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特点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论是一个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其实践性、历史性、辩证性和价值性是以往任何一种分工理论都不可比拟的。其中，价值性是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区别于其他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特点所在。

一、实践性:从生产劳动出发来研究社会分工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也是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重要理论特征。马克思是从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来考察社会分工的。

马克思是从分工和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中来考察分工问题的。《手稿》中马克思在继承斯密的分工内涵的基础之上，把分工首先当作人的活动、劳动来理解。马克思指出，旧分工理论把分工和生产活动割裂开，不从生产活动出发来说明分工，忽视了分工的社会性、历史性，并把分工永恒化。分工确实与人的需要、利益、秉性以及理性有关，但若把这些加以夸大，忽视生产活动的决定作用，就必然会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用观念、道德和功利原则来解释和评价分工，看不到分工所包含的真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分工就其本来和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来讲，它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所以，研究分工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要从社会历史出发揭示分工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来揭示生产活动的秘密，从中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因此，马克思在以后研究分工问题的过程中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从而取得了有重要价值的成果。^[1]

马克思发现，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缺点。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但是，黑格尔的劳动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马克思所讲的劳动是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把生产劳动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的一大进步。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由于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把理论批判作为实践的基本内容，强调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和论文中，马克思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上，把政治革命(政治批判)作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从而在政治形态上区别了实践和理论，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开始把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并试图从劳动出发揭示私有财产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的根源。人类劳动是一个辩证发展的物质过程，分工的出现给人类劳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4]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什么是分工呢?马克思说:“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5]所谓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作为类存在物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指生命活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活动。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指出人类正是在生产劳动这种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中，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不仅改造了外部自然界，而且改造了人本身，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观既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不同时把人看作感性活动的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直观性的缺陷，这种实践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基础。^[6]

马克思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揭示了生产活动的秘密，从中找到社会历史活动发展的规律。就分工本来与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上看，它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表现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体现了分工在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中的统一。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一种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的一种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这种划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7]。马克思所说的分工不是一个基于人类本性的抽象范畴，而是一个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着的具体历史范畴。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生产力提高、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前提条件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为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8]马克思注意到，从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中可清晰地看到分工的历史演变，“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拥有的生产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9]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分工经历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具体历史形态，“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10]正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造成了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造成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形成和制约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分工所具有的生产关系属性，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匹配，即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1]“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就包含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不同形式。”^[12]

二、历史性:把社会分工的发展看作一具体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所说的分工不是一个基于人类本性的抽象范畴，而是一个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着的具体历史范畴。分工在人类历史上将经过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三大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分工则是这种活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它存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分工具有不同的性质、形式和特点，所以分工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因此，我们必须从分工的历史发展来考察分工问题，要了解社会分工必须从社会历史出发，从现实出发，研究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研究各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的分工形式。

自然分工是人类社会早期出现的由自然环境、人的自然素质所决定的简单的分工形态。自发的分工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开始产生至今依然存在的分工形态，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不够发达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与自然分工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形成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根据社会的需要，把社会总劳动划分为许多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以使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通过彼此之间的产品交换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它不再以自然环境和人的自身的素质的差别为出发点，而是立足于社会的需要。自觉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分工。马克思具体考察了分工在历史上的这几种存在形态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然分工阶段。自然分工存在于原始社会。之所以称其为“自然”，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13]依地理自然和生理自然为条件，原始的自然分工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人们只能依据自己的自然条件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这里的自然条件主要指年龄、性别、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在这个阶段，分工最初发生在性别之间，妇女由于自己的生理特点，在孕育、养育孩子和获取生活资料方面起着显著的作用，曾经使人类社会早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所以自然分工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部落内部的分工，按照年龄、性别等纯生理特点进行。另一种是部落间的分工，人们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而从事不同的活动，如有的部落从事狩猎，有的部落从事种植业，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地域分工。

