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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夫提出“科学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的人格心理学”

时间:2022-1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结合其独特的心理学研究,塞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哲学上,塞夫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同时也警惕和反对各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融到现代哲学中的倾向和企图。塞夫认为,哲学与科学在研究的任务、目的和职能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与差异关系的理论认识。

第二节 塞夫提出“科学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的人格心理学”

塞夫(Lucien Seve,1926—),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心理学家。曾在巴黎大学攻读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哲学。50年代在巴黎国立中学任教。1953年以后,塞夫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萌生了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类个性、将现代心理学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设想。他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1年到1994年为法共中央委员。从1983年到2000年,塞夫一直是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成员。在哲学上,塞夫既反对加罗蒂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也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积极地反对在存在主义哲学和东欧的实践派哲学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派别。结合其独特的心理学研究,塞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差异》(1960年)、《当代法国革命》(1962年)、《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和个性心理学》(Man in Marxist Theory and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Trans. John McGreal,Atlantic Highlands,N. J. :Humanities Press,1978)、《马克思主义和人格理论》(Marxism and Theory of Human Personality,Paris,1968. Translated by David Pavett,Lawrence & Wishart Ltd. ,1975)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辩证法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的全面展开,不论是现实的实践领域还是理论界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极端的倾向,在塞夫看来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相同的理论根基,反对教条主义本身就应该在两条阵线上斗争,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不应该滑向修正主义。塞夫说,同斯大林的哲学上的教条主义及其不幸的后果作斗争,对于反对僵化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的倾向,对于反对不变地重复同一基本原则的倾向,对于反对把这些原则封闭在固定的公式框子中的倾向,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可是,如果仅限于这一点……就会鼓励人们采取一种独特的典型形式,即在创造性的发展借口下的那种任意的修正……如果哲学错误给予我们的最大教训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那么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实践为出发点而使之有生气地发展起来,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绝对真理的核心和至今被推敲着的论点不应当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加以修正,不应当无视伟大无比的历史实践的科学系统化而任意加以篡改”[21]。真正同教条主义相反的东西,就是理论与实践的永恒的辩证法,就是来自行动、付诸行动,既意味着向新的现实是开放的,又同时意味着对验证了的原则是坚定的。在哲学上,塞夫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同时也警惕和反对各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融到现代哲学中的倾向和企图。

60年代,作为法共著名理论家的阿尔都塞发表了他的两部力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的实践”,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和改造,创建科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在《列宁与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高度地肯定了列宁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列宁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哲学不是科学,哲学的范畴不同于科学的概念。阿尔都塞力图将哲学和科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在科学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哲学严格地说是没有对象的”[22]。这就在法共理论界内部挑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及其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的争论。塞夫参与了这一争论。塞夫认为,哲学与科学在研究的任务、目的和职能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与差异关系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所追求的真理也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分离甚至是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并不是建立在某条具体的哲学原理与具体的东西是否符合的基础上,它只是以一种间接性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真理性,将自己的理论基石奠定在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哲学并不是科学之科学,也不是对一般自然科学知识的综合,列宁的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的、深刻的说明。

塞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获得一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的理论地位,就必须成为一种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辩证法不是一种主观的先验的逻辑,而是对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反映。辩证法并不是思维自身的、自在的规律,在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时他指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事实上把科学的辩证法的规律的解释同其历史、同其发生分离开来;就是把科学的辩证法的规律当做某种先验的原则。他说,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地所谓先天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黑格尔是在一切发展中把握辩证过程的总和并把它们系统化为辩证逻辑的第一个思想家。但是对这种辩证逻辑所出自的现实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去理解,他把辩证逻辑看成绝对先天的现实,而把实际发展过程看成这种过程的派生的表现。“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理解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上不仅是黑格尔的思辨的主观产物,而且也是全部人类的客观经验的不可估量的结果。马克思并且理解到:这种辩证法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只要把它两脚落地地顺立起来,只要把它反过来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这就是说不把范畴和规律当做现实的创造者来运用,而把它们作为发展过程的最一般的表现和最深刻的本质来运用——然后马克思又特别谈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光照下来研究历史,这就是说,不靠思辨的结构,不用任意的归纳,而在具体的历史中揭示具体的辩证法。”[23]当然,塞夫和其他的法共理论家一样认识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是一种复杂的漫长的过程,决不可以归结为‘一次性的从头到脚颠倒过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按其结构的确不可能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相同,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把唯心主义原则换成唯物主义原则,把普遍逻辑规律换成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普遍的物质规律得出来”[24]。同时塞夫强调,要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联系,如果放弃和否定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不带行李的迁居”。

正如加罗蒂所说,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的核心是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与否,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他们一般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只存在于作为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领域,并且它不是指一种客观不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为了反对这种观点,塞夫明确肯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在批判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时,他说:“事实上,只要人们开始承认辩证法不只是思维的运动,而且是存在的运动——即使仅仅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的运动——那么,门闩就被抽去了,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之门就被打开了。”[25]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辩证的规律性,虽然其规律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辩证法就是对这些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不直接涉及存在,而是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的规律和范畴;它们都包含有认识论的方面,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只有主观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从哲学上说,辩证法不是本体论,而是借助批判的认识论走向客观本质的道路。它的对象不是直接就其本身而言的‘世界’,而是客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基本范畴和规律”[26]

