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聚焦点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自己哲学的视野重点转移到了与人及其活动不可分离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即属人的世界上。

马克思始终以满腔的热忱、深沉的理智去拥抱和审视这个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感性世界，而反对那些脱离感性世界的、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侈谈和醉心于自我淡漠直观的玄思妙想。在马克思看来，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不是形而上学的超人的“宇宙”，它在本质上是被人化着的“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人的世界”。这个感性的“人的世界”，就是人们自己通过对象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并时时刻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环境，它是人类世世代代实践创造的结晶，是打上了人的烙印和体现了人的本性的对象性存在。

对这个“感性世界”，马克思曾使用过许多类似的概念来加以界定。例如，“现实世界”、“人类世界”、“人的世界”、“感性客体”、“客体世界”、“现象世界”、“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对象世界”、“创造的世界”、“属人的对象”、“现存世界”、“人化自然”、“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本学的自然界”、“人的无机的身体”、“周围环境”，等等。但使用较多的是“感性世界”。这些不同词语的共同含义，大都是指由人改造过、变革过、塑造过的，或者由人创造的，从而在物的基础上体现人的尺度、人的力量、人的本质的现实存在，也就是人们可望又可即的感性对象，是人们时时刻刻都生活于其中的生存环境。

马克思的新哲学以至整个理论学说，正是把这个不再是非人的、与人无关的即真实存在着的“感性世界”，作为关注和思考的聚焦重心的。这是因为，对于现实的人和作为以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现实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来说，只有这种现实的对象世界和活生生的感性世界，才会同人发生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才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存在物，而那些非感性的、非现实的、非对象性的东西，亦即与人分离的、尚未被人的活动所触及的存在物，对现实主体的人来说，只有外在的、潜在的、抽象的关系，不具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关系；“世界”只有作为人的生命、人的活动的感性对象和感性产物，对现实的人才有现实的意义。以自然界为例，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只有“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生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6]。

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怀疑和否定那种“与人分离的自然界”，那些尚未与人产生对象性关系的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地位和存在的客观性。这里说的“无”，也并不是否定外在于人的世界的真实存在性，而只是就对“人”的现实意义及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说的。无论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被改造为“人化”的形态，无论人类掌握物质世界的能力发展到何种水平上，也无论人所塑造的“感性世界”膨胀到何种地步，“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7]。因为，外部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的普遍的物质条件和永恒必需的客体“舞台”。“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8]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既是人的“作品”、“属人的存在”，又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和运动形态，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及其产物，既是人的主体尺度、主体能力的外化，同时也是物质的尺度、物质的力量、物质运动规律的表现。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要求人们既从物的又从人的——人道与物道现实统一的方面去整体地把握这个感性世界。对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只从客体的方面，或者只从主体的方面去把握，都只能获得片面的“真理”，而不可能获得全部的“真理”。然而，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则都犯了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感性世界的片面性的错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9]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只是从人的、主体的而不同时从客体的、物的方面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世界的错误，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只从物的、客体的而不同时从人的、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世界的片面性。而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在感性世界问题上各执一端的错误，其共同的失误根源都在于：不了解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不了解人周围的感性世界既不是由人、人的观念凭“空”创造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则是这样认为的，也不是物质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则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根据物的外在尺度、物的发展规律和主体人的内在尺度及人的本质力量现实地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哲学就是这样认为的。

显然，在人对世界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人周围的感性世界这些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哲学占有更丰富、更完整、更深刻的真理性。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上述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844年，马克思在枟经济学—哲学手稿枠中，也同样阐述了这样的思想：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把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外化为现实——创造出“对象性的产物”，使对象性的自然客体得到改造和变革；然而，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所以对象性地活动着，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0]。人的对象性的创造活动并不能脱离外部的对象世界；人所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对象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实践活动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它不过“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和的活动”^[11]。因此，对人周围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感性世界，只有从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统一的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合乎真理地得到哲学的解释和把握。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12]。显然，马克思那时所使有的一些术语还不太确切，用“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来表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并且对“唯物主义”也未加任何限制词。但到了1845年春天写的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中，就对这种“唯物主义”作了限制，称之为“旧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而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本思路，前后始终是一致的。