第二阶段，自发分工阶段。自发分工阶段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发展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的分工阶段。尤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固定性的专业化分工。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初步发展，特别是青铜工具的出现，发生了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层，从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真正的社会分工即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及随后出现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些分工的出现，表明社会分工已经开始超出原始自然分工的性质。整个社会生产分化为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四个部分，人们相对稳定地在各个生产和交换的部门之中，并通过交换结为有机的社会整体。这时的社会分工不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劳动活动本身的划分为基础，以劳动者的固定划分为特征的社会分工。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只是限于社会范围之内，而没有广泛渗入到社会生产的过程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由于大机器生产的推广，社会分工日益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分工进入生产部门内部。不仅如此，分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一切领域和部门的结构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此整个社会分工化，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工形式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分工体系。自发分工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历史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等历史时期，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自觉分工的实现之前。

第三阶段，自觉分工阶段。自觉分工阶段是未来社会扬弃固定性分工即实现自由自觉的分工形式。由劳动分工决定的劳动者分工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不再有脑体劳动者、工人与农民的划分，但仍然存在从事不同生产项目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生产者的分工是根据个人兴趣与特长进行的选择，是自我实现的手段，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纯粹是出于劳动组织的客观要求。即马克思所预言的:“每一个有拉斐尔才能的人都应当可以不受阻碍地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纯粹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画家，至多存在着既从事其他工作而又作画的人。”^[14]这种只可能出现在未来理想社会中的自觉分工的自觉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以自觉地进行劳动时间的分配。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未来的社会分工必将是一种专业划分十分细微、门类更加复杂的分工形态。但由于消灭了私有制，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领域的分配不再受到自发性的外在因素的支配，从而能自觉地进行劳动时间的分配。

第二，可以自觉地对分工结构进行控制和调整。

第三，劳动具有自觉自愿的性质。由于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们不再受到外部条件的控制，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爱好和社会的需要，自由、自主、自觉地选择活动，这种分工更多地表现为协作。

自觉分工是马克思的科学预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工将与私有制下的分工具有不同的性质，是一种自觉的新式分工。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一段经典表述:“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5]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明确地肯定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那种使人片面化的谋生性分工。另一方面，又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将仍然存在劳动分工，不过这种劳动分工将具有自觉的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篇中写道:“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6]

三、辩证性:辩证地看待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分工

除了马克思辩证地分析了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外，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辩证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社会分工的发展看作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在深刻认识到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上的“恶”的作用的同时，马克思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了这种分工出现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不仅辩证地看待社会分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把分工的发展看作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由此分析了这种分工出现的客观必然性。

在对社会分工作用的认识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直接的思想资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类与个体关系问题的讨论，其中包含了“恶”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康德指出:人们必须一代代艰苦劳动，以便将最后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峰巅，并通过他们最终圆满地实现自然的目的。这里就包含了个体为族类的目的而牺牲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所继承^[17])。席勒对康德历史哲学中关于类的发展以大量牺牲个体为代价以及“恶”是实现“至善”的手段的思想感到震惊。席勒不能同意康德漠视和淡化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及其恶果。席勒把康德已经触及到的个体与类的矛盾、个体为了族类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消极后果突出地强调出来，并持否定态度，他说:“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他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18]在这一点上，他与康德和黑格尔是相反的。针对现代人的人性片面化的发展，席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他的“审美国度”的人性状态:在这一国度里，在个人身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融、和解了，这是体现类与个体和谐一致的个人，是能力、个性全面发展了的个人，这是“审美国度”中的“审美的人”。席勒对现代人的警告是有意义的，但怎样从片面化的现代人走向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则是作为诗人的席勒所未能解决的。

上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类的发展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思想、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思想以及未来理想社会里个体与类的对抗消解和人的个性因此而获得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一切都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

与以往的古典历史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发现了真实的历史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非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因此，历史规律不是外在于人，而是人自身的活动规律即人的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在这一历史规律的支配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末期)时，在社会成员之间实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便成为把人类社会生产力向前推进一步的关键。这种分工从类与个体的关系上看，意味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达到了这样一个转折:为了类的才能得到加速发展，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大多数个体处于片面发展状态，以保证族类获得较全面的发展与进步——对族类来说，他既有了物质劳动，又有了精神劳动，所以发展是全面的。但为了保证类的发展的这一全面性，不能不牺牲个体发展的全面性(体力劳动阶级被完全剥夺了精神领域的发展)。这样一来，类与个体之间便难免发生对抗。个体的片面发展在席勒那里被从道德上指责为“错误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却被看作是合乎历史规律性的。因为席勒只从个体自身着眼，所以他只看到“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牺牲他(个体)的整体”是不人道的。但马克思是站在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的立场出发，所以他看到:席勒称之为“错误”的东西，在历史哲学看来，恰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19]马克思还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立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0]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1]马克思甚至提出“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22]。

