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学术情结

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学术情结——论陶德麟先生的学术追求

邢　媛

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陶德麟先生近60年的学术情怀与实践关爱的本真情愫，这既是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做出丰硕成果的原因，又是其真善美的凝聚。在这些众多的主题背后，始终有一条牵引他思考的“红线”，这就是时代的需要与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的应答。

一、爱智求真的学术挚爱

在1955年5月，24岁的他发表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研究文章，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结合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指出了词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形而上学性，认为把同一性理解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在一定的意义上未尝不可，因为同一性反映的是事物现象在一定时期中的质的相对稳定性，即事物、现象处于量变状态时的质的相对稳定性或不变性。这种质的相对稳定性或不变性是客观存在的，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事物、现象的区别，否认了认识的可能，也否认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我们的思维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如果仅仅肯定这一点，那是形而上学也承认的东西，甚至是一切人的健全的常识都承认的东西。

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和常识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仅看到了事物(现象)的自我同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现象)内部的矛盾。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没有内在差别的统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应该是指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即指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²²³⁾陶先生的这一看法，姜锡润老师在《陶德麟学术成就与哲学思想简论》一文中誉为“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对苏联的权威著作提出的公开批评”⁽²²⁴⁾。而第一次对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性提出批判的人却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学者。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哲学知识的厚实，而且可以看出他对待知识的精益求精、追求真理性认识的执著，更能体悟到先生为追求真理性认识而敢于挑战权威的魄力。

在青年时期就有如此的追求真理的胆识和能力，是与先生所受的早期教育和知识追求密切关联的。较好的国学基础和人文素养，积极探索时代命运的精神，大学期间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爱、钻研，受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先生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感召，这一切都为先生形成自己的哲学品格奠定了基础。这一批判不仅使得哲学辞典修订了该条目的内容，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思想得以彰显。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工作的意义更加凸现了。因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无论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局部性的变化，都可以引起一场全球性的危机，世界越来越表现为具有整体关联的统一体，因此，在对待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时，我们更应该具备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才能拥有一种既看到事物的自身规定性，又看到事物所拥有的自身否定性，在承认差异的同时，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定，促成它的发展。

同一性所揭示的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及同质性使我们可以将一事物与他事物、一现象与他现象相区别，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事物内部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且正是这种对立与斗争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要保持对事物应有的客观态度，找寻真正的影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推动事物的积极变化，就必须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十年浩劫的经历，使得先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真理性认识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康的重要性，“说实在的，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哲学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枯、人民的祸福有如此紧密的联系”⁽²²⁵⁾。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也就是说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的学术情结更加凸现，这既是先生的情愫所致，更是先生的理性所为。1978年为了配合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先生积极参与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先生先后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1978年)《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1981年)《实践怎样检验认识?》(1981年)《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1981年)等文章，对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充分必要的论证，揭示了在观念与认识上制约思想解放的屏障。事实证明，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不可能形成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有今天的学术繁荣和思想的活跃，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真理性认识的引领是实践的无穷的力量源泉。

学术上的孜孜以求，深入钻研，不仅使得哲学问题更加清晰明朗，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成为大众的理性力量，成为人民掌握的武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有了认识的基础或前提。

二、忧国忧民的实践情怀

如果说哲学的探讨是爱智求真的内心品质的流露，那么，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则是推动先生不懈进行学术探索的助推力，更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哲学不仅仅要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人是理性的存在，一个人的观念、判断必然是其具体社会行为的指针与依据。“在任何具体行动体系中的变化过程，只要能够以由内在手段——目的关系阐述的那些行动成分来解释，便只能朝着接近实现那些被视做对于体系中的行动者起约束作用的合理规范的方向发展。”⁽²²⁶⁾正是由于先生内心深处涌动的是通过学术实践为国为民作贡献的使命意识，才有虽遭受磨难决不放弃、无怨无悔的真理探求，才有立足社会现实的哲学思考。先生用他睿智的思想、广博的学识、前瞻的引领、整体性的思维，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撰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195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1985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学习马克思主义》(1986年)、《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1988年)、《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1988年)、《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1999年)、《论社会稳定》(1999年)等许多文章，这些与中国社会实践密切关联的论证文章，在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的同时，更加关注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

