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些什么建树

第十六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些什么建树?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厌恶政治，赖希甚至提出“政治即瘟疫”这样的命题，但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政治理论，但他们提出的许多政治观点在20世纪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往人们较多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但发掘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阶级理论、革命理论。

一

无论是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一个思想家，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关于国家的看法。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其政治理论最有创意的内容体现在国家观中。20世纪对国家学说的研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国家的本质、国家机器的范围、国家的功能问题认识的深化上。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对20世纪国家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一提起国家理论，人们立即会想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看法，即国家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的行使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20世纪国家发展的新情况向这种传统国家观提出了挑战。这首先体现在葛兰西的两个著名命题中:其一，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胄的霸权。这就意味着葛兰西反对将国家与强制机关等同，而是要求将统治阶级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文化领域中的全部组织和技术手段都包含进国家概念中;其二，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政治社会体现着暴力和强权，市民社会体现着舆论和意识形态。这样，葛兰西就使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从国家中凸现出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正是由于国家具有这种双重性，所以国家不仅是一个镇压的场所，也是一个利用文化进行欺骗的场所。列菲伏尔就明确表达了后面这层意思，他肯定地提出，国家是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

第二，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一定要奠基于经济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葛兰西、柯尔施一直到阿尔都塞、哈贝马斯都反对关于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理解，为此他们提出了“相互决定论”，认为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之间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相互决定的;他们甚至提出国家造就经济基础，国家高于经济基础这样的命题。鉴于20世纪下半期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重新估计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干预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霍克海默提出的国家是总体资本家的命题最能说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现代国家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是把意识形态和文化手段视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还是重新解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基于新情况对国家学的新发展。

第三，一讲到国家，人们还会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际上，任何当代的国家理论都无法回避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不用回避，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讨。开始时，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家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判;后来，就连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家也纷纷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东西方国家的大部分共产党纷纷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在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表现出高度的严肃性、科学性、独创性。他们既不人云亦云地加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合唱，也不笼统地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主张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进行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暴力，因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评价直接涉及对暴力的评价。凡是对暴力并非全盘否定的，也不会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正是从主张要对暴力进行具体分析开始的。他们不仅认为暴力不可避免，而且强调革命暴力的历史作用。在这个方面，梅洛-庞蒂的论述最为系统。他指出，暴力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外界发生关系;只要此身在世，暴力就是我们的宿命;一切法律都是暴力，甚至说暴力是一切政权的共同出发点。由此可见，梅洛－庞蒂论述了暴力的不可避免性。当然，他对暴力进行了区分，即: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在他看来，革命的暴力与人道主义不仅不相对立，相反它是人道主义的伴侣，或者说，革命的暴力与人道主义携手共进。这样，梅洛－庞蒂一方面直言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暴力，另一方面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与人道主义并不冲突。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仍然是暴力统治的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人道的政权。

当然，不要以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为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非人道行径辩护，就是肯定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他们的国家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一方面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又反对人为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简言之，他们的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不应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应该不断弱化的国家。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斯大林“为使国家消亡首先需要强化国家政权”的说法，认为这是用国家主义代替国家消亡，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专制体。列斐伏尔批评说，强化国家政权是政治异化的极端形式，就是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政治异化。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在制度上确保自己的消亡，社会主义阶段是国家机器逐步削弱的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个人崇拜等问题，其根子就在于强化国家机器。因而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搞个人崇拜的必然性。在这样的国家中，不是领导人自己想不想搞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必然会搞个人崇拜。

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国家、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论述，都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观点确实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引起人们争议最多的可能是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不可否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批评这个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但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问题不是日趋消失，而是越来越凸现在人们面前，历史发展不是证伪而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当然从目前来看只是部分证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不像某些人(包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样轻率宣布阶级已经消亡，另一方面，他们在肯定阶级仍然存在的同时，又对阶级结构以及阶级划分进行了新的解释。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卢卡奇对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性质、内涵的论述，以及后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探讨。

的确，如今已经很少再能听到像卢卡奇那样赞美无产阶级的话语了。他说，仅仅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对非人的、物化的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否定。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也会看到类似的语言，但在否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声音甚嚣尘上的今天，再发出这样的声音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卢卡奇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对比，并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历史是作为任务，但是作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交给资本主义思想来解决的。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历史使命。在这里，卢卡奇放弃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传统论证方式，如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样的说法，而是从作为历史总体体现的无产阶级能够提供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角度来加以论证。所以，他这样来定义无产阶级: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实际上，卢卡奇肯定无产阶级的作用，主要是肯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他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证，主要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历史地位的论证。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命题，如: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时刻拥有阶级意识。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变成了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但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简言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渴望总体性。其最重要的标志不是从眼前而是从长远出发，因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历史是同一的。综上所述，卢卡奇一方面强调阶级意识与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感觉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将阶级意识与工人的日常心理区分开来。他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渴望总体性的基本内涵，表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够把直接利益融合进长远目标中的特点，而且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在卢卡奇看来，只要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功能，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就一目了然了。于是，他断言: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使命的良知。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论述，尽管不乏偏颇之处，但总起来说，是比较独特的，实际上是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

