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功能批判理论

第九讲　如何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功能批判理论中的“珍品”与“糟粕”?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随着现代化运动而进行的，它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评价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里，我们将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研究他们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理论。

一

科技革命究竟以何种形式、何种概率、何种规模、何种程度、何种速度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人们刚刚经历了不平凡的20世纪。这个世纪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事情，也许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苏东剧变，而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换言之，20世纪最值得回味的事情可能是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20世纪的显学首推科学，大概不会有多少争议。在对科学技术的众多研究中，最引人注意是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研究，即研究这股不断发展着的科技革命浪潮将会引起何种社会后果?

谈到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研究，人们立即会想起那些科技乐观主义者，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些西方未来学家、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保守主义者、东方的共产党人，他们把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视为能够从根本上自动地解决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政治永动机”和“自动流水线”。依他们之见，根本不需要改变社会制度，不需要改变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人们只需依靠科学技术就能够走向理想王国。“科技救国”、“科技兴国”等理念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我们认为，在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上，尽管这种观点是20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理论上确实没有什么创造。因为早在17世纪，培根就断言“知识就是力量”。

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真正有创见的倒是那些科技批判主义者，或曰科技悲观主义者，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并分析科学主义、技术理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正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而作出理论建树才留名于世的。试想一下，如果M·韦伯没有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分析，如果席美尔没有对合理化与物化进行批判，如果胡塞尔没有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进行批判，如果海德格尔没有对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进行剖析，他们能够有今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吗?

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功能批判理论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地位。总起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科技社会功能问题上的“批判派”，而且比M·韦伯、席美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些人分析得更加系统、更加深入。他们是在综合了这些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更何况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理论活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给予他们以丰富的精神滋养。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技社会功能问题上的许多偏激之词遭到了人们的批评，但他们的理论观点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人们进入新世纪后想认真估计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效用并制定出正确对策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它至少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功能批判理论最主要的理论创见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提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中。

第一，他们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也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们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在当代成为第一生产力。关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论述得最为系统。1968年，哈贝马斯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并把它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特征之一。他说，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其一，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结合，促使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其二，科学技术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可以独立创造价值。应该说，哈贝马斯把“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合在一起”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值得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论述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价值不再是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创造的，所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的来源。在这里，哈贝马斯撇开人的劳动，将科学技术视为独立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并由此提出这就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缘由之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人们普遍肯定他的下述命题:“当代科学技术取得合法统治地位，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¹⁾

第二，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像神话一样用颠倒的、幻想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因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如阿多尔诺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不真实——虚假意识、谎言。弗洛姆说，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或者说，既是真理又是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来讲，即就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竭力论证科学技术履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关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都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

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²⁾

马尔库塞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过上了富裕生活。然而，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这样，统治就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简言之，技术合理性本质上是统治合理性，其目的就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于是科学技术就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是因为技术合理性不仅显示出政治特点，而且已经成为统治的更好载体。就是说，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是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于娱乐消遣等现代消费手段以及其他技术手段，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之中去。由此看来，技术合理性就通过有效地控制自然来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有效的工具。由此看来，技术合理性就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稍有不同，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认为只有到“后期资本主义”(Sp－tkapitalismus)⁽³⁾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它才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他指出，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但是，技术统治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广大群众的非政治意识之中去，并且可以使合法化力量得到发展。这种隐形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并且能为科学模式所代替。这样，科学技术就代替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使统治合法化。于是，人们就将把握社会文明进程视为一项技术任务:按照目的合理性行为的自我调节系统模式重建文明，并以此来控制社会和自然。尽管这种技术统治愿望，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过，甚至连基本理论也还没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⁴⁾。在哈贝马斯看来，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尽管技术统治的隐形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较少，但它比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更加无孔不入，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辩护，而且压抑了其他阶级的解放需求，并且损害了整个人类的解放需求。所以说，无论是新的意识形态，还是旧的意识形态，都是用来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的。