总之，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各自片面性，主张既从人的、主体的方面，又从物的、客体的方面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面对人的这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认为这个感性世界不同于原始的、与人分离的、尚未改造过的自然的物质世界，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或者说是人为形态的物质世界。它除了具有一般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之外，还有一种与现实的社会主体相关联的对象性关系，具有人的属性、社会的属性。感性世界具有了人的主体属性，表明它已由自然状态进入到了同社会实践主体相关联的对象化形态，由自在之物过渡到了为我之物，由自然的物质交换进入到了社会的物质交换领域，由自在的物质运行系统跃入到了人为的运行系统。如果说人的实践活动也“创造世界”的话，那么，它不是，也不能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世界，而只能创造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创造活动能使某物成为“人”的对象，并赋予它以主体的属性，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该物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所以，人的实践产物、感性的对象世界如果除去人为的、主体的属性的话，那它也“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3]。

然而，这个“感性世界”、“对象世界”的属人性、主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在其现实本性上，它们是以物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为基础的一种属人的主体性存在。这样的“感性世界”，显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晶，具有人的与物的、主体的与客体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对这个感性世界不能仅仅作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静态直观。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4]

显然，马克思所主张和弘扬的新哲学，是与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哲学。这种新哲学不再像旧哲学那样对现实的感性世界持静观冷落的消极态度，也不再像旧哲学那样只对周围感性世界的境遇和命运作孤寂玄思的遐想，她剥去了昔日套在旧哲学身上的“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而换上了“轻便时装”；驱散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活动”的魔术般的玄妙“咒语”^[15]；并且找到了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16]。

总之，自从马克思一开始步上自己的哲学生涯，创立自己新哲学的“第一天”起，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及其境况和命运，就成了他的哲学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从而使自己新哲学的世界观的重心牢牢地立足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上。这不但铸造着马克思的哲学本性和基本特色，而且也导引着马克思整个生命活动可歌可泣的悲壮航程。

那么，青年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把现实的感性世界作为自己哲学思维的聚焦点和基础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写的有关选择职业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关注现实和人类前途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热烈地赞叹和欢呼“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惊倒”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枟博士论文枠扉页）。但是，从博士毕业后求职的艰难，到在枟莱茵报枠工作时期接触到物质利益等种种社会现实问题，都使他的崇高理想和现实境遇发生了“撞击”。但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就胆怯退缩，而是更加关注现实世界的苦难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并从实践活动中看到了“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醉民于淡漠的自我直观”^[17]的弊端，看到了这种哲学是和时代的现实问题格格不入的。

第二，所处时代的现实社会矛盾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推动着马克思及其他社会先进分子去探索当时的社会和人类“向何处去”等重大的时代课题，这促使马克思积极关注时代现实、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即感性世界的前途。