那么，无产阶级在20世纪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它是否还具有革命性?这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目前，很少有人再将今天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借口无产阶级变化而否定其革命性的则大有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明之处在这里再次表现出来。他们既不像那些抱残守缺者那样无视无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也与那些声称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从而要告别无产阶级的人士截然不同。一方面，他们在承认无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阶级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放弃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认为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一基本观点比较完整地体现在马尔库塞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中。这就是:无产阶级正在消失;工人阶级正在扩大;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历史代理人。马尔库塞正视无产阶级的新变化，认为如果还用旧的标准来套无产阶级的话，那么，这一阶级确实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在无产阶级消失的同时，工人阶级却在不断扩大。因为在现代社会，尽管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正在日益减少，但在各非生产部门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出卖体力和智力为生的人却越来越多。因此，从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地位、从人数数量和受剥削的程度来看，不能否认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历史代理人。诚然，马尔库塞在早期也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他甚至说，在无产阶级中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据统治地位;但到了晚年，他则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观点。

马勒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他认为，只有积极进入最发达的技术文明过程中的人们，才能表述文明的异化并构想更高的文明发展形式。所以他指出，卷入到最发达的技术文明过程中的人就是“新工人阶级”。马勒对新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认为新工人阶级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先锋队。高兹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成分比起马克思时代有了很大的扩展，另一方面又指出千万不能把科技劳动者也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在他看来，科技劳动者是被神秘化的工人。所谓“神秘化”，就是指科技劳动者所造就的科学技术与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不断地生产着剥削、压迫其他劳动者的手段。这就是科技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所在，也是不能把科技劳动者归于工人阶级的主要理由。鉴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人们提出的新工人阶级成分又太复杂，所以高兹晚年又提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它指的是游离于或未被现实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所同化的各个阶层。有时他又称之为“非工人的非阶级”，所谓“非工人的”是指它与传统工人阶级有区别;所谓“非阶级”是指它与特定社会集团无关。关于“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高兹用这样的命题来加以表述:“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预示着一个在现存社会中的非社会，它所关心的是与社会逻辑相对立的合适的自主领域”;因而，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不是要占有劳动，而是要废除劳动。这里要废除的“劳动”，是指作为一种外面强加的义务来体验的劳动，即浪费自己生命去谋生的劳动，而不是指作为自主活动的劳动。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前后不尽相同，不同人物的观点也往往相左，但毕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成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三

在20世纪上半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革命”这个字眼是新闻媒体、日常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末期，“革命”一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告别革命”，而是要求不断地进行革命性变革，并对当今时代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进行革命作了许多创造性研究。

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起来进行革命?如果把革命的动因归结为物质生活贫困，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物质生活贫困已经基本上消除，这样也就根本不需要革命了。从伯恩施坦开始的新老修正主义者、所有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当代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论证人们应该告别革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承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已经消除，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这一社会不需要革命了。在他们看来，用是否存在贫困来衡量是否需要进行革命，并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他们并不把革命的动因归结为物质生活贫困，而是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走向富裕时，人的本质的异化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严重，社会与人性的对立更加尖锐，所以在这个社会中进行革命非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马尔库塞关于革命动因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革命动因在于人的本质的总体颠倒，因而新的革命是从憎恶中产生的。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将一种使人丧失人性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就产生了憎恶，这种憎恶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革命。总体说来，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新的革命动因的论述，尽管同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要求出发来论证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还有不小的距离，尽管它明显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论证，但由于他们很有针对性地批评将革命动因归结为物质生活贫困这种肤浅、但能迷惑人的经济主义观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西方社会的新左派从这里找到了反抗社会的理由。

比起对革命动因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革命道路的设计更加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他们关于革命动因的分析还或多或少地可以见之于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那么，他们关于革命道路的论述基本上是他们的独创。人们可以对他们关于革命道路的论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创见。因为他们既反对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他们的独创在于提出了所谓总体革命道路，即认为人们应该从总体上进行反抗现行制度的斗争，不仅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进行革命，而且要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马尔库塞把这种总体革命称为“大拒绝”，并说“大拒绝”是新左派的唯一选择。至于如何具体地进行总体革命，不同理论家的主张各有侧重。

