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具有统一和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不仅如此，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还渗透在他对历史、政治和实践哲学等所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贯穿整本《狱中札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葛兰西为什么要提出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如果结合葛兰西本人的革命斗争经历来阅读《狱中札记》，我们就会发现他之所以会敏锐地提出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遭遇到实际困境。通过对这一现实困境的深入分析，他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问题的症结明确地提了出来。他一方面联系现代世界的历史，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现实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另一方面又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进一步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的实际困境，在葛兰西看来同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革命实践来说，虽然广大工人们的革命热情高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就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来说，虽然革命正急切需要实践哲学的加入，但实践哲学的传统在意大利却远远没有被继承下来。先从工人群众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无产阶级革命在当时的意大利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葛兰西明确指出:

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这种对立，即两种关于世界的概念的同时存在(一种是在语言上被确认的概念，另一种是在其有效的行动中表达出来的概念)，这并不仅仅是自我欺骗的产物。单独就少数个别人来说，甚至就一定规模的一些群体来说自我欺骗还可能是充分的理由，但当这种对立是发生在大规模的群众的身上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充分的理由了。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只能是对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秩序的矛盾的表达。它意味着该社会群体事实上可能已经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哪怕这个概念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该概念就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但这些行动还只是偶然性的、闪光性的——即只有当整个群体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而行动的时候。但同样是这个群体，由于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理智上处于服从的位置，它还同时采用了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从其他群体那里借来的概念;它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概念，并且相信自己是遵循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个是他在“正常的时候”所遵循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它的行动还不是独立的和自律的，而是被统治的和服从性的时候。⁽⁶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葛兰西认为工人们在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实际上已经开始超出资本主义的秩序，但是他们却对自己的革命行动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和独立的性质缺乏自我意识，依然接受那些表达和维护着这个他们要反抗和变革的现行社会秩序的概念。因此，他们就无法真正地超出现行的秩序，其革命行动最后也注定将被现行的秩序所吞噬。而他们要超出现行的秩序，实现对现行秩序的彻底变革，就必须同时把蕴含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的那个关于世界的新的概念发展出来，使之成为把工人们统一起来的明确的革命意志。在这个关节点上，革命就需要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所以说，在革命工人们身上之所以会有思想和行动的分裂，是因为革命的队伍还没有真正地产生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葛兰西指出，在意大利虽然存在着大批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没有能够把“实践哲学”真正继承下来，无法担当起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于1911年来到都灵大学，开始接触到“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他早年曾受黑格尔思想的强烈影响，直到晚年才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建立起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必然关联，因此用“实践哲学”来称呼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后来在《狱中札记》中继续沿用了这一用法，用“实践哲学”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强调它是对变革历史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性的自觉意识。葛兰西在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中洞见到，这个“实践哲学”的传统根本没有被继承下来，事实情况是，它一方面被那些所谓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们所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在所谓的革命的理论家那里又被错误地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一方面，它的一些要素，已经被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吸收和融合进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潮中(我们只需要提及克罗齐、金蒂雷、索列尔、柏格森，甚至是实用主义)。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的理论家们由于根据他们自己的极端有局限性的观点，总是想找到一种比对历史的单纯的解释更加具有综合性的哲学，就把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相统一，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统。”⁽⁶¹⁾

葛兰西认为，造成上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前社会中的人们在对现代世界的认识上被明显地分为两个群体:一方是普通民众，另一方是从事高级文化的所谓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普通大众在对世界的理解上，还依然停留于中世纪的水平，他们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不再直接地坚持有神论的立场，但实际上是以庸俗唯物论的形式依然坚持着宗教的立场，依然没有能够真正接受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理论家们，也就是那些与革命的群众关系更加密切的知识分子们，把实践哲学解释为唯物主义，这实际上是通过把实践哲学下降到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水平来赢得民众的认同。而普通民众的这种有着宗教性质的庸俗唯物论的立场，原本又是与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相融的，它直接表达着他们在现行秩序中被规定和被统治的地位，因此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就只是在重复普通民众在现行的秩序之下所接受的流行观念，根本没有达到已经超出了现行秩序的革命行动的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是属于革命队伍的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想达到对已经具有独立性质的革命实践的自觉意识，就必须同时既超越了民众的常识，又超越了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哲学，因为现行秩序就是同时通过这两极在观念上表达自己和确证自己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实践哲学超越纯粹的知识分子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而是各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在通过吸收和利用实践哲学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只能说在现行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产生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正是针对这一根本困境，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了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二)“有机的知识分子”