当然，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动物界，牺牲个体以保证种族的利益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在人类，通过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可以改造环境和改变人自身。因此，牺牲个体以求得整体发展并不是人的发展的永恒现象。马克思最后总结说:“‘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23]克服类与个体的这种“对抗”，使类的发展“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只能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当人类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实现了私有制、阶级和旧式分工完全消灭的时候，类与个体的对抗才会消失，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况才会到来。^[24]社会分工就会经过这样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个体与类的矛盾最后在社会分工的发展中消除，从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

2．辩证地看待由社会分工制约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由社会分工制约的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最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资本主义消除了封建束缚，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马克思指出:“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2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等级制度森严，被压迫阶级没有人身自由。“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27]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粉碎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打破了在人的依赖关系下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地域性、狭窄性和孤立性，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这种丰富的社会联系和能力体系就为人类最终摆脱强制性分工的束缚、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指人类建立在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简单、狭隘和封闭的社会关系向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的丰富、全面和开放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由带有类似动物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痕迹并使人受其盲目地支配的社会关系向真正属于“人”并受其自觉调控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由使人奴隶般地服从于固定的社会分工和由此而导致的畸形、片面地发展并不断地生成着人与人的对立的社会关系向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8]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固然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9]正是在交往中，人们之间在心理、情感、信息等方面得到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从而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个人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说:“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0]

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步作用的同时，仍然指出了它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1]“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2]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只是贸易的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33]可见，马克思是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

四、价值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的价值性体现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和理论归宿的。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规定就在于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和理论归属的。价值性是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特点。前文已指出: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社会分工关注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分工的经济意义，认为分工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一种自发经济秩序的形成;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功能主要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意义;而在马克思这里，社会分工的问题是和人的发展问题相联系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历史进步的原因，但同时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也是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人的发展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马克思根据人们受职业和分工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能力的状况，提出了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设想。人的发展问题为社会分工的研究找到了最终的理论归宿。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出发建构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为人的发展理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以社会分工为重要范畴的唯物史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基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正如于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第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结论。照恩格斯的话说叫‘现代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第一个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取得这个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4]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西方人的发展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章。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人的发展学说的方法论前提，从而第一次把关于人的发展学说从空想变为科学。在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后期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关于人的发展的内涵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内容。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他在《手稿》中，把作为“历史之谜解答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表达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5]。这里的表达方式，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其中内含的共产主义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他们还指出，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与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即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与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条件下才能消灭是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在论及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时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

1．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直接针对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提出的，而马克思对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考察的结论是社会分工，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分工，即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个人的发展状况如何，“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7]这里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都与分工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在对以往不同历史形态的分工的考察中，揭示了人的片面发展的事实，从而提出了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构想。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社会分工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以资本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形态中的旧式分工，旧式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特殊形态。因此，准确来说旧式分工才是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

旧式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它造成了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社会活动乃至物质生产活动领域中的分离，从而使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不得不以畸形片面的方式发展。史料显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产生于奴隶社会初期，它是从社会公共职能中派生出来的。最初从事精神创作活动的专职人员是祭司和史官，都是由统治阶层的需要促成的，从而也是社会公共职能同生产劳动分工的派生物。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是由社会的阶级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其一，统治阶级需要一个专业的精神劳动部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8]其二，只有统治阶层才摆脱了谋取生活资料的重担，有条件地将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劳动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对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开始分离破坏了人们体力和智力和谐发展的基础。在原始社会早期，社会中并没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只能维持在生存的最低限度上，生产资料又归氏族共同占有，因而，人人都必须从事物质生产，专门的精神生产自然不可能产生，精神活动往往是和物质活动一起进行的。在这一阶段，人在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上还保持着一种“原始的丰富性”和朴素的统一性。而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及以后的各个私有制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的状况大大改变。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使得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随之分离，管理职能与社会公共职能逐渐与生产劳动相分离而独立化和专业化。随后，在生产者和实际管理者之外，又出现了专门从事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活动的人群。由此，由少数人垄断人的精神发展，而将绝大多数人排斥在这种发展之外的历史便被拉开了序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39]由于这种分工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不仅使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享受和劳动由各种不同的人来承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这样，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获得了精神发展的垄断权，而他们的对立面却从根本上失去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阶级地位去做另一个阶级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对于物质生产者来讲，他们注定只能成为劳动的工具，并且“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0]