三

在上述两个判断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霍克海默最早对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批判，《科学及其危机札记》、《理性之蚀》(后名《工具理性批判》)、《启蒙辩证法》等文本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至今还有深刻的影响。他指出，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向往，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永恒的企图之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就侵入到科学之中;当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问题时，科学总会逃避它的责任。所以，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工艺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技术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强制性。换言之，在科学技术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增强人的本质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总体性的统治力量，并日益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统治工具，理性也就“黯然失色”了。因为它已失去解放的作用而堕落成解放的桎梏:旨在启蒙的技术力量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当技术知识扩大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被削弱了。所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无限控制权，将从内部和外部支配自然界变成了人的生活绝对目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最为尖锐，这体现在《单向度的人》、《论解放》、《否定》、《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他提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的奴役”⁽⁵⁾这一著名公式，以及他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取消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说，技术社会就是一个统治体系，科学技术的运用扩大了对自然和人的控制。马尔库塞断定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反而它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同时，日益使人进入到渐进的奴役之中。或者说，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于是，“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⁶⁾，在技术进步的鼎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对人类进步的否定:非人性化。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起来，成为纯粹的劳动机器。因而工人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被整合的过程就是单向度的人的生存过程。总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统治形式，人们运用科学技术而非恐怖手段征服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产生影响最大的，首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代表作。此外，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合法化危机》、《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有许多独到的剖析。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对当代人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上。他认为，由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实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合法化危机，摆脱这种危机的力量正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他说，在今天，技术和科学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即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关键在于它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科学技术导致的人的非政治化正是其意识形态功能之所在。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关键又在于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问题化解为技术问题，成功地使人民大众滋生明哲保身主义，“技术至上的大众意识使国民的明哲保身主义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⁷⁾。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影响，主要是指使这个社会中的人的工具行为，即人的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他说，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工具行为的合理化是指人的劳动愈加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而这意味着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所以说，“工具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技术控制力量的扩大”⁽⁸⁾。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对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作用的揭露与批判，实际上暗含着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根源问题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问题。

四

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作用的根源何在?这种功能是产生于科学技术本身还是由外在原因引起?关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是不同的。

霍克海默认为，不能离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条件来谈论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产生副作用主要在于应用科学技术的外在环境不当。他说:“掩盖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把产生它的责任归之于那些真正效力于改变人类境况的力量，说到底，这种力量指的是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⁹⁾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就显露出一系列局限性，不过，这些局限性并非出自对其理性特征的夸大，而是由于对科学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日益僵化的制约。就是说，科学所具有的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日益僵化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种种事实更是表明，导致科学种种缺陷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本身，而是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

马尔库塞一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尖锐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种新科技观——“人道的科技”。依据这种新科技观，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与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就是说，在一种新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解放的手段。他指出，当科学技术已经变成统治或控制工具时，革命的理论家应当探讨使科学技术变为解放手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革命的理论就必须承担一种新技术和新科学的纲领⁽¹⁰⁾。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才起消极社会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是由人掌握的，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他说:“改变进步的方向，即割断这种致命的联系，也会影响科学的结构本身，即影响科学的设计。科学的假设，不用失去其合理性特征，也可在一个本质上使不同的经验环境(安定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结果，科学就有可能对自然界得出本质上不同的观念，并且确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¹¹⁾他又说:“技术作为工具领域，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强人的懦弱，现阶段，人也许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¹²⁾因此，技术领域的机器本身对于政治目的而言是中性的——它能使一个社会革命化，也能阻碍一个社会。一部电子计算机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的行政管理服务，又可以效力于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一部回旋加速器，无论对于一个好战的政党来说，还是对于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党来说，同样是有效的工具。在这里，马尔库塞把科技发展方向的确定寄希望于科学技术与形而上学以及艺术的结合，认为只有这种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有一个新的方向。他把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推向极端，就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其功利性特征，而对生活艺术开放，从而成为解放的手段。