第三，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生涯开始于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分析“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伊壁鸠鲁主张唯有感性的现象世界才是真实的对象，才是客观的现实；伊壁鸠鲁强调偶然因素，承认自由的自我原因，从而为人的自由和人的主体性，为主体的自由选择留下了余地；伊壁鸠鲁主张要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就在地上开始盖屋安家那样，哲学在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也应起来反对现象世界，使“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8]。伊壁鸠鲁的这些哲学观点，对于启发马克思关注感性的现实世界和强化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践性，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四，在同黑格尔学派分道扬镳过程中的“催化”作用。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萌发和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批判的、实践的现实主义的哲学思想。我们知道，哲学的世俗化、现实化的倾向，在黑格尔哲学中仅仅处于萌芽的状态，并且被层层枯燥晦涩的迷雾所隐藏着。就黑格尔的思想深处来说，他认为眼前的感性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他只期望冷漠地解释现存世界，而拒绝指出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他竭力遏止自己的思维触角，使其停留在现存的框子里，并致力于证明和维护它，而不希望去触动它、改变它；他只关心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的内容和外化，而不打算让哲学、“绝对精神”和现实世界直接沟通。但黑格尔也绝非平庸之辈，他毕竟是一位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在他那稀奇古怪的自我直观的意识流里，也时时闪烁着批判现实、关注世界的“革命火焰”。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矛盾性，最典型地表现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上。第一个“凡是”有着为现实世界辩护的更多的保护性，而第二个“凡是”则有着批判现实、追求合理现实的革命性。黑格尔逝世后，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黑格尔学派。但在那个正值“狂风暴雨时期”的青年弟子们，对黑格尔哲学已不太安分守己了，他们试图追求一种既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能为改变当时自己民族的现实做出贡献的哲学。于是，从黑格尔学派中又分化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当时德国社会的两根支柱——教会和国家的现实问题，占据了青年黑格尔学派争论的中心地位。如果说黑格尔是拒绝直接干预现实的话，那么，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却期望能改变现实。但是，当时多数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成员认为，只要对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进行深刻、彻底和持久的理论批判，这个现实世界就会得到改变。因此，他们追求一种只靠理论、信念、思想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的“纯粹批判哲学”。

至此，马克思等人不但告别，而且反过来清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这种“理论的恐怖主义”，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9]；“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0]。这样，马克思就比当时的一位学者切什考夫斯基（思想倾向属青年黑格尔学派）更彻底地走向了一种实践性哲学，即“实践活动的哲学”、“对社会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切什考夫斯基语）^[21]。如果说切什考夫斯基在枟历史学引论枠中断言未来的哲学将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这不过是对青年黑格尔学派政治上的“预言”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就是有血有肉的“兑现”。总之，马克思研究黑格尔哲学、加入青年黑格尔学派、进而和它分手告别的过程，一方面使他从“思辨哲学”和“批判哲学”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另一方面，又强化了自己对现实世界命运的关注，从而加速了形成自己的“哲学实践观”的进程。

第五，费尔巴哈哲学缺陷的启示。马克思曾经有保留地热忱欢迎和赞扬过费尔巴哈哲学，这主要不仅是因为他重新使唯物主义登上了王座，而且还因为费尔巴哈把宗教王国还原为现实人间、关注人、弘扬人的现实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也想“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用一种纯粹而真实的人的态度去思想，去说话，去行为”^[22]。但是，费尔巴哈虽然击倒了“思辨哲学”和宗教的“虚幻的精神乐园”，却又把哲学的对象和视野封锁在与人分离的纯粹的自然界，“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23]。因此，“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24]。费尔巴哈虽然也从“人”出发，但却没有从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从那些使人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感性世界去观察人，“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人、肉体的人’”^[25]。总之，费尔巴哈对人和人周围的感性世界的把握只是“单纯的直观”，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理解；只是“单纯的感觉”，而不是批判的、实践的把握。究其根本原因，是费尔巴哈不了解他周围的世界绝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那个原始的自然界，而是在自然物质所提供的客观前提条件下由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现实地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慧眼很快觉察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缺点，并花很大的精力总结了费尔巴哈失误的主要教训，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更加坚定地建立在这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人的世界”的现实基地上。

总之，马克思在建立自己崭新的哲学世界观及其整个学说时，之所以将自己的思维聚焦点和兴奋中心投注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上，主要是由其时代背景、理论背景、现实境遇以及马克思本人的理想走向、哲学修养等主客观原因所决定的。

马克思把现实的感性世界作为自己哲学关注和思考的重心，以其丰富的感性世界理论，不但与那些形而上学地抽象议论超人彼岸王国的“世界观”划下了一条鲜明的界限，而且从主体的、实践的角度规定了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揭示了对象世界、感性世界与物质世界、主体人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它们内在的规定性，从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客体）理论和现实的人（主体）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