可见，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与对立，鲜明地表现为个人屈从于社会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活动，失去了在体力和智力上和谐发展的可能。

其次，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体力智力的片面畸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主要出现在社会活动范围内，但在物质生产过程内，二者还是融为一体的。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物质劳动过程本身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分离的独立的力量。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彻底粉碎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一体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逐渐深入到了生产过程内部，其表现形式就是生产内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阶段、发展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完善于机器大工业阶段。在简单协作阶段，资本家只是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意志，垄断着劳动的指挥权，但具体劳动本身所具有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还尚未分离。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完整的智力因素被分解了，因为这时个体工人所从事的劳动只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片段，自然他们所占有的智力也只是所需全部智力的一个部分。生产过程的智力因素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独立的力量，是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完成的，并伴随着由泰罗所发起的“科学管理”革命而到达顶点。在实验中，泰罗发现了“机能分工”的重要性，找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出发点，即必须使劳动过程的脑力机能和体力机能完全分离，把脑力机能转移到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的原则》中，泰罗明确规定了劳动管理者的职责是承担一切脑力工作，包括总结生产知识并写出工作计划，而工人只需要按照指示来操作。这样，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总结、计划职能，以及控制意志都与劳动者分离了，原来融合为一体的脑力机能和体力机能分别成了两个独立主体的职能，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划分为独立的过程。

这样，经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便完全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智力变成了支配劳动的权力。这正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伟大功绩，也是其致命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41]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把劳动主体在劳动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判断力和意志力从劳动者那里剥夺了。于是，劳动者不再是活动的主体，因为他的活动已经被他人的意志支配，工人的活劳动变成了机器的操作。劳动本身所具有的智力因素逐渐从个人的劳动中一步步分离，劳动逐渐变成了一种没有灵性、单调乏味的、只是为了谋生才不得不做的工作。由于工人长期被固定在某一固定操作上，这种劳动不仅造成了工人智力的荒废，也造成了工人身体的畸形。

总之，整个分工发展史和人的发展史都证明，旧式分工是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分工越细密，人的发展就越畸形和片面，分工和人的畸形片面发展齐头并进。为了训练某种单一活动的能力，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很难有机会应用自己的智力而变得痴呆，他们的劳动也不是真正的劳动，因为他们在劳动中不是自由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机器大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高，是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42]

2．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逻辑前提

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逻辑前提和根据，因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定，人的本质也就决定了人的发展的内涵。马克思首先确定了其理论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实的个人”，首先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其次，“现实的个人”还是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中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受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3]在对人的现实性的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揭示了人的本质。

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规定，但也是一个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规定。

