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实现的伟大变革

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之前，许多思想家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探讨了社会分工问题。但是由于以往生产方式的落后和所处时代社会实践条件以及所用方法的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刻地揭示社会分工的本质、正确地论述社会分工的作用。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出现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进步成果，对以往的分工思想进行了辩证的扬弃。他和恩格斯通过确立包括分工在内的一系列全新范畴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他的社会分工理论实现了一系列的伟大变革。

一、现实地考察了社会分工的起源

与历史上的思想家从人的抽象的需要本性出发论述社会分工的起源不同，马克思从人类生产劳动出发，把社会分工和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相联系，这就首先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斯密在分工和交换问题上的循环论证。斯密只是从既定的事实出发，静态地得出了“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的大小、市场的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的结论。^[59]马克思批判了斯密“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60]马克思没有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而是苦苦追问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如何，马克思在对社会分工的历史进行现实地、动态地考察的基础上，找到了社会分工真实的起源，阐明了分工与交换的历史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把分工区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最初的分工是自然分工，自然分工以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与商品交换无关，社会分工则是从包括自然分工在内的两个起点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这两个起点，这两个起点就是自然分工和由于不同公社之间的自然差别而产生的交换:“社会分工也是从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1)在家庭和氏族内部，存在着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加上对邻近部落使用暴力而造成的奴隶，更把这种分工扩大了;(2)不同的公社因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在这些公社相互接触的地方，它们就相互进行交换，由于使自然分工进一步发展，所以是破坏本公社内部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61]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从自然分工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历史关系是，在原始公社相互接触时，最初仅仅是偶然的交换，把各个原始公社联系起来，但随着这种交换的频繁和扩大，原始公社之间存在的自然分工转变成社会分工。因此，社会分工应该是各原始公社之间发生交换的结果。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线索就是，以自然分工为起点，通过偶然的交换把各原始公社联系起来，并在进一步扩大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曾经是自然的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而且，商品交换在引起原始公社之间的自然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之后，还使得原始公社内部的自然分工也发展为社会分工。恩格斯由此指出:“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62]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前的自然分工阶段，就已经有了原始的交换。在原始公社时期，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只是与这种自然分工相适应的交换只是处于交换的不发达水平，交换只发生在原始共同体之间，是一种偶然的交换，和后来的商品交换存在性质与水平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均认为社会分工以前的自然分工条件下存在着交换，分工和交换后来发展为互相影响:“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起初是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这种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的本身的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公社所拥有的生产的自然因素为基础。当然，产品发展为商品，商品交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分工和交换互相发生影响。”^[63]可见，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分工与交换共同促成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化。

同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交换也有不同的性质:自然分工阶段的交换仅限于在不同部落和氏族的边缘地区发生，是交换的不发达形式;而在社会分工阶段，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规模都空前扩大，不仅一切物成为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可以出卖的商品。恩格斯论述了这两种交换的区别:“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64]即与自然分工联系的交换是偶然的、例外的事件，而与社会分工联系的交换则是一种经常性的制度。而在社会分工产生之后，社会分工与交换则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65]马克思在归结这一思想时指出:“交换的倾向……被看作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66]

自然分工阶段的交换与社会分工阶段的交换的水平也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早期，已经出现了不发达的交换。不同的共同体即不同的氏族公社，不同的部落，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里，不但生活方式不同，而且生产方式、劳动产品也不一样。当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互相接触的时候，就交换彼此不同的劳动产品，这就促成了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之所以说这种交换是原始的，一方面，是因为交换的基础是自然的差异性。马克思说:“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67]这种自然的差别恰恰就是交换得以形成的基础，马克思说:“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成为商品。”^[68]另一方面，这种最初的交换不是发生在原始共同体的内部，而是发生在原始共同体之间。马克思说:“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69]恩格斯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在这里(指公社相互接触的地方)，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指共同体内部)，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相互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指各共同体间互不依赖的生产)丧失了独立;在另一个场合，原来并非独立的东西(指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协作生产)获得了独立。”^[70]这种原始的交换以他们自然禀赋的差异为前提，以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联系为契机。这种联系一旦存在，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就会不断地冲破血缘和地域的限制，推动了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发展，并使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融为一体，使不同的生产领域相互依存，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向前发展，扩大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的范围，并改变社会内部结构。而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交换，则是在原始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特征，随着商业的分离和商人阶层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因此，自然分工和原始的交换共同促成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发展。

二、辩证地看待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杠杆，又是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而以往的社会分工理论者都只是片面地评价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涂尔干只看到了社会分工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构成中的积极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只是历数社会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罪恶。斯密一方面高度赞扬社会分工的积极意义，也注意到了社会分工的消极影响。但是斯密看到的只是社会分工对单个人的人性的压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71]

只有马克思，他在分工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实的背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他看到社会分工不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是异化劳动的根源。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成机器。”^[72]在《形态》中他指出:分工造成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73]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