二、科学的人道主义

塞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和个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概念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和它的科学性,同时也涉及青年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著作和成熟时期科学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塞夫甚至认为,人类的个体性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建设无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关于人和人道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时争论的焦点所在。

塞夫概括批评了两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对立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关于“全面的人”通过历史不断自我实现的哲学,这种观点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1844—1847年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甚至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来理解成熟时期的科学著作,伤害了其成熟时期著作理论上的严谨性,使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根本没有突破思辨哲学的人类学水平。相反,另一种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将马克思哲学仅仅作为一种认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成熟期与早期之间有一种根本的断裂,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不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被简单地拒绝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被当做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7]塞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的理论,一直是贯穿整个马克思前后期著作的共同主题。

受阿尔都塞的启发,塞夫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前后期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已经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人的劳动、劳动异化等范畴,但总的说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还是抽象的、思辨的,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寻找心理学的捷径是一种幻想并且会将人们带回到思辨的人道主义。“在‘1844年手稿’中,人的概念是指一种抽象的人的本质和历史的主体,这种观念认为,比如经济范畴等社会关系,仅仅是一些现象和外在的表现。”他指出:“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本质上已经突破了他们之前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在关于‘人的本质’概念方面。正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标志了他们向成熟时期的概念的转变。正是在这里,通过思想的批判,他们明显地同思辨的人的概念区别开来,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奠定了基础。”[28]

塞夫强调指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弃了人道主义的主题,而是在批判抽象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人道主义,他不是放弃而是科学地改变了人和人道主义的概念。不能说,在“1844年手稿”中作为人道主义核心范畴的“异化”等概念,被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问地超越了,它只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说,从理论意义上讲,如果人道主义是指历史被看成人的实现的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它是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它说明个人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9],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先在和外在于社会的人的本质的外化和实现过程。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说:“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的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一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意义:本质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因此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的总体之中。”[30]

在马克思那里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具有基本的和直接的意义,个体只是他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他的本质也只能同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当他生产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这些社会关系也生产了他、他的意识和他的整个社会存在。马克思正是在现实历史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来理解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相反,一些存在主义者从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人道主义的解读,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事实上,存在主义仅只是抽象的本质主义的一个镜像。不管是为了承认还是拒绝这种看法,它们都只是把人的本质看做一般的个体”[31]。正因为如此,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基本命题,以及后来的《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得到一种科学的解释,它使我们从历史中了解个人行为的基础……更进一层来说,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得到关于历史和人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概念,而在萨特那里,我们却钻进了一种唯心主义和偶然性的概念里面。”[32]在塞夫看来,作为辩证法,尤其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类学的基础,是所有关于人的科学的奠基石。塞夫一生理论上的大部分努力就是为了将心理学的研究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人格心理学

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塞夫对现代心理学理论历史发展有深入的研究。他充分肯定了现代心理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他认为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和材料的积累方面,而没有将整个学科奠定在坚定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特别是作为心理学核心和关键领域的人格理论,这一现象尤其严重,科学事实的堆积和一般理论的不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本上还处于对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的初始阶段。心理学领域甚至还没有准备创造一种真正科学的人格理论,这一点成了心理科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33]因此,创建一门科学的人格理论是当前十分迫切的需要。但是在这一领域目前还存在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思辨哲学;一种是所谓的纯科学的态度,即实证主义的态度。“过去的心理学是抽象的、思辨的,不仅是因为它以主观的内在的观察为基础,以独断的哲学解释为基础,更根本的原因是它认为人类个体是它的社会行为的完全的综合的表现,而这种行为只被认为是一种深刻的、本质的主体性的纯粹外在的表现。”[34]而现代不少的心理学家坚持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将整个哲学都作为抽象的、思辨的哲学加以否定,拒绝哲学对该学科领域的介入。塞夫引证恩格斯的说法,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认为自己摆脱了哲学的束缚,实际上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

事实上,无论如何任何一种心理学的研究都包含了某种哲学,心理学要寻找到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真正要做到将批判的哲学方法和现行心理学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批判抽象的思辨哲学,也要批判纯实证主义的貌似科学的态度。塞夫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说,“心理学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全新的方法论基础之上”[35]。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改变了所有建立在思辨基础之上的各种心理学,同时也克服了实证主义的所谓纯科学态度的非批判性。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认识论,是唯一的一条建立一门成熟的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论思路。塞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格心理学的贡献并不只在方法论的指导上,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为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个性进行分析,可以避免像资产阶级理念主义那样主张个性的先验性,也能避免虚假的唯物主义将人格理解为一种简单的附属现象,还能避免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倾向于唯意志论的解释。[3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主张人类心理和个性人格的形成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依赖于人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纯自然的现象,人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受制于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人的心理学,便不再是讨论人的抽象的一般本质,也不再是研究孤立的、与外在隔离开来的人的内部心理活动,而是在对人的行为过程和外在关系作具体的辩证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的人的理论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并且在历史科学和科学的人类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功。当然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性的理论还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的人格心理学,但它为心理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奠定了一般的理论基础,因此作为关于具体的个体的人的科学,人格心理学必然要与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的、科学的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37]这并不意味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到科学的心理学之间是一种演绎推理的关系,好像心理学的理论已经现成地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塞夫甚至认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人格心理学的阐发只能是一种作为具体心理学之前提和基础的“社会心理学”,只是一种奠基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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