要考察人的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4]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所谓自由，是指人在实践中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状态。动物的活动是不自由的，是消极的、被动的，只能适应顺从外界，即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45]如蜜蜂只能按照蜜蜂所属的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蜂房，而不能像蜘蛛那样编织蛛网。“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46]，即人的活动具有广阔的自由选择性。所谓“自觉”，是指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动物的活动是盲目的，受本能支配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活动。而人却“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47]，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进行生活。马克思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48]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特性是人的基本特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程度首先取决于劳动发展的程度。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9]“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0]人类的劳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类的劳动过程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的变化，又经历从个体劳动到社会化劳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劳动，同奴隶制、封建制的劳动一样，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关系。劳动者在劳动中片面发展，是由于这种劳动的产品和这种劳动本身不属于他们自己，而被别人占有，被资本家占有。异化劳动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否定形式中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只有劳动及其成果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消灭它们的异化性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关键在于劳动的解放，而劳动解放的标志是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并改善劳动条件，使劳动过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成为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创造性、充分展示自己个性从而使自己本质力量得到发展的过程。他指出，劳动既能满足、促进“人的需要、情感和能力诸方面要素的全面发展”，又能够满足和促进“个人有别于他人而在发展特征上表现出内在差异性的自由的发展”，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不仅是生存的手段，劳动将成为一种自由、自主、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仅仅考虑到人的类本质是不够的，类本质没有考虑到社会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对人的不同作用，因而还比较抽象。要想说明现实中多种多样的人，就必须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从社会关系出发揭示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同一时代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并从中得到关于人的现实的特殊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存在无时不历史地受到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的制约，人的发展因而也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表现，人的存在无不历史地受到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所制约，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中，人的社会活动无不受到人与对象的各种关系发展程度的制约与规定。因此，人的需要与能力的发展又必须以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前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52]人的存在就是人与社会的矛盾统一关系的存在，人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只有在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真正形成的理想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实现。

社会分工造就了人的现实的社会本质。社会关系构筑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宏观环境。人通过社会关系而存在和发展。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社会关系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制约与人通过社会活动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本质是一个共生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分工完成的。“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53]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54]“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出现了农业、工业、商业等职业的社会关系，出现了城市、乡村等地域的社会关系，出现了猎人、渔夫、牧人、批判的批判者等角色的社会关系。“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55]分工将社会关系人格化，在现实性上造就了人的社会本质。“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56]由于分工将社会关系和人的活动范围引向固定化和细致化，导致了生产的经验、技术、工艺、传统的细密和集中，意味着个人占有社会智慧和能力的增加和进步，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和扩大。这同时也是人的类本质的发展。“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58]。”

但分工同时导致了个人对它的依赖性，“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59]分工以及由于分工使每个人所从事的特定工作和所处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强加给他仅有的独自性。如果她命里注定要当一名钳工助手，那么强加给他的独自性一定是大腿脱臼，结果就要曳足而行;如果他将作为一个纺织女工生存，那么她的独自性一定是两膝麻木不仁;甚至如果他从事徭役农民这种旧职业，那么由于分工和城乡分离，他的独自性一定是:他被隔绝在整个的世界交往系统之外，因而得不到任何教育，结果就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这样，“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的分工，现在又成为制造片面的人、畸形的人的元凶。费尔巴哈视野中离群索居的、抽象的、孤立的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下表现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孤陋寡闻的人。就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对人的社会本质发展的制约作用看，占有人的社会本质，“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实现由“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的任务是艰巨的。

马克思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0]，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充分、自由的发展确是人的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孤立个人的发展。因为，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发展。首先，人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是社会劳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详细考察了人从自然界演化出来的过程，深刻揭示了社会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证明了人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次，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人从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61]，社会决定着人的意识和意志，决定着人的活动的动机和原因，决定着人的一切行为。再次，人在社会中发展。人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分工与合作，在与他人的交往与关系中学习他人的长处和社会经验，以弥补个体的不足;用他人和社会的经验丰富和提高自己，在相互合作和竞争中产生人作为孤立个人所不具有的能力、智慧，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和发展自己。社会关系促进着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同时也规定着人的发展的趋势与结果。

因此，人的本质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和真正的社会联系，凡是违背这一本质都会使劳动异化。

3．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人的哪些方面?马克思将其定义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2]。马克思首先是从人的需要入手来揭示人的本质的，“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3]然后由人的需要逻辑地引出人的创造性生产劳动，又由创造性生产劳动逻辑地引出人的社会关系，由人的社会关系逻辑地引出人的个性。由此我们得出人的本质的四方面的规定性:第一，人的本质的主体性规定——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可以说是人的作为类本质的规定。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观点，并且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手稿》中，如上文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第二，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规定，这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规定。如上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4]第三，人的独特个性，这是人的个性本质的规定。第四，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人的需要。因此人的发展的内涵至少应是这四个方面的发展。