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分工是一种扩大的生产力，社会分工是发展生产力的杠杆，是社会财富增加的重要条件，它越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越扩大，社会财富就越多，这是分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又成为了异化劳动的原因，只要这种分工还存在，就会存在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以及其他种种异化现象，而这一切都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只要这种分工还存在，人的劳动就始终是在人之外并反过来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这是分工的消极影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74]如果说，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历史对个人的异化、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社会的总体丰富性与个人的极端片面性的鲜明对照也许就是这种进步的昂贵代价。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异化，正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作用的两重性还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双重性上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分工是一切社会劳动的基本存在形式，社会分工是联结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中介环节，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分工又是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分工具有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属性。而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发展最本质的内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所以，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社会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来实现其社会批判的，事实上，社会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也能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主要社会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75]这里的分工是和私有制相联系的自发分工，“分工和所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76]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互相分离，私有制和阶级随之产生，人也就开始了片面发展的历史。这种社会分工的出现，既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从最初的畜牧业、农业，进而发展到工业、大机器工业时代。但是，这种分工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它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某种职业，并受这种职业活动和工具的奴役和支配，身心受到摧残和破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谈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工所造成的对工人的奴役和片面发展。他指出:工人“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和精神都成了牺牲品。”^[77]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脑体分离逐渐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一种过去独立手艺分成各种精细工序，每种工序又分给某一个工人，从而使人的一生束缚于简单的操作过程和生产工具上，这样，工人的才能和志趣受到压抑，肌体和健康受到损坏，使工人变成为机器的附属品，造成畸形、片面的发展。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都因分工而受自己的活动工具和狭隘知识、经验所奴役，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是片面的、空虚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工场手工业分工把人变成畸形物，体力劳动者的智能得不到发展。

马克思由此分析了社会分工的两重性，旧式分工是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结果。从这里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消灭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1．将分工与社会关系相联系，是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深刻之处

将分工与所有制、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深刻之处。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入手处和着力点，主要不是对分工作一种实证的和技术性的分析，而在于联系社会分工的具体历史形态和社会条件，研究各类社会分工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古典经济学旧分工理论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分工，从而使分工理论从一个经济学概念提升到了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对分工问题的理解上，马克思高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处在于，他不仅更详尽地从分工推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进行分析，而且更加注重了分工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配第和斯密都只是从劳动方面来理解分工的。“关于实在劳动，他(配第)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马克思注: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78]“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79]马克思指出，分工不仅能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分工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了对资本家及工人阶级的不同影响，即劳动隶属于资本的程度随着分工的深化而加深。

分工体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区分，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去考察分工与所有制之间的联系，即离开所有制反映的社会关系来考察分工，从而对分工的性质和作用作了片面的理解不同，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为，研究分工问题，必须考察“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80]。“分工和所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81]。“分工”和“所有制”这两种表达都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活动的社会性质和其他一切财产关系。简言之，分工是所有制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体现，所有制是劳动分工的历史抽象。一定时期劳动分工所包含的劳动者个体占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取决于该时期所有制的特定形式。马克思正是根据分工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82](1)建立在家庭自然分工进一步扩大基础上的“部落所有制”;(2)在城乡分离、体脑分离等分工比较发达基础上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3)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4)以普遍采用机器和实行广泛分工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根据“个人与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原理，马克思特别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资料所有制和劳动的分离所形成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对抗性质: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垄断占有，劳动者失去一切生产资料，他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唯一方式就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成为雇佣工人。这种生产条件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又决定了他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和产品分配的多寡。正是分工所产生的这种物质利益之间的对抗，才使得人们在交换劳动过程中必须进行价值计量，并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马克思在此意义上将造成社会关系异化的分工称为旧式分工。

2．社会分工通过社会关系来制约人的发展

社会分工是通过社会关系来制约人的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1)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发展的现实条件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类必须在一定的社会中才能生存。这是因为人类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为了生存又必须使自己各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这就必须通过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来实现。荀子很早就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他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83]人类最初和其他的物种面对同样的自然界。能力有限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只能几十、几百的人联结在一起进行活动，这种群的形式就是最早的社会组织。人类一开始就联结成一定的群体，人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同时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人能有意识地劳动，能通过劳动制造工具，利用工具进行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活动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分工和协作是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智慧，发展出来弥补个体劳动能力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所以我们说最笨的人也较最高明的蜜蜂高明亿万倍。奥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曾说:“由于人类学会了合作，所以，我们才形成了分工的方法，这种形式是人类幸福的主要保障。假使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合作，也不愿意仰赖过去人类的成果，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在地球上谋生，那么人类的生命必然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经由分工，我们可以利用许多种不同训练的结果，并将许多不同的能力组织起来，以使他们对人类共同的幸福有所贡献，并保证人类的安全，增加社会上所有成员的机会。”^[84]正是人类这种有意识地以社会分工形式参与的劳动，使人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使人从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变成独立行走的巨人。

