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法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哲学家，生于法国马赛。曾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还被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曾在阿尔及尔的阿尔比大学、巴黎的布丰公立高级中学、克莱蒙费朗大学和普瓦蒂埃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6—1970年曾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间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议员，并担任议会副主席。1960—1970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1970年因公开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鼓吹修正主义”之名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74年以后担任法国激进刊物《社会主义者的抉择》主编。1982年，加罗蒂转向伊斯兰教，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加罗蒂一生写了五十多本书，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有《唯物主义认识论》（1953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57年，刘若水、惊蛰译，三联书店，1963年）、《人的远景》（1959年）、《论无边的现实主义》（1963年）《卡尔·马克思》（1964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966年）、《列宁》（1968年）、《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折》（1968年）、《人的话语》（1976年）、《活人的呼吁》（1979年）等。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尤其是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界，加罗蒂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就哲学而言，其前期主要是坚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是法共党内著名的正统派理论家。从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出发，批判了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到了后期，随着以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的普遍流行，和对苏联教条主义的批判，加罗蒂抛弃了以前的正统理论立场，极力建立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那种将人道主义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与主张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主义的”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就共产党内部的理论家来讲，后期的加罗蒂对于纠正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实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内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斗争同理论和学术上的争论往往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哲学领域是最集中的表现。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入批判，共产党内部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了较大的变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和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加罗蒂的理论探索充分地反映了这一变化。为了反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哲学，这一基本特征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如果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把它变成一个僵化不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教条主义的科学体系，势必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批判的思想同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加罗蒂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以及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斯大林和日丹洛夫（Andrei Zhdanov）规定了两个基本正确的原则，即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但他们对这两个原则的解释却得出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极为不利的结论，认为唯物主义永远是进步的，而唯心主义永远是反动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封闭的、教条主义式的解释，将自己同其他的各种哲学流派隔离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对其他的哲学，而且对自身都日益失去批判的能力，从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加罗蒂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它的本性上是永远不会自行封闭在一个体系里面的，它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辩证法而无终止地发展的，这种创造性的辩证法能够掌握到完全的人及其主观的和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采纳思想上、行动上和艺术上的一切成就，作为它的研究因素”[2]。
事实上，马克思是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才实现了思想领域这场“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通过对黑格尔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倒转”，在马克思那里，人走出了他被看做孤立的、自主的内心世界，意识不再脱离于它的存在条件，从而我们得以揭示思维现实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批判的态度。[3]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不只是一种精神的批判和思想的批判，还是一种物质上的、实践上的批判。它指出只有以实践的方式，把产生异化的社会秩序在实践中加以改造，理论问题才可能获得解决。马克思所实现的对黑格尔唯物主义的颠倒和过渡，不仅是要确立一种思想上的真理，而且要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建立根据。批判哲学的特征在于一心要为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根据，在于不把任何的价值或真理当做一个现成的东西，当成既成的事实来接受。正因如此，加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远不是一种同其他一切别的世界观相脱离的仅仅适应于某一个阶级的主观要求的世界观；它也研究其他学派所研究的同类问题，用批判的方法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过这种批判不只是局限在个人意识之中的。它不是一门主体的哲学，因而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自我扬弃的条件，能够在历史中生根的条件，包含着使它所启示的行动能够获得效果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时而在批判思想中反省自己，时而又回到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意义和召唤、矛盾和问题是人类主观性的粮食和生命。所以加罗蒂说:“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他找到了思维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他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有效活动中找到了这一联系。”[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本身就意味着其实践性，它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实践的第一性，把它看成认识的源泉和验证，肯定了从思辨到科学的过渡。因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的观点，以此同其他的哲学体系鲜明地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存在哲学，不是神学家和机械唯物论者的那种哲学，因为后者把意识和认识等同起来，只保持无人格的、意识之外的东西，以至于取消了主观性，并且把真理设想为与存在的同一，从而取消了任何现实的变化和真正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这就是说，这种哲学，使意识和产生意识并使之不断丰富的人的实践成为一种真正的实在，它根植于先前的活动和现实之中，并反映它们，但又经常超越现成的东西，并以创造性的行动给实在增添一种非自然所给予的东西。”[5]从理论意义来讲，实践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真正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不只是倒过来的唯心主义，其辩证法也不只是倒过来的思辨辩证法，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被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体系，也不仅仅是被历史化了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6]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没有理论的实践，恰好相反，实践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强烈地要求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加罗蒂在批判苏联哲学体系时指出，斯大林在哲学上的基本错误是理论和实践相分离，这是其他错误的根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鲜明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一切哲学相区别:要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说明世界。把实践放在思维的中心，当做思维的源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所完成的在‘哲学上的革命’就在于此。在这个新的实践观点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并与其他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根本区别开来:实践成为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标准。一、唯物主义不再可能是教条的:它不再是一个出发点，而是一个到达点，是一切实践(社会实践或科学实践）的结论。它必须是辩证的。二、辩证法不再可能是思辨的:它不再是一种精神结构，而是与自然界密切接触的结果，它的任务是反映自然界的运动，它必须是唯物主义的”。[7]
