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非连续性

四、后现代主义:历史的非连续性、多元性和差异性

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从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运动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并由此肯定了社会历史在种种曲折中所显示出来的进步趋势。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理论则力图把多元性、异质性、差异性、分裂性、片断化理解为解构、颠覆现代社会的积极力量，从而贬低乃至否定建立或重塑共同的、统一的、共享的文化精神的努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所阐述的那种总体化的、统一的历史发展理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通过抽象概念体系而达到了其叙事的总体化，传布的不过是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神话。他断言历史并非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相反，人性将其每一种暴戾都深深地镶嵌于法规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37]

福柯通过对“规戒性权力”的分析，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它使多种形态的权力技术以脱离主体的结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实施对个人的统治。现代理性是这种统治的根源，它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从而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抑，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为此，福柯提出一个“一般历史概念”用以反对现代的总体历史概念。他把这两种历史概念之间的差别概括为:“一种总体历史叙事将所有的现象都聚拢到一个单一的中心——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世界观、一个包容一切的范型——之下;与之相反，一般历史叙事展现的则是一个离散的空间。”^[38]福柯确信这种非总体化的后现代历史学方法打破了那些巨大的统一体，使“一个完整的领域被解放了”。这种历史学方法“不会产生某种单一的后果，而是带来多种多样的后果”，^[39]它能够使历史学家在知识领域内发现话语的多样性。

基于对立是非连续性、多元性的理解，福柯指责现代理性、制度和主体性形式是统治的根源或统治的建构物。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权利和统治的基本成分。后现代理论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神话，是还原论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抑，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与这种现代观点截然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片段性，视它们为压迫性的现代理论形式与现代理性的解毒剂。福柯宣称，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比起“整体性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压制性后果”，“非连续性的、具体的、局部的批判具有惊人的效力”。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他相信，它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替代。因此，福柯试图使作为统一整体的、由一个中心、本质或终极目的统治着的历史非总体化，并使历史主体非中心化。他把历史看做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支离破碎的领域，把社会看做是由处在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把现代主义看做是对牢狱社会之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虚构，这种牢狱社会处处对它的臣民施以规戒和限制，使其从事苦役并服从统治。

对于非连续性、非中心化、片断、分裂和异质性的肯定，使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对建立普遍的、统一的文化精神采取否定的、贬抑的态度。利奥塔否认普遍原则和信仰绝对标准的合法性。例如，他在《公正游戏》一书中，把“公正”理解为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不存在凌驾于其他一切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也没有普遍性的公正理论可供我们去解决不同游戏之间的斗争。在每一种情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它不承认普遍原则或原则的普遍化。在利奥塔看来，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进步于解放、历史或精神之辩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inscription)等元叙事。例如，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的。而后现代知识则是反元叙事和反基础主义的，它回避了宏大的合法化图式，拥护异质性、多元性和不断的革新。为此，利奥塔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置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于普遍性之上，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建立共识的努力。他说:“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诞生于歧见之中。后现代知识绝不只是权威们的一个工具;提高了我们对差异的感受性，并且增强了我们容忍不可通约之事物的能力。”^[40]他还告诫人们:我们必须不以普遍规则作判断，我们应当寻求差异，倾听那些代表着差异的沉默各方的声音;然后，我们应当允许缄默的声音去讲话，说出与多数话语相反的原则或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突出容忍差异，并且可以走向多元理性而非一元理性。

后现代思潮注重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性、异质性、多元性和非连续性，这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性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发展过程并不像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描述的那样，是绝对理念在概念中的运动，从而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形态之间车载斗量的差异性消融在自我意识的统一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后现代思潮把分裂、多元、异质性、非连续性、非总体化等视为高于一切的文化原则，从而彻底放弃追求共同利益、普遍原则和价值共识的努力。这种极端的历史哲学观念，看上去似乎更重视历史现实，其实它与传统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是片面的、抽象的。这种极端的观点所颠覆的是社会文化整合机制对共同性的正当要求。没有对共同利益、普遍精神和价值共识的追求，任凭社会文化精神处于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那么文化领域必将被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甚至神秘主义所笼罩，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生活准则和意义的丧失。正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有些时候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是必要的，而在另一些时候，寻求普遍性、共同利益和共识或许更为可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共识的产生可能具有强迫性和压迫性，但是如果因此就将所有寻求共识的努力都说成是恐怖主义的或压迫性的，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识比谬误推理更可取，正像在某些情况下，抓住共性应当比陈述差异和歧见更可取一样。要想动员进步力量来反对各种反动纲领，就必须对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什么东西是正确的达成共识。”^[41]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考察社会历史来说，我们当然不忽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之间在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话语系统、宗教意识等各个方面的种种差异，但同样也不能忽视任何民族、国家的历史都必然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的，因而在一系列关乎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历史的共同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论历史哲学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社会生活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意义的“解构”、“颠覆”都不会超出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批判”或“词句批判”的范围。

【注释】

[1]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2]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3]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4]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5]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6]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7]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8]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0]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11]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12]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3]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4]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15]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6]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5～86页。

[17]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21]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01页。

[22]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23]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6]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30]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1]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3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

[34]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35]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36]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锦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

[37]Michael 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151．

[38]Micha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3:10.

[39]Micha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3:160.

[40]Jean-Fran 9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75.

[4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