社会关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关系通过人的生产、生活活动而建立，又对人的生产、生活活动具有先在制约性，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既定前提。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制约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展开。就人的活动的历史起点看，任何一个个人不能选择作为自己活动起点的社会关系。就人的活动的历史过程看，社会关系首先是人的本体存在方式，是人的主体活动得以进行的存在形式。人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任何真正的主体活动。“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85]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体现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在生产力相对不发展的社会历史阶段，一定的生产关系一旦产生，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利益主体所维护，使之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为当时社会上的人们普遍接受，成为固定下来的习惯和传统。此外，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立足于本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而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形成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从共时态看，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周围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从历时态看，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人的代际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先在性;但人在社会关系面前又有能动性，它通过人在社会关系面前的选择性、目的性、改造性、自主性、自由性而表现出来。人在社会关系面前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矛盾，构成了人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发展的状况。社会关系固然产生于现实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但它又具有不可归结为个人的普遍性、整体性的特性，它一经形成，就成为一种外在于个人并整合个人活动的力量。它以一定的组织、制度、规范制约着个人，使个人成为整个社会关系之网中的一个纽结，使个人在社会方式下从事活动，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才能。人体内虽然潜存着多种先天禀赋和才能，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潜能可以变为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变为现实，则取决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赋予人的能力以现实内容上的规定。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人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方式、状况和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由于社会关系是人的能力的表征方式，外显形式，它就成为人的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情形:一方面，进步的先进的社会关系对于改善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比如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制的确立相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是一次社会关系的解放，这种社会关系的解放都会有利于人的发展。资本主义废除了将人固定在一定等级上的封建等级制，把劳动者从人身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由的劳动者，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进步，也是人类历史上从对社会关系上的突破来发展社会分工的成功创举。另一方面，陈旧落后的社会关系则会造成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僵化、保守，阻碍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比如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等都极大地阻碍了人的发展。

(2)社会关系制约着社会分工内在的结合方式

关于社会分工制约社会关系的内容将在后文论述。同时，社会关系对社会分工也有反作用，这表现在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分工内部包含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结合方式。

社会分工包含两个方面。分工可以区分为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分工的客体方面是指按不同劳动对象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不同的部门，或者按不同生产工艺将完整的生产过程分为不同的环节;分工的主体方面是指按生产部门、生产环节把劳动者划分为不同的职业类别。分工的客体方面和分工的主体方面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没有分工的客体方面，主体方面的分工就没有客观根据;没有分工的主体方面，客体方面的分工就无法发生作用。只有将分工的客体与主体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的分工。或者说社会分工包含两个方面:劳动分工与劳动者分工。一方面，分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分化与独立化，例如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分工又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各种劳动上的固定分配，例如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被分为工人、农民等职业群。劳动分工、劳动者分工是社会分工的两个不同方面，劳动分工是劳动本身的进行方式，是社会分工的工艺技术的形式，它表示劳动职能之间的组合关系，与此不同，劳动者分工是社会成员参与劳动的方式，是分工的人格化表现，它表示人与劳动职能之间的关系。

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分工两个方面结合的方式。社会分工既是人们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们全面发展必须消除的障碍。解除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对社会分工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方式进行分析。

社会分工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的互相结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外在的结合方式，即这种结合是由外在的经济或政治的力量所决定的。一种是内在的结合方式，即分工的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通过互相选择而达到互相结合，由外在方式所达到的分工，即不可能充分反映社会的需要，又不可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愿望，因此只是一种自发的和强制的分工;只有通过内在方式所达到的分工，才能既反映社会需要，又反映劳动者的愿望，因而是一种自觉的和自愿的分工。分工的客体与主体互相结合以后，就存在生产结合的稳定性问题。在结合以后基本稳定的，是固定的分工;反之，在结合以后仍然保持较大流动性的，是非固定的分工。^[86]

分工的这两方面的结合方式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以往的由外在的经济或政治的力量所决定的、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自发分工是与阶级和私有制的存在密切相联系的。自发的分工导致了阶级和私有制的产生;反过来，阶级、私有制的存在又强化和巩固了分工的自发性、固定性，并进一步使社会分化为富裕和贫困、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两极。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统治阶级人数有限，为了维护这少数人的利益，并使其子孙后代永享这些特殊利益，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在统治阶级补充其成员的遴选上，严格按照等级标准，只从上层特权等级中“招募”，这就造成极低的社会流动性。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也只能祈求能有好运气生在特权等级的家庭中，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大多数人则暂时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出于谋生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固定在一定的生产环节上，变得越来越愚昧、机械、畸形、片面，而当剥削阶级把被剥削阶级排斥在发展之外时，也给自己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使自己变得同样片面和愚蠢。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市场交换关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之在技术性分工中管理职位的不断增加，普通大众可以凭借自身后天努力获得“市场能力”并取得相应的管理职位和报酬，从而使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加。

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事实说明，当代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为人们多方面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越来越广泛的选择范围。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社会分工的结合方式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分工的性质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如果说，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自发的固定的分工是与阶级和私有制的存在相一致的，那么随着生产和分工本身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了。这一矛盾通过工人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浪费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出来，只有消灭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有可能消除自发的固定的分工，实现自觉的非固定的分工。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41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0]〔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2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

[22]孙伯等:《“历史之谜”的历史性剥离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5—12页。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42]周志山:《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社会关系分析向度》，《理论探讨》2003年第6期。

[4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4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7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页。

[4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3页。

[4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6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页。

[5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5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6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46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6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7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页。

[7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页。

[8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8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84]参见秦庆武:《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页。

[86]许苏静:《论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