1．“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知识分子的形成”一节中，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即具有统一和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并把它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相对照。要想理解他的这两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他的知识分子概念。葛兰西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它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智活动之区别于物质活动的特质，而是人们的这些理智活动所发挥的实际社会功能:“最广为流行的一种错误的方法就是在理智活动的内在本性中去寻找把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相互区别开来的标准，而不是在各种系统的关系的总和中来寻找这一标准，这些理智活动(以及是对这些理智活动的人格化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团体)正是由于处于这些关系之中而在整个社会关系的最一般的综合体中具有自己的位置。”⁽⁶²⁾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概念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而在他们所处于其中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转变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葛兰西为什么一定要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概念呢?这是因为他已经看到理智活动实际上是渗透于人们的所有活动之中的，因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理智活动本身来表明知识分子的特性。“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可以说:但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功能。”⁽⁶³⁾具体而言，这里主要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在人的所有的活动中，哪怕是“泰罗制”管理下的工人的活动，都有理智的成分。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思想的劳动，而是在人的所有的劳动过程中都渗透着理智活动的成分。比这更重要的一个层次是，人人还都是自发的哲学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它可以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中、常识中，也可以体现在人们的信仰中，以及自觉的哲学思想中。

既然知识分子的概念指的是知识分子的特定的社会功能，那么“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功能上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每一个社会群体，它们由于在经济生产的世界中的本质性的功能而形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领域，它们还会同时有机地创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的阶层，这些知识分子赋予这个社会群体以同质性，并且赋予它关于自己在各个领域中的功能的意识，其中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政治领域。”⁽⁶⁴⁾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他们和其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一方面，“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从他们所属于的那个阶级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使得自己所属于的这个阶级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达到了普遍性和同质性。换言之，如果还没有产生出这些“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即使已经在经济生产的领域中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功能，它在社会功能上也还没有超出纯粹的经济的领域，而且其内部成员之间也还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没有形成统一性。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相对照，社会上似乎还存在着另一类知识分子，即传统的知识分子。“然而每一个‘本质性’的社会群体，它超出了先前的经济结构，同时也表达着这个结构本身的发展，它在进入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至少在直到今天的历史上)已经存在着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好像真正代表着历史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甚至没有被最复杂的、最激进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上的变革所打断。”⁽⁶⁵⁾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精神活动的领域守护着历史的连续性。但葛兰西却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为自己所塑造的这个形象其实只是一个神话，这一神话最集中地体现在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与知识分子的社会情节联系起来，它可以被定义为是对社会乌托邦的表达，通过这个社会乌托邦，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独立的、‘自律的’、被赋予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质。”⁽⁶⁶⁾葛兰西在这里揭示出，传统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与某个基本的社会阶级必然地相关联的，比如，中世纪的教士们就与土地贵族阶级必然相关，因为他们自己也享受着土地贵族的实际利益，而现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的立场。但与此同时，葛兰西也特别关注到另外一个方面，即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超阶级的独立的社会群体，也确有其历史根据。因此，他在《狱中札记》中特别地从历史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形成进行了具体地考察，强调指出这背后的原因既包括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社会身份的确立，也包括后来的教士阶层对于理智生活的长时间垄断，还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脱离和分裂。在此基础之上，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对于新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来说，其任务不仅在于要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出一批“有机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同时把传统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2．知识分子与领导权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葛兰西还特别地运用了其领导权理论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他们在上层建筑的两个领域内同时发挥作用，帮助统治阶级确立起其普遍的统治地位。“目前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层建筑中确定两个‘层次’:一个可以被称为‘市民社会’，它是那些经常为称为‘私人的’各种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就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领导权’(hegemony)的功能和‘直接统治’的功能，前者是统治阶级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所发挥的一种功能，而后者则是它通过国家(the state)和‘法律上的政府’(juridical government)所实施的命令。这些功能在确切的意义上都是组织性的，连接性的。知识分子们就是统治阶级的副手，在社会领导权和政治政府方面发挥辅助的功能。”⁽⁶⁷⁾葛兰西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上层建筑”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主要由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这两个领域构成，前者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生产，而后者则又包括“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一个阶级之进入历史，并因而使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结构的领域内所发挥的本质性的功能;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同时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获得普遍性与内部统一性，才能够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阶级。关于上层建筑，葛兰西特别强调，它不仅仅指国家，而且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那就是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发挥作用，使整个社会绝大部分的民众对它的统治持同意的态度。在国家的领域，统治阶级运用强权对那些不愿意接受其统治的社会群体实行镇压和专政。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同时通过“同意”和“强权”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其统治，在这两个方面知识分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葛兰西通过“市民社会”的概念，把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明确地标示了出来，而这个领域恰恰是马克思、葛兰西等革命知识分子们自觉地去占有的领域。我们只是由于被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所限制，往往没有特别注意到该领域的重要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整个现代社会被看做由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领域构成，市民社会以人们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为内容，而国家则以实现阶级专政为主要目的，被看做主要包括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但葛兰西在这里没有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纯粹的经济生产的领域，而是把它看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的层次。如果我们一定要作简单的对比的话，那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市民社会”就大概相当于葛兰西在这里所讲的“结构”的领域。在“结构”的领域和“国家”的领域之外，葛兰西强调还有一个重要的“市民社会”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阶级去建立其领导权的领域，是它从纯粹的经济生产中超越出来，进一步地获得普遍性的领域。更具体地说，是它一方面实现其内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实现整个社会对它的统治的普遍接受和认同的领域，这个领域也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的领域。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在葛兰西之前，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或革命家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领域?如果结合着马克思的系列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等)来阅读《狱中札记》，我们就会发现“市民社会”领域所指的就是那个独特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它能够使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被普遍地接受，并因而正常地运行下去。马克思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注意到了这个领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不可能在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情况下存在，后来在他集中精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期，又同时从两个角度关注着这个领域:一方面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不仅处于“物的关系”⁽⁶⁸⁾的统治中，而且还同时把它认做抽象的统治、思想的统治;另一方面他还全身心地致力于对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最重要的力量，即政治经济学意识本身进行批判。而卢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论中对此则说得更加清楚，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以物化意识为关键环节。葛兰西之不同于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领导权的理论，特别地点明了该领域对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对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成长为革命的主体)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⁶⁹⁾