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范畴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20世纪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核心所在。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不在于对自然辩证法和物质本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认识论上的反映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主客体辩证法。加罗蒂抓住这一根本问题，一方面，批判了各种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在清理斯大林解释模式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一些新的阐释。加罗蒂指出，斯大林一开始就错误地从根本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割裂开来，正如他所说：“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的世界观，它的理论是唯物论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样辩证法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8]在加罗蒂看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内在的统一的，其基础范畴就是自然辩证法概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反驳的“中心主题天然的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比如杜林、科热夫、梅洛－庞蒂等。[9]
加罗蒂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结束了其体系的思辨性质，将他的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思辨的辩证法不过是现实的物质运动在观念中的反映，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转化”或“颠倒过来”，加罗蒂引用列宁的话说，“事物的辩证法产生了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10]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相反，因为作为观念的思维过程被黑格尔认为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现象不过是被移植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现象而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物质实在存在于我之外；没有我，它也存在；它的存在并不需要我；我的意识对物质而言乃是第二性的，从而只要我越是忠实地从外在事物吸取知识，而不用我臆造的东西去代替这个外界实在，那么我对现实的认识就越可能完全……认识是一种能动的存在物的产物，这个存在物在自然界面前永远不是消极的；它适应自然并且改造自然。”[11]在认识的形成过程之中，人本身和他的行动成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人的认识不是一个直观，而是一个辩证法，它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全部历史相联系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活动，既不是一个事实，也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12]
在加罗蒂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人类的制度和发展规律，它还是一切现实的发展规律，即自然、历史、思维的发展规律。加罗蒂坚决批判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那就必须放弃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排斥自然辩证法，而且必须将它包含在内。在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候，马克思不仅密切地注视他的研究工作，而且着重指出了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有现象的辩证性质。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性质并不构成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相反加罗蒂指出，自然史和人的历史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在于两者都服从客观规律，因而两者都是科学的对象。
当然，这绝不否定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忘记指出人类历史与生物进化或无生命的自然物的变化之间的特殊性。“恩格斯这样指出，自然和历史有共同的东西。但他没有把两者等同起来，也没有把一个归结为另一个。他指出它们两个的主要区别。”加罗蒂说：“从自然到人，同时存在连续性和间断性。假如认为只有连续性，那就会变成机械唯物主义。假如认为只有间断性，那就会变成唯灵论。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既存在着连续性又存在着间断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人类的历史服从着特殊的规律。人不能把自己还原为他的生成条件的总和。”[13]因此，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并不会导致社会领域中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认为恩格斯强调自然辩证法，势必否定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原则的指责是错误的，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是通向自由的辩证法”[14]。否定自然辩证法和历史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就必然否定历史决定论；否定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性与主体性或者主观性是根本对立的，而传统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观性和超越性因素，因此加罗蒂认为，要更深刻地创立关于主观性和超越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该承认存在主义提出了主观性这个现实的问题，尽管它对问题的提法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应该记住主观性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一定是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相联系的。[15]也就是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讨论主观性和超越性问题。
三、异化与人道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出发，通过对其作品中异化范畴的阐释，形成一种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常常将人道主义看做资产阶级的哲学而完全加以拒斥，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任何联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严重地忽视了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加罗蒂结合人道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对马克思异化范畴的解释，从理论上批判了这两种理论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并不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和技术的发展，就忽视和抹杀人的主观性、个人的内在性、个人自由。
加罗蒂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奴役方面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新的私有制代替封建的私有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新的奴役制度，它并不能实现它的崇高诺言，建立一种真正服务于“完全的人”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到了19世纪，财产的高度集中暴露了拥有权利的人数在不断地减少，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原则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和实际上的不人道之间越来越背道而驰。人道主义的每一个命题都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变成了谎言。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其自身所生产的一切人类财富的繁荣为手段，它是一种不欺骗、不虚妄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上：“第一，如果没有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物质生产的强大发展，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发扬是不可能的；第二，每个个人的利益，以及他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能力的发展，只有在全体的人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两个不变的原则: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16]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的积极扬弃，马克思规定的具体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自由人的社会，人们用共有的生产资料劳动，并且有意识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公社的总生产物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物……无论在生产上面，还是在分配上面，人们对于他们的劳动，对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都是极简单的。[17]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劳动本身获得了其最初特定的人类意义，它对人不再是保证他活命的手段，它重新获得使人类有别于一切其他动物的创造性，真正地扬弃了它的异化形式，“人的劳动产品对人的异己的性质也就消失。需求和供给的盲目作用以及作为经济生活的神秘调节者的价值规律便退到次要地位，然后消逝，而人们则变成他们生产、交换和一切现有关系的自觉的主人”[18]。当然，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所消除的不仅是劳动异化的一切形式，而且也是一切其他异化的形式，因为在加罗蒂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是关于那些把人束缚在种种社会关系、束缚在一个超越的上帝、束缚在一个不变的自然界上面的奴役状态的分析”[19]。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道德上的、语词上的批判，而且是一种实践的批判，一种改造现实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才是哲学的继承人，只有它的革命的斗争才能真正解决哲学思维所揭露的自相矛盾现象。”[20]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展开一场能够打倒和消灭异化的非人道世界的运动，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它是唯一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它是只有在整个推翻现存秩序以后才能完全取得它的人性的阶级。有人非难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任务的实现要依靠暴力革命，现实世界的辩证法的哲学本身，就是这种暴力的根据和论证，非难者反对历史的暴力，好像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暴力的具体化和典型的代表。加罗蒂认为这是一种将暴力和绝对的非暴力对立起来、把意向上的道德和达到效果的道德对立起来、把目的和手段对立起来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并不持这种形而上学的看法，认为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加罗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地主张暴力革命，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它强调和平手段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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