在1988年《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一文中，先生在分析了为什么哲学会受到人们的轻视的一些原因之后指出:“你学会了某一门具体科学，你就能用它来解决那个特殊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哲学就不同，它揭示的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提供的是解决一切领域中一切具体问题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²²⁷⁾“如果掌握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科学的哲学，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由于它为你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就会在大的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子，有了错误也容易纠正得多。”⁽²²⁸⁾“问题不在于哲学有没有用，而在于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²²⁹⁾

在先生看来，新时期哲学的主要作用表现为:通过更新人们的观念为深化改革开路；在塑造我们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这项伟大工程中有特殊作用；为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发挥作用等。先生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在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和价值，是其他任何学科无法替代的。张世英先生在《哲学与人》一书的序言中讲，“德国哲学或以其批判的科学精神，或以其深邃的思辨，或以其对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结构的细微体验而吸引着中国的哲学爱好者”⁽²³⁰⁾。我想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改革开放实践关系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不也正是由于他思想的深邃、问题的前瞻、论述的有力、说理的透彻吗！而先生之所以能有对现实生活的细微体验和敏感的问题意识，是因为先生非常清楚哲学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

“哲学的最深的根基还是人对自身处境的关注和思考、理解和追求。”“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大地的阳光。”因此，一直以来他都是从实践关怀的视角，探求涉及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哲学思考，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矛盾的不断显化，“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²³¹⁾，更加关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位置、作用、发挥影响的途径，在发展了的实践面前，人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等问题。先生已有的研究及论著就是最好的事实证明。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会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指导思想，“引起近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不能没有民族的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²³²⁾。“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²³³⁾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有重大影响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重要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之一，不仅在于其广泛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众多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方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这一积极倡导并参与了各种基金的社会运动，联系英国的现实，积极探索和认识英国面临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把在政治历史活动中得来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士提供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²³⁴⁾。就是说，任何一种学说，只有与实际密切关联之后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力，获得持久地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解释和引领作用，并最终成为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生命力的保持也是如此。“中国的大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²³⁵⁾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物质力量的源泉所在。

三、求真求实的学术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内在地蕴涵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这种意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开放性和革命性、科学性首先规定了的，更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事实赋予的。

《从建国五十年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199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003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200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2005年)、《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2010年)等文章是先生立足实践、探求真理，即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的情愫的集中承载。

《从建国五十年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1999年)不仅定位了实践标准是认识的标准、生产力标准的解决实践行为的合理性标准，而且指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之外的另一套标准，但又不是两者的复述和叠加，而是两者的综合和发展。它是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全部原理作为整体贯通起来，把这些原理与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一种高度浓缩的表述。这三条都是可以用相当精确的统计数据反映的硬指标，非常明晰，非常具体，不易产生歧义，因而运用在改革实践中更有针对性，更好操作，更便于检查落实。”一句话，“三个有利于”标准更有利于变成社会大众的实践化行为，即有利于将此种理念变为社会的现实的行动力量。今天来看，“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我们缩小社会两极分化，减少社会摩擦，化解社会冲突，进而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改革开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²³⁶⁾。

在我看来，先生在这里的思想，既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等思想的概括性总结，又是后面集中、深入、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想提示，因此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两个前提、可能性以及大众化等问题的丰富而具体的论述，不过是三个标准在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该如何总结、发展的问题。换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在哲学的高度如何将三个标准即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丰富、进一步充实、进一步系统化的问题。因此，不仅三个标准内在关联、自为一体，而且三个标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是浑然天成，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关联。

如果说实践标准所解决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所解决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所解决的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性质问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和终极追求的问题。没有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的解决，我们难以在实践中做到有的放矢，处理生产实践中的核心和关键问题的依据就难以确立，这样就会使得社会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实践的方向容易发生偏离。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和认识在具体行为中统一的可能性保证。“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规定了社会行为的目的所在，因而，三者的协调一致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需的理论指导。这一思想观点的表达体现了先生是爱智、求真与求实的统一，也是先生的学术追求的品质闪现。“我认为‘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不只是要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性，还进一步要求我们从中引出的实践方案具有合理的价值取向。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条，才算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²³⁷⁾先生的这段话就是对自己学术思想所追求的品质的另一种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更具有一般性，更具有哲学的深刻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只能夜飞的枭鸟，也将是高鸣报晓的雄鸡”⁽²³⁸⁾。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一种形象归纳，更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事实的一种判断预言。我们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的到来，先生耕作的学术园地将更加硕果累累！先生的学术之树定会更加枝繁叶茂！虽然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但只要能拥有常青的生活之树，理论之树就会拥有肥厚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