3．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

对于葛兰西来说，最困难的问题还是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这一难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道路进行了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他通过考察现代文化的具体形成过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现代文化本身一直就没能解决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问题，这二者之间一直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针对这一历史现状，他又进一步指出，要真正解决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必须展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只有被落实为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才能得到具体实现，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中，政党又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葛兰西指出，在现代文化的整个历史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一直与大众相脱离。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的影响仅仅只局限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范围内，从来就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然后是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刚好相反，是一场彻底没有知识分子的平民的运动，在德国是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只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充分展开之后，才在所谓的高级文化的领域形成了一批纯粹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仍然是相互分离的关系，他们在思想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即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以前的天主教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天主教世界，知识分子(教士们)与大众(多数是农民)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其实是靠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农民本身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教士们垄断着理智活动的权利，但他们在利益上是从属于土地贵族阶级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统治，天主教会又要求知识分子们把自己下降到与大众相同一的思想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与大众相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天主教世界中存在着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关系，绝对不会使被压迫的农民等阶层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领导权，而是刚好相反，它意味着土地贵族阶级在社会中的领导权。因此，天主教会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这个统一关系，动用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迫使他们在理智领域放弃任何独立探索的努力。任何想要冲破这层统一关系的努力都会遭到最严厉的迫害，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知识分子从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彻底逃离，因而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只能是一场没有知识分子的平民运动。