第一，人的劳动能力和潜能的发展。黑格尔说:“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65]马克思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蕴涵着全面发展的人的能力，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66]。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首先看作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全面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动的人体中存在的，每个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67]马克思之所以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的全面发展，主要是针对劳动者的片面发展来说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体力与智力的分离才导致了真正的分工的出现，原始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人类劳动活动以朴素、自然的形式存在着，那时的人的发展具有原始的丰富性，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而私有制社会里，出现了劳动分工，限制了每个人的活动和发展，使人片面畸形的发展，是分工直接导致了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只有消灭旧式分工，劳动者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于一身，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要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作为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并且人的能力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括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能力，也包括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既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又包括道德修养能力还包括审美能力。另外人的潜能是一种还未实现的潜在的能力，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体现了自然界进化的最高成就，人体内蕴藏着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遗传和教育等形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结构上形成了深厚的积淀，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体内的巨大潜能，一旦制约人的发展的诸因素得以解除，人的一切天赋和潜能必将得到充分发展。

第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8]。人的能力固然是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但马克思从未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发挥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因此，个人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的交往活动，同无数其他个人从而也就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普遍的交换，逐渐摆脱个体的、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在交往活动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人们将积极广泛地参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社会交往，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活动范围，那时“最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9]。

第三，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所谓个性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独特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心理品质以及能力、素质等。“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70]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性的个人”，所谓“偶性的个人”是指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71]，人的发展就是在劳动能力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人的个性如兴趣、爱好、心理、性格、气质、行为等都将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都成为充分自由而又各具特性的人。

第四，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深层原因，人的现实需要的结构反映着人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和人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曾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72]，并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7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使生产力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人的精神需要及各种社会需要尤其不能得到同步满足和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既利用“讲究的需要”又利用“粗陋的需要”^[74]来进行投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75]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借助于工业化而激起人们“病态的欲望”，使人们变成欲望的奴隶，如马尔库塞认为的“虚假的需求”压抑了个人的“真实的需求”。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被严重扭曲，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往往表现为花样不断翻新的享乐需要，其背后真正的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反而受到资本利益的种种限制。马克思关于“多方面的需求”“人的需求的丰富性”正是针对此而提出的。只有到了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将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出于人的内在需要，该需要的特点是物质需要或生存需要的紧迫性和相对重要性下降，而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包括社会关系、精神生活中的各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自由的需要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且人的需要将呈现出空前的多层次性和不断的超越性，从而实现了人的需要的真正丰富性。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76]。我国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考虑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原因就在这里。

4．如何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对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的理解，必须和社会分工相联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是和自觉分工的实现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实现了自觉分工，才可能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毫无疑问，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必须体现在人的活动的全面性上。只有人的活动不再受到外在的强制性的限制，才能谈得上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名的那段话里，他们只是运用了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形象比喻的手法，其目的，只在于表明未来社会人的活动方式，说明未来社会人的活动没有强加于他的特定的活动范围，个人不再屈从于分工，不再屈从于外在的条件和目的，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专长选择自己的活动。在今天，人的活动受到诸如国界、阶层、地区、城市、单位等重重限制，是谈不上活动的全面性的。但人的活动的全面性并不是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涉足一切社会活动领域，人人都既可以是作家、画家、记者、医生还是科学家、运动员等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个人来说，却应该辩证地理解全面发展和片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时代是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要知道和掌握所有的知识是绝对不可能的。试图无所不知，结果只能一无所知。因此，所谓的“全面”发展的人不能理解为在许多或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中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完人”或“超人”，这种“无所不能”的规定，不仅会导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适得其反的后果——人是无所不能的存在，导出人是无所规定的存在，而且这种无所不能所导出的无所规定，必定也导出人的无可解释，无所事事，无所不能成为无所能的同义语。因为正是对人有所规定，有所限制，人才能有所创造、有所作为。

