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及其局限性

中国传统的诚信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崇尚诚信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逐步内化为古代中国人所广泛遵从的行为准则。

早在商周时期，《尚书·太甲下》就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之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诚信思想的论述，确立了传统诚信观的基本轮廓。到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关于“诚”与“信”的理解及其在宋明理学之后的不同哲学式思辨，慢慢成为传统诚信观的基本思想来源。

首先，“诚”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这里将“诚”看作天地的根本特征，而作为“人之诚”的“诚”，则是对天地之根本的“诚”的效法。朱熹对“诚”的解释是：“诚者，真是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2]意即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他人。

其次，“信”最早是对神灵和祖先的虔诚不欺，春秋时期逐渐演化为遵守诺言，讲信用。如孔子就很重视“信”，并把“信”列为一条重要德目。西汉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并称为“五常”，使“信”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具有普遍指导性的道德规则之一，一直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

再次，“诚”与“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说文解字》将两者互训：“诚者，信也”，“信者，诚也”。其中“诚”是人内在的德性，指忠诚老实，不讲假话；“信”则是人外在的表现，指人们讲信用，重诺言。而只有“诚于心”，才能“信于外”。

纵观古今，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和规范社会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因为传统的诚信观念产生于旧社会的土壤中，所以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第一，中国的传统诚信观以宗法、血缘为基础，是一种“个别主义”的信任。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诚信思想“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超脱‘家庭’、‘亲情’、‘义气’和‘熟人’的特殊主义限阈”^[3]。认为中国人对于他人的信任仅限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有较高熟识度的朋友、同学、老乡等圈子。这是一种以“家庭—血缘”为核心，再面向熟人拓展的诚信圈子。这是一种典型的个别主义信任观，是一种狭隘的社会信任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诚信观主张道德上的柔性自律，忽略法律上的刚性他律。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诚信观表现为一种道德性的内在自律，而非法律规范。它强调做人做事要发自内心地诚，要“合乎情理”，而非“合法”；强调通过“正心”、“诚意”来唤醒内在的良知，而忽视具有普遍规则性的法律规范的确立。

第三，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缺少对诚信观的经济性关注。

我国传统诚信思想发源于商周时期，成型于秦汉，因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对传统诚信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传统诚信观更强调“忠”、“义”文化。而这种针对封建君主所提出的诚信道德要求，更多的只是一种治国的策略，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君主的体制，其经济性内容的关注十分不足。而商业社会制度性规范的缺乏，使世俗性很强的商业社会极易出现诚信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