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首先要进行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如葛兰西认为，西方社会主要是市民社会而非政治社会，在这里，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被统治阶级通过选举所给出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掌握着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要想摆脱统治阶级的统治，唯一的途径就是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指出，市民社会是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资产阶级独立、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之后产生的。因而当西方社会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时，东方社会还处在农业文明时代，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这样一来，由于东西方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市民社会在东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就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东方国家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其本质特征是暴力﹢强权;西方国家的本质特征发生了改变，具有了两重性:强权﹢同意(霸权)。他说，“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行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权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权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权依靠大多数的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集团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集团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多起来。”⁽¹⁾可见，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拥有政治霸权，而且拥有文化霸权。这就决定了东西方社会革命的策略与目标不同:东方社会采取暴力革命方式打击以暴力统治为特征的国家机器;西方社会以阵地战(war of position)代替运动战(war ofmovement)，核心是夺取文化霸权。就是说，在现代西方社会不能发动那种直接夺取国家政权，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短兵相接的运动战，而只能发动逐个夺取阵地，逐步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他明确指出，阵地战是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总之，葛兰西基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深刻认识，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对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一新的革命策略受到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左派人士的称颂，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重改变人的本能结构的革命。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对人的统治已经深入到人的本能结构之中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统治还是发达资本主义统治，都有其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变人的本能结构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这方面，他们提出的许多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马尔库塞提出，可以在人的本能结构中找到这场彻底毁灭全球游戏的根源。他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认为人的本能结构主要由生存本能(爱欲)和死亡本能(攻击本能)两部分组成，而后者占据上风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侵略、恐怖现象的根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又提出，所谓革命就是创造条件使人的生存本能占有优势。在弗洛姆看来，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战场在他的心中。因为法西斯主义最深根源在于人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以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在内心展开一场围剿这种心理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裁性格结构的斗争，变独裁性格为民主性格。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又提出:人必须通过消灭“内在权威”来达到消灭“外在权威”。赖希确认人的本能结构的存在，认为意识形态是被嵌入人的性格结构之中的。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嵌入人的性格结构之中，就形成了趋于统治和专制的独裁性格特征。因此，人的解放途径就是要改变人的本能结构。他说道，人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性格结构问题的解决，因此，要真正铲除法西斯主义赖于生存的土壤就必须造就能够自我调节的人的心理结构。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弗洛姆、赖希等人提出的本能结构革命理论，吸收了20世纪心理学发展的一些新成果，尽管它明显具有心理主义倾向，但仍不失为一种具有启迪性的思考。

第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日常生活革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指出，从表面看来，现代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适;但实际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究其原因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异化。因此，必须把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宏观革命同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革命，即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最为系统的批判。他认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中异化笼罩了人的全部生活。但是，日常生活既是赌博的场所，又是斗争的场所，因而可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革命实践的中心。因为如果没有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改变，那就没有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行日常生活批判是恢复自我主体性的必由之路。他呼吁:通过日常生活的革命，催生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性革命。从这些命题可以充分看出，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的异化看作是所有异化的中心，相应地把日常生活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中心。那么，如何进行日常生活革命呢?他说，不是改变雇主，而是改变生活的被雇佣;要让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用非平庸的观点看待平庸，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生活的喜悦上，让日常生活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看来，列斐伏尔等人要求人们离开生产关系、国家政权的改造，而一味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漫游固不可取，但他们强调社会变革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变革，给人们的启发却是非常深刻的，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劳动解放视为人的解放唯一出路。他们普遍接受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从而合乎逻辑地推出人的解放就是劳动解放。例如，马尔库塞一方面论证使人真正成其为人、构成人与动物最根本区别的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人在从事这种活动时能够获得无比的满足;另一方面他又运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来解释劳动解放论，指出人之所以在劳动中感到快乐，是因为通过劳动可以释放大量的“力比多”。所以他说，人的解放是爱欲解放，爱欲解放的核心是劳动解放。高兹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认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在他看来，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来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可能就是，只在消费领域内寻求自身的满足，而将生产领域的活动视为谋取满足消费的手段。实际上，由于人在生产领域的活动能够直接促使人的自我实现，所以唯有它才能够证明人自身的存在。这样，高兹就强调劳动解放的重要性: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只有扩充人的自主活动领域，才能增加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至于如何实现劳动解放，使人真正能够在劳动中获取快乐?关键在于要使劳动成为目的而非手段。他甚至说，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同消遣是一回事。因此，必须把当下的那种单纯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异化劳动与能够使人获得快乐的、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区分开来。对前者而言，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尽量减少。因为，如果人们要消费得好些，就得劳动得少些;劳动的废除意味着时间的解放，真正的生活始于劳动之外。一句话，就是要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高兹把废除异化劳动作为实现劳动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可见，马尔库塞、高兹等人强调人的劳动解放，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纯粹乌托邦，而是同实践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为处于迷惘中的现代人指明了生活目标和方向。

【注释】

(1)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