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的。有些人虽然并没有明确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虚假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是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毛泽东1941年9月写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以后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还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不科学或不准确的；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例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属于马克思主义，难道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吗?按照这类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一个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然也不例外。

关于毛泽东1941年写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后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人作过考证和探讨，稍后下文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要强调的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否科学，决不应以毛泽东是否一贯使用它为标准，而应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发展进程的一个内在环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但由于它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和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开始了其日益世界化的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化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和国家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由此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朝鲜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分支，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同时又正确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它就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也是不容否定的。

至于上述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的论证，则不过是一种利用概念的灵活性而进行的诡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们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发展，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在这里，哪有什么逻辑上的混乱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容易产生混乱为由来否定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只能说是某些人因逻辑思维能力低下而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