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诊断的核心

第二节　资本的逻辑：现代性诊断的核心

如果说，商品分析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起点，那么，资本分析则是其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Kapital)不是一个静态的、可供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不用说，资本运动的这一逻辑是奠基于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的欲望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经常把资本家称为“人格化的资本”^[12]。扩而言之，整个资产阶级也可被视为资本的化身。资本运动的上述逻辑导致了如下的结果：

其一，资本的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使现代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3]在马克思的诊断中，资本之所以会造成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是因为它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下去。事实上，如果它不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

其二，资本的无孔不入的运动方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4]在马克思的诊断中，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就是人际关系的简单化(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冷漠化(“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构成了日常生活)。

其三，资本的自发的运动方式必然导致世界市场，导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5]在马克思的诊断中，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性显现自己的基本症候之一。今天的现实已经表明，马克思的诊断具有无可否认的先见之明。

那么，资本究竟如何在运动中使自己不断增殖呢？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殖归根结底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吸附来实现的：“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16]因此，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才能真正揭开资本增殖的秘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整个生产活动的组织者的资本家，不但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从工人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而且也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从工人身上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满怀激愤地写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17]

然而，资本增殖的这一秘密却常常在流通的领域里，尤其是在生息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上被遮蔽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拜物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末，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18]为什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表现得最为突出呢？因为生息资本给人们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它自己就会生出利息来。在马克思看来，要破除资本拜物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的上述见解蕴含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即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在马克思之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等著作都继续了这方面的思考。在当代学者对现代性现象的分析中，资本的积累和发展趋势成了他们思考的聚集点。美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在《资本的限度》(1982)、《资本的都市化》(1985)这样的著作中，已经开始了对资本问题的思考。在哈维看来，既然马克思把资本无限的、过度的增殖和积累的趋势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那么，“唯一的问题是，怎样用不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各种方式来表现、遏制、吸收或处理过度积累的趋势”。^[19]显然，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忽略了现代性在自我调适方面的潜能。按照他的看法，现代社会能够通过宏观调控、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转移等各种方式，遏制乃至消除资本自发运动产生的逻辑结果。英国学者梅扎罗斯(Istvan Meszaros)在《超越资本》(1995)一书的“导言”中表示，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超越资本》(Beyond Capital)，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马克思《资本论》的主旨是超越资本主义，而他的著作的主旨则是“超越资本”，在含义上更为宽泛；第二，马克思生前未能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而他则希望自己能继续贯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第三，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他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超越马克思的设计本身”。^[20]不管梅扎罗斯的著作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期望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把资本视为解读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一把钥匙。

与哈维和梅扎罗斯主要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资本的倾向不同，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研究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时，对资本的含义作出了超经济学的解释。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具有以下三种基本形态：“(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1]显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资本的内涵，从而使当代学者在对现代性的诊断中获得了更大的、更灵活的诠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