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葛兰西明确指出，要真正解决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最根本的道路就是展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从而在实践哲学的高度上达到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实现革命实践与革命理论的统一。这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普通的革命群众上升到实践哲学的高度:“实践哲学的立场是天主教的立场的反题。实践哲学并不打算让普通民众停留在朴素的常识哲学的水平之上，而是力求把他们引导至关于生活的更高的概念。它强调必须保持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但是保持这一联系并不是为了限制科学的活动，从而在大众的低水平的认识上保持二者之间的统一，而是刚好相反，是为了建构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an intellectual-moral bloc)，前者可以使整个大众在理智上的进步成为可能，而不是使理智上的进步仅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⁷⁰⁾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辩证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文化在过去的三个发展环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作为宗教改革在独立的高级文化领域的产物的唯心主义哲学)上都无力解决的问题:它致力于使普通大众普遍地达到现代文化的最高水平，从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主体。

葛兰西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即理智的—道德的集团。该概念的具体内涵是指被统治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在经济生产过程中被利用的材料，而是已经突破了纯粹的经济生产的范围，开始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形成自我意识，并因而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辩证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被统治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获得领导权。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葛兰西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两个环节上的努力:首先是形成明确的“差别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different)，然后是进一步地形成具体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它同时也就是革命阶级关于世界的概念。所谓的“差别意识”指明确地认识到革命群众的实践已经超出了现行的社会秩序，它代表着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力量。只有通过这种意识，革命群众的实践才能获得其内在的理论环节，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比这更重要的是下一个环节，是进一步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力量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这就意味着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形成自己关于世界的概念，形成关于自己的历史性(historicity)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葛兰西还同时强调，这一过程一方面绝对离不开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另一方面又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们自己的事情，它只有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展开，意味着革命群众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引导之下，在认识上达到与其独立的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水平，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发展的过程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紧密相关。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在量和质上都有发展，但知识分子阶层在广度和复杂性方面的每一步进展都与普通大众的同样的进展相关，普通大众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文化水平之上，并同时在影响着专门的知识分子的阶层，产生出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的知识分子的杰出的个体和群体。”⁽⁷¹⁾

在实际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怎样才能顺利展开?在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葛兰西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政党的关键性作用的思想。从知识分子的形成的角度来看，政党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它是革命队伍产生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是把“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政党就是直接地在政治的和哲学的领域中而不是仅仅在生产性的技术的领域中产生出它们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的方式。”⁽⁷²⁾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有些直接与经济生产领域中的组织和管理相关，例如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就存在着大量的技术和生产管理人才;但决定着一个阶级能否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领导权从而上升为领导阶级的是它必须同时在政治的和哲学的领域产生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的独特重要性正在于此，它使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超越了经济生产的范围，在伦理上、政治上和哲学上达到对自己所从属的群体的自我意识，从而使它具备了根据自己的原则来统治和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政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它还负责把一个特定的群体——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⁷³⁾这一点又进一步地保证了它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不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局部性的特殊群体，而是能够在国家的高度上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指出，政党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发挥着与国家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同样的功能。

直到这里，葛兰西对政党的论述既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适用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资产阶级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分离，而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这里，政党则不仅为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个过程同时还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相统一的过程，因此它同时又是把大众统一起来形成明确的革命意志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也正是在关于政党、知识分子和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葛兰西的思想既与考茨基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又与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相区别。前者主张，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分别来自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关系，即来自资产阶级队伍的知识分子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列宁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在革命队伍中所制造的这种生硬的劳动分工，他强调在无产阶级的具有先锋性质的政党之中，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已经被取消，二者已经被融合进一个统一的集体中。而关于政党与革命队伍之间的关系，他强调革命的意识必须由政党从外面灌输到革命队伍中去。葛兰西则强调政党在守护革命群众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证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党是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它又以维护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使大众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而上升为一个理智的—道德的集团为己任。关于后者，葛兰西明确地与列宁相区别，他强调关于世界的最新的观念不能外在地被灌输给革命群众，在革命群众那里，它只能被作为一种信仰来经验。“但是，信仰谁?或信仰什么?尤其是信仰它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就这个群体在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方面跟他一样而言。”⁽⁷⁴⁾因此，这种观念只有作为对于自己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实践的自我意识，才有可能被革命队伍中的每个成员真正接受。也就是说，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中，葛兰西一方面没有简单地把思想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转换为政治的问题，而是特别突出了知识分子在意识的领域内的重要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把意识，尤其是哲学理解为革命实践的一个环节，并明确指出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实现知识分子与大众、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