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当代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人类哲学史上唯一真正科学的实践观，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从历史上看，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理论前提，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最坚实最根本的基础；而科学实践观的每一步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今天，面向当代大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课题。

1.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和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近代科学技术进步、机器大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日趋高涨的时代条件下，在批判地吸收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合理内容、特别是在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实践观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伟大成果。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质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精髓和核心内容。它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的哲学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从而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一系列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较为系统地阐发和表述了科学实践观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些著作，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创立的科学实践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的过程中，首先正确地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范畴。他们认为，一方面，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它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并以包括人在内的客观世界为活动客体，它对象化着人的各种本质力量，包含了人类所特有的各种特征，如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自主性、能动的创造性、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性等，因而它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实践又是人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它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性质，因而它又区别于人类对世界的观念把握方式，区别于人的精神或观念活动，如认识、理论活动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并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根本上区别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实践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社会性，但他所谓的实践实际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而不是现实的人的客观物质性活动。与此相反，费尔巴哈虽然强调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感性的活动，却又不懂得实践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社会性，把人的实践与动物消极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混为一谈。因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正确理解人的实践，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范畴。

第二，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实践范畴考察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与世界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奥秘，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首先，实践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基础。在历史上，费尔巴哈也曾试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抽象的，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看作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亦即自然界同自身的关系。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劳动中介性的思想，认为人是通过实践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实践既是人类借以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根本力量，也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他们指出，人类正是通过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才使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而人类产生以后，又必须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否则，人类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看不到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变革作用时，还提出了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著名论断，从“人化自然”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其次，实践也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实践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并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物质生产。人类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乃至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物质生产实践，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不仅是人与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同样也是人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决定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7]最后，实践还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通过实践，既改造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一方面，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本质。实践在创造人、使人类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同时，也就造就并印证了人类特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特殊本质并不是人的自然生命和动物本质，也“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9]。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也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和发展，人的智力和思维能力的进步以及人本身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其根源都深植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全面地展示了实践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

第三，实践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的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正确理解实践的本质及其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方法论意义，指出哲学思维应将实践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实践是哲学思维应有的出发点。既然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那么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反思的整体性对象的哲学思维就应从实践出发去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包括人对世界的认识及其真理性在内的各种哲学问题，并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发展自己的理解，因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据此，马克思总结了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之所以旧唯物主义看不到人的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又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其根源就在于二者都没有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二，实践也是哲学思维应有的落脚点或归宿，这是实践作为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立足点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思维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之更加合理化和完善，而由历史上的实践所造成的人与世界关系上的不合理状态只能通过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因此，哲学思维必须诉诸实践。然而，以往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仅停留于理论上的空谈，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只是诉诸对事物的感性直观，他们都没有把诉诸实践看作自己理论的根本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与此不同，鉴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合理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把诉诸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实践看作自己哲学的历史使命。为了表明自己与旧哲学家的区别，他们还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因此，他们反复强调自己哲学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产生以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核心地位，所以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步重大发展几乎都同时伴随着科学实践观的发展并以后者为理论先导。即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的实践观也未停止它的发展。如果说作为科学实践观诞生标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只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表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全面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也就是科学实践观的运用。在这种运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仅经受了检验，而且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例如，恩格斯曾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实践形式方面把科学实践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提了出来，并且多次强调实践是对不可知论最好的驳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列宁着重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明确指出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他不仅表达了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13]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4]的著名论断，论述了实践基础上认识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而且还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在强调“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15]的同时，揭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贡献。

列宁之后，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问题，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实践”的概念，把实践规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认为实践具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主要形式，系统地阐明了实践作为认识基础的全面含义，突出强调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指出知行的统一是达到主客观统一的途径。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所有这些，也都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

上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所以是人类哲学史上唯一真正科学的实践观，不仅在于它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积极成果，在哲学方法论上实现了对旧哲学实践观的合理超越，更为重要地还在于它的理论根基深植于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之中。正是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实践时代特点的哲学把握并为了适应不同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时代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列宁和毛泽东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发展