哈贝马斯不同意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作用的产生归结为社会环境，认为这种看法势必导致对科学技术批判的“不彻底”，最后必然是用社会环境的不利去说明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必然是对社会环境的批判代替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指出，存在这两种统治:一是压抑性的统治，另一是起解放作用的统治。对于这个论点，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只有至少存在着一种可供选择的设计时，才可以把现代科学技术理解成历史上唯一的设计;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科学必须包含一种新的技术解释。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种考虑值得商榷，因为技术倘若完全建立在设计的基础上，那就只能归结为这是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会发生作用的设计，而不能说成是可以被历史超越的设计。哈贝马斯认为，假如马尔库塞是将技术统治和压抑性相结合，那有没有可能将两者的连接斩断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尽管马尔库塞认为对自然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完全可以加以选择，但从这一观点中得不出新科技观念。哈贝马斯断定马尔库塞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一会儿拥护技术中立性观念，一会儿又对之进行批评;一会儿重申科学技术在政治上是纯洁的，一会儿又强调技术合理性就是政治合理性。哈贝马斯总结道，假如科学确实保持着现代科学所具有的那种必然走向技术控制的含义，那么，所谓新科学观念同新技术观念一样，是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更没有什么更为人道的东西可以替代技术控制这种功能，正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

我们认为，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一旦从其他认识活动中分化出来，它肯定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它并非自然现象，不能等同于自然规律，后者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者不是。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能够被人所掌握和运用，因为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发明与创造，因此不能认为科学技术是天然进步的或是天然与人性相对立的。无论把科学技术视为天然的解放力量还是认为天然具有负面效应，这都是把科学技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绝对化，从而忽视了人的正确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都是不可取的。要想使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由可能变为现实，正确的态度是进行正确的选择引导，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理性进步的社会环境。因此，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不是由科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三大人为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人的认识局限性，人认识社会的能力始终是有限制的，人只能在当下认识的范围内作出选择，超过这个社会条件，其负面效应就出现了;其次是人的活动目标的多元化，这种目标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系统的活动指向是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处于这样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中的人们在决定自己目标的时候往往处于非自觉的两难状态;再就是社会制度原因，落后的社会制度往往要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为落后的统治阶级服务，那就必然具有消极的社会作用。

五

如何看待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一是统治者的立场，二是人民群众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是:即便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科学技术的当代社会政治效应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从总体上看，科学技术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的。我们知道，无论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还是哈贝马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这里，我们将结合这些批判理论家的论述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第一，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看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基础，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统治形式，因而它的第一个社会政治效应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使统治合法化。这就意味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统治会更加稳固。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仅仅保证现代社会统治的合法化?有没有在广度和深度上加速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促进其灭亡的一面呢?我们的观点是:其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在当代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加剧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协调性要求越来越高，这标志着生产更加走向全面社会化，同时生产的社会化又与管理的社会化以及商品分配的社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企业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垄断资本更加集中，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私有化达到了新的高度。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加剧。其三，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另外一个基本矛盾是生产能力的增长与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之间的矛盾。无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这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直接后果之一，但另一方面，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不断下降。随着新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把更多的劳动者排挤出来，导致大量结构性失业。劳动者失业就意味着其购买能力下降，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而不是在扩大。所以，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统治制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确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具有保证统治合法化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即由于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加剧，它也使统治者的统治更加脆弱。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促使整个社会进一步走向极权主义，即技术统治导致一种极权统治。这个观点值得推敲。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具有使社会民主扩大的一面呢?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应该说，社会民主化不只是纯粹人道主义的政治要求，也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社会民主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忽视社会民主化与社会技术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化不仅取决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取决于社会技术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政治民主化只不过是日益走向合理性的社会技术结构的客观要求在社会政治中的反映。因此，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技术合理性实际上不是导致统治合理性，而是导致社会政治民主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就是一个佐证。在分析其原因时，千万不能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人道主义要求;实际上，归根结蒂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民主程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再强调，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它一方面使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合理化，另一方面又使人的交往行为非合理化，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强。那么，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实际上涉及科学技术发展对人际关系的影响问题。我们认为，不能不承认，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际关系有朝向健康方面发展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是量化的，不是根本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使国家发展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从而使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样，对大众来说，来自物质利益冲突的紧张状态就会有所缓解。此外，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在劳动中使用技术手段的规模和效能大大地提高，这就改善了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从而淡化了科学技术异化所造成的后果。在这种背景下，人际关系的缓和是可以预期的。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这与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容否认，在科学技术发展之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也有更加冷漠化的趋向。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再三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那么，是否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即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促使人走向全面发展，或者说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如劳动条件的改善，人的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的富裕，社会文化的发达，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所有这些对人的全面发展起推动作用也是必然的，至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六