其次，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并不排斥专业性。人的专业性的发展缘于个人的有限性。承认现实的个人的有限性，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出发点，歌德说:“只要人类一直在努力奋斗，他便会犯错误。”康德说:“只要人类一直在犯错误，他便要努力奋斗。”^[77]康德对歌德的发挥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在康德看来，上帝拥有完美，而人类只拥有丰富性，正是人的本质的缺陷才造就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事实上，一个人想成为无所不能的全知全能的人也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处于一个知识与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向高、尖、深的方向发展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而人的发展毕竟要受到个人能力有限性的制约。只要一个人不陷入幻觉之中，他应该懂得的另一个生活的真理，即他永远只能专业地发展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有自知之明，必须对自己的天赋、能力和现状进行认真的反思，并片面地发展自己身上最见长的、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那些因素。莎士比亚之于戏剧、莫扎特之于作曲、毕加索之于绘画，正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试图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专长，这个人必将一事无成。歌德还说过:“有人说得很对，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某一种人，然后才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歌德不但自己努力做到不旁驰博骛，而且经常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也这样做，以致爱克曼写道:“从我和歌德接近以来，他一直要我提防一切分心的事，经常力求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专业上。如果我表现出一点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总是劝我莫管那些闲事，目前且专心致志地在诗方面下功夫。如果我想读一部对我的专业没有帮助的书，他也总是劝我不要读，说它对我毫无实用。”^[7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歌德在治学上对爱克曼的严格要求。无独有偶，片面地发展自己的专长、严格地限制自己的研究范围，也是黑格尔最重要的治学经验。在《小逻辑》一书中，黑格尔指出:“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做不成，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79]正如我国古代道家著名思想家庄子所说:“吾生也有崖，而知也无崖，以有崖随无崖，殆已。”

再次，全面发展的“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自由”。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或者说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并不是说每一个个体的人，可以不受社会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可以不受自己本身主观条件的限制，而绝对自由地发展自己，而是说每一个个体的人不应受到他人的和外力强加的限制，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素质和能力。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为实现自己的追求，按照自己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个性和特长，去自由地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和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们是得到全面发展了。因而人的个体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他的“所有个性”都得到了发展，而是指他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即他个人所希望发展的那些个性、素质和潜能都得到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个人还有一些素质和潜能可能没有得到发展，然而他的“个性”却因为有了发展上的自由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全面发挥。这时，就他本身的愿望来说，完全可以说他已经是得到全面发展了。否则，如果他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由于外力的强迫，虽然也发展了某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但却使他本来想发展的素质和能力没有能得到发展的机会。这样的发展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全面发展了。不仅如此，而且无论别人从何种意义上看也都不能认为他是全面发展了。

最后，“全面”是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全面”。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个性差别和专长的消失，恰恰相反，未来社会正是为无数独立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先天禀赋、兴趣来选择自己爱好的活动和专业，“全面”也是人们选择的可能性的全面。并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全面”，主要是针对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对人的发展的种种限制。诚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才能，但社会应该提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使“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80]，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具有爱因斯坦的才能的人，都有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和显示自己的才能的可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让每一个具有爱因斯坦才能的人都成为爱因斯坦、具有贝多芬才能的人都成为贝多芬，我们可以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理解为是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全面”，而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技术多面手”，这是人的全面发展最现实的含义。人的全面发展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万能的超人。人的才能的发展，既要受到个体自身素质的限制(如体质、天赋、兴趣、特长)，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劳动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深度是无穷无尽的，能力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穷尽社会劳动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在各个领域成为专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是意味着，个人才能的发展将不再受到外在社会条件的限制，人们在社会内自由选择、自由发展。至于单个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由个人决定的，社会允许个人发挥一切才能和个人实际能将才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由于种种限制束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枷锁不复存在，社会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各种现实的条件(如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强制分工的消灭、异化现象的消失、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等等)，但并不等于说社会的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能在事实上做到全面发展;某些社会成员由于自然的、生理的或其他不可控制的原因而得不到全面自由的发展的情况仍然会存在。

历史证明，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分工的结果必然要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化，而这种人的发展的片面化也将在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中得以扬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旧的分工，建立了“自由人的联合”，铲除了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相对立的社会基础，摆脱了那种极度地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和压抑人的肌肉的各种因素，创造了人的身体和精神一切自由活动的条件，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才能真正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揭示了人类自身由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精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意义和本质特征。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个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81]在这里，马克思把未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自身存在的、能够创造“某种使用价值”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能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又能从事文化科学工作。他具有广泛的才能，能够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只有实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才能推动整个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