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仍然是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它的上述内容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是在将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基本内容也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如实地反映了人类实践的客观本性及其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体现了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的。我们今天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问题，决不意味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容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观点、承认和肯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基本内容的科学性为前提的。如果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那么实质上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了。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本内容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它已穷尽了人类实践的各个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也不等于说它不需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对实践的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不把自己的哲学包括他们的实践观看作是一个最终完成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他们一贯强调自己的理论的开放性，强调自己的全部理论都要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与开放性非但不相矛盾，反而是相互依存、高度一致的，其中，科学性是它的开放性的前提和基础，开放性是它的科学性的重要内涵、表现和保障。如果无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开放性，否认它随着人类实践的时代性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就不成其为科学的实践观。

当代大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实践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基础。这一基础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也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实践的基本性质还是半科学、半经验的，实践还未完成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知识型的转化。因此，在创立科学的实践观的时候，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近代人类实践，正确揭示了实践的一般本质和实践在全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阐明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方法论意义，而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人类实践的全部具体发展、特别是当代实践的特殊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列宁和毛泽东生活于人类实践日趋科学化、知识化的20世纪。不过，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上，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亟待解决和回答的各种问题上，虽然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毕竟他们对现代人类实践总体性质的变化涉猎较少。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在进行实践观上新的理论创造的时候，当代大实践的一系列特点尚未充分表现出来，因而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全面把握到当代大实践的特殊性质。而今天，当代大实践不仅业已形成和出现，而且日益深入发展，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必须予以正视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可以说，当代大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既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明显，也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题，是立足于当代大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当代形态。所谓立足于当代大实践，不仅是指应将当代大实践作为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意味着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当代大实践的合理理解来规范和促进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所谓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则是指为了达致和实现对当代大实践的合理理解，我们在考察当代大实践时必须确立起与当代大实践的特殊性质相适应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因为当代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都是一些大问题，它们只有借助于哲学实践观上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才能予以理解和回答。因此，立足于当代大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自觉运用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来透视当代大实践，对当代大实践的大技术、大规模和大效应的哲学意蕴及其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容，推进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虽然当代大实践还远未形成和出现，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当时的人类实践在规模和效应等方面已表现出了空前扩大的趋势。正是基于对这一趋势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阐发科学实践观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确立起了考察人类实践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关于近代人类实践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于人与世界关系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分析和论述上。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近代人类实践在利用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业绩的同时，也明确地看到了近代实践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略夺性开发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所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并因此而告诫人类必须注意协调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尤其是必须学会正确估计自己的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6]其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分析和阐述了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来的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即人类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工具，而且促进了各民族分工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导致了各民族的普遍竞争和普遍交往。而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使得“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7]，其结果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8]。同时，“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它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着紧密依存的关系，因此，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9]。再次，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马克思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着的劳动异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使得产生于历史上人类自发分工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包括劳动异化在内的人的种种异化现象，实现人性的复归和合理重建。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已内在地含蕴着一种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的理论任务业已完成。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还必须具体地运用这种由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来考察当代大实践，并将当代大实践中的问题提升为哲学问题加以研究和把握。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已为我们今天考察当代大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基础，也要明确看到当代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一方面，只有立足于当代大实践，马克思实践观当代形态的提出和阐发才有根据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我们才能真正从哲学层面上理解当代大实践。

当代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又进一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的逻辑承续性。当代大实践是人类实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它记载和累积着人类实践历史发展的全部成就。作为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当代大实践是由历史上以往的实践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能动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作为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当代大实践又有着历史上以往的实践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对象域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对象域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立足于当代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既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条件下的逻辑延展。

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要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似乎在历史上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只适用于理解和阐释以往的人类实践，而随着当代大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需要一种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这种看法表面看来并不一般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也不一般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由于它看不到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同时期人类实践本质上的一致性，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的本质、地位以及实践观点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正确揭示的普适性，因而它在割裂历史上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同时，既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也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既然当代大实践与历史上以往的人类实践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就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考察当代大实践，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确地揭示了人类实践的普遍本质及其在全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合理地阐发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它的基本理论对人类实践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具有普适性；而既然当代大实践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那么，为了把握当代大实践的特殊性质，我们又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到一种新的形态。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大实践的哲学反思，又是在反思当代大实践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时代性发展。

总之，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当代大实践的哲学反思既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的建构为理论前提又内在地促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的出现。如果说当年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机和关键所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形态的建构也必将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