。有些人的需要得到了多样性的发展，而另一些人的需要却受到了压抑、压制。也就是说，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现实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多样性需要的满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84]它使广大劳动者的需要降低到只是单纯地维持机体生存的简单的最粗糙的动物需要。劳动者被当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马克思说:“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的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