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仅仅了解他们对科学技术功能的批判是不够的，还需涉及他们对技术理性、技术统治论以及科学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还是分别加以考察。

如前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充分注意到，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如何与现代科学技术结盟生发出了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这样，他们从对科学技术功能的批判引申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技术理性主义立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核心就是科技万能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要比对科学技术功能的批判更为尖刻:技术理性使天堂与地狱联系在一起，使进步转化成了退步。因而在技术理性主义支配下，“人不是进入真正合乎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陷入了新的野蛮状态”⁽¹³⁾。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相比，马尔库塞更侧重于揭露技术理性对社会和人的操纵。他说，科学理性先天是技术的，就是指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换言之，由于科学精神内在的工具主义特性，从而现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内在地变成了技术，当然这种技术首先是社会控制技术。简单地说，技术理性和操纵结合成社会控制新形式。这就意味着，技术理性的发展，使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合理，理性能够产生出一种为最具破坏性和压抑性的控制辩护的行为模式。

尽管技术统治论有很长的历史，但它真正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应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依据”、“社会应由科技专家来治理”的系统学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科技功能批判、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统治论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已经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觑，它确实服务于与技术问题相适应而对实践问题加以排斥的新的政治，因而它与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人们的制度机构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技术统治论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模糊人的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界限，“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为掩盖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¹⁴⁾。所以，技术统治论必须使论证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脱离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它们非政治化。于是，技术统治论伤害了人对植根于作为文化存在前提的语言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可以用来维护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以及造就非强制的交往。总之，技术统治论不是对某种道德态势的割裂，而是对生活本身的道德压抑。

由于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最主要派别，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集中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开始了对实证主义的讨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全面深入地批判了实证主义。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讲详细阐述。

概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充满着穿凿附会之处，但即使这些批判是片面的，它也不失为具有极强时效性和深刻性的批判。他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结合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重大影响，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极权主义的内有关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性、人的价值实现的关系问题;他们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富有说服力地陈述了技术统治论的种种危害，尤其是正确地揭示了技术统治论失足于用统治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击中了实证主义的要害:只是重视认识对象而无视认识主体，只是强调科学逻辑方法而抹杀人的情感欲望，只是推崇事实而忽视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批判，给20世纪的人及以后的人提出了警告:科学无视价值的存在以及与科技异化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注释】

(1)Jürgen Habermas，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100．

(2)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3)在西方学界，“Sp－tkapitalismus”概念为曼德尔、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广泛使用，国内学界一般译成“晚期资本主义”。笔者以为，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语境，译成“后期资本主义”或许更恰当一些。

(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5)Herbert．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oston，1964，p．60．

(6)Herbert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14．

(7)Jürgen Habermas，Towards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103-104．

(8)Ibid，p．93．

(9)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New York1982，p．3．

(10)Herbert．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oston，1964，pp．204-205．

(11)Ibid，p．166．

(12)Ibid，p．235．

(13)Max Horkheimer/T．W．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rung，Frankfurt/M．:Fischer，1988，S．34．

(14)Jürgen Habermas，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