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第八章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而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始，I．沃勒斯坦、J．阿瑞吉等世界体系论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S．阿明、G．弗兰克等依附理论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修正、补充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与方法来修正和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沃勒斯坦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地领略和运用了依附理论的“边缘—中心”理论和“不平等发展”理念、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批判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来分析非洲的落后贫困问题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这一理论的正式问世是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在1974年的出版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全部出版，这部巨著以及其他论著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方法、价值取向等基本内容的规范性界说。在这一时期，霍普金斯（Ference K． Hop-kins）、阿瑞吉、阿明、弗兰克等世界知名学者也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工作。90年代以后，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学者们一方面深入地探索了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具体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异常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确定影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获得丰富和深刻化。总体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内容。

第一，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创立了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以期取代西方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和马克思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对世界历史所作的理论界述；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长时段”和“大历史”视野为特征的周期研究法，用于考察世界历史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其次，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以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以期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范式，试图获得对历史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一体化学科研究”，用于消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的“学科分隔”之弊端，追寻学科知识融合之新思路。

第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体系结构——“世界体系”，在其中，中心区集中了发达国家，边缘区集中了发展中国家，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带集中了那些较发达国家，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均衡的、不平等的结构体系，这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不平等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得以进行提供了坚实基础。关键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与扩张等同于“世界历史”的生成与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又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了亚经济体系、国家间体系和文明间体系，它还是历史体系或社会体系。作为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历史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生命体，遵循着“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呈现出长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断地交叉发生的复杂状态。在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灭亡。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几乎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是当今世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发展的总根据，批判了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伪善本质，体现为它们企图永久地控制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国家与地区，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陷进依附性的生存困境之中。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理解。与传统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反体系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三种理解维度。第一种社会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修改，它是老左派运动的意识形态，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与此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成了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社会主义始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一种政治运动，而且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世界反体系运动；第三种社会主义尚未出现，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物，极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几乎一致地否认了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的，还把它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社会”。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解读。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科知识的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者们反体系运动的行动规划；第三种马克思主义源于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教育知识。因而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构成的，而是由人们为了发动某种“反体系”的政治行动而提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构成的，换言之，它是由那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学者们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理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几乎一致地将马克思学说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区别开来，承认马克思学说的深刻性、创见性，同时又贬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创造性。

从以上内容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蕴涵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其一，融合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界，融合了广泛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而且优越于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神学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原创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某种意义的原创性，但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则更为鲜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诸如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结构，还是一个生命体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长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维方法、一体化学科研究法，乃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把世界体系作为考察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单位等。其三，批判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理论而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科体系之弊端，提出了“消解学科边界，广泛融合学科资源，促进人类文化的良好发展”。它还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理论而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等。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修正为历史阶段论，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板块结构扩张论”，把马克思的危机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和“霸权危机”等，这类修正要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识更具有颠覆性。

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其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发达状况及其根源、实质和出路。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地思考70年代以后出现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等问题相比较，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体化学科研究中却把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极大地变革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格局。重要的是，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能够进一步揭示这些地区不发达和不发展的深层根源与实质，以及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利弊得失，更有利于揭示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实质上都是中心区强国对边缘区弱国实施“不平等的交换”的阴谋、陷阱，是中心区强国强行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繁荣的“政治图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即一是它引导人们重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二是它引导人们重归马克思的全人类视野，三是它引导人们重归马克思对弱势群体关怀的理论向度，四是它引导人们重归马克思的和谐发展和全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

其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国外马克思主义革新研究方法的理论冲动——从传统反思思维到“否思”思维的转向。与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全新的否思研究，作为变革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选择。反思研究是必要的，关键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受制于传统研究太深了，反思研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方法的合法性，这怎么能够指望它推进研究方法的转型呢！要实现这种转型，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抛弃传统反思研究，积极地汲取和整合相关学科的方法论资源，创立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否思研究方法。传统反思研究仍然带有学科视界，因而它往往在某个学科视域中反思，而否思研究方法是彻底的批判，它能够有效地清除传统研究方法的分门别类，打破学科界限，面向整个社会科学，寻求更加广泛的学科方法的合力运思。其意义在于:一是有效地防范了对马克思主义实施学科式肢解；二是引导人们突破现行的研究范式，革新研究方法，实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转型；三是引导人们把创新研究和创新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四是引导人们积极地增强学科间对话与合作，融合学科资源，繁荣社会科学理论；五是否思既是对后结构主义研究的回应，又是对解构主义研究的强化。

其三，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维转向——由传统的对立思维转向当今的并存与互动思维。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世界体系分析”上积极地思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并存与互动的事实，思考了二者之间和平与合作的可能性。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在意识形态批判视域中思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但是它不再只着眼于二者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转向思考二者的实际并存和互动发展问题，强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合作既是历史事实，也是二者本身的发展需要。它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意识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共生了很长时间，彼此既对立又互动，它们都成为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组成内容，且满足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同群体的文化生活需要，关键在于它们三者既斗争又并存与互动，这已经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文化繁荣，即一个多元化文化时代似乎早开始了。从对立走向并存甚至合作，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必然趋势，否则二者的斗争也极端不利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总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对于人们重新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世界形势和政治格局是有益的。一是它引导人们在看到对立的地方，更应当意识到统一的存在；二是它引导人们更多地选择融合而不是对抗；三是它引导人们更多地站在人类的共同发展的立场上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各种文化体的存在与发展等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也感觉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不能回避的理论缺陷。

其一，它淡化了哲学在其理论中的存在，主要依从于政治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资源和思维的支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其自身理论的极为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理论的深刻性。

其二，它一边追寻“解构”的效果，而另一边则还固守“结构”思维。表现一，其世界体系概念保留了结构主义残余；表现二，作为批判性思维的否思思维也残留了结构主义痕迹，因为它在消解学科边界时又追求某种意义的“大一统科学”——这是一个拥有更大学科边界的知识世界，况且这种一体化学科只能在形式上达到某种意义的“一体化”，而不可能在内容上实现一体化。因而作为解构的否思思维是不彻底的。

其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较多失误。比如:①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的政治纲领，把资本主义修正为世界经济体系，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修正为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②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误读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历史阶段论或社会进化论，由此拒绝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分析，进而用世界体系分析取而代之，这也表明了它不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的科学性。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演进的社会根本动力界说为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共同作用，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乃至人民群众等历史因素在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④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把资本主义的衰亡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归结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进化过程，把人类未来社会归结为不确定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或几个其他世界体系，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从根本上讲，这些认识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表明了它们不理解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许多修正反倒改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

客观地讲，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理论影响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多元化发展。一句话，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和一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