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良
一
我和陶先生只是会议之交，并无个人之间的接触。但是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极为崇高，他的为人为学是我们这一代和几代哲学人的表率，从他半个多世纪留下的为我国哲学事业匆匆奔忙的身影和凝聚他哲学智慧的宝贵的《陶德麟文集》，可以窥见他对事业和朋友的款款深情。
我还在青年时代就闻听陶先生的大名，他与革命前辈李达的合作早已成为令人欣羡的佳话，真正对他有些感性认识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多次会议中。陶先生文质彬彬，形象儒雅，加上他还有武大校长的光环，最初不太敢去接近。但他并未因为我人微言轻而对我不屑一顾，每次见面还没等我搭讪，他都主动打招呼，或握手欢迎，或点头示意，这就大大打消了我的生疏感和距离感，觉得这是一位可钦敬的具有平民意识的大学问家和大领导。一次去武大讲座，郭齐勇设晚宴招待，没想到陶先生居然先到场等候，令我受宠若惊。席间陶先生和我议论了当下哲学前沿问题，并希望我经常来进行学术交流。这一次相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了解了陶先生一生坎坷的经历，特别是十年“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我明白了陶先生礼贤下士并不是在作秀，这是他的真实品格，原来他和我们大家一样，虽身为校长，但都经历了国家和民族的痛苦磨练，他本来就在我们中间。从这以后每次见到陶先生我就自然多了，去掉了拘谨，有一种见到兄长似的亲切感。在中国，著名哲学家同时兼任领导的现象很普遍，我觉得像陶先生这样能够为人师表、为学精深、为官清廉、正心修己者不在少数。老一辈的萧前、黄楠森、陈先达、高清海等是这样，青壮年一代的袁贵仁、衣俊卿、韩震、郭贵春、张一兵等更是后浪前涌，令人刮目相看。陶先生是中国哲学精英中的杰出代表，我们有陶先生作为楷模，实在是哲学幸甚。
陶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哲学研究中始终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时代的召唤一直是他科研的主题和重点。一部《陶德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犹如共和国哲学历程的缩影，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见证了一个哲学大家对祖国赤子般的情怀和他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陶先生几乎与共和国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生涯，60年来国家经历的每一重大历史活动都在陶先生的智慧中经过哲学的过滤以学术的形式反映出来。可以说，陶先生的《文集》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祖国的历史进程。在整个“文革”以前那个不讲科研的时代，陶先生能在并不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尽自己的所能，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见解。
《文集》第一篇关于同一性问题的文章今天读起来饶有兴趣。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以权威的架势宣告，统一性就是事物的自身的等同，根本否认矛盾内在的对立和差别。在争论各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陶先生大义凛然，坚持毛泽东《矛盾论》的看法，把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作为统一性的根本含义。重申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既相互对立，又存在着同一性，否则，它们之间也就对立和斗争不起来。这个道理今天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在半个世纪之前，面对经典式的百科全书，就需要有学识和勇气了。真正反映这种学识和勇气的是《文集》的第二篇文章:《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这个题目本身就使人想起“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当时不分青红皂白，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都要进行大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也贴上阶级的标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超级的“左”的思潮并非一朝一夕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大批判一定程度上埋下了种子，在陶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1956年也并未形成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技术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陶先生以极其清醒的头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行了客观的、入情入理的分析，就是今天看来也极有启示。我们是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才从我国实际出发，理解必须要继承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陶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有先见之明，正确地阐发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原因和道理，这不能不使人深为叹服。
陶先生一直把哲学研究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结合起来，这既是他的哲学使命，又是他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哲学作为形上之学，具有思辨性和超越性，哲学不能对现实亦步亦趋，更不能作为政治辩护的工具，哲学应该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保持自己的高贵性。这个距离和高贵性就是哲学只是在批判和深刻性的意义上来俯视现实，超越现实的纷杂和偶然性，力求用概念和范畴来揭示现象的规律和本质。但是哲学毕竟立足于现实，源于生活，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从高层次和深刻性上来关注现实体现了哲学的实践本性。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很难把这两个方面恰当地结合起来，不是跟在现实后面跑，就是离开现实，大搞思辨玄学，陶先生是在中国把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的最早和最好的哲学家之一。“文化大革命”之前，陶先生参与了从矛盾统一性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大讨论，强调要用辩证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其背景就是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发表。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口，陶先生一方面努力阐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确内涵，同时又引经据典，竭力把这个新的思想引向深入，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出历史根据。这就大大扩展了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视域，使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在新的时代真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此期间，陶先生还就认识论问题发表了深刻而又浅近易懂的论文，对群众路线、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和真理标准问题从认识论的视角作了通俗的解说。
二
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陶先生1964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与何祚庥关于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的商榷文章。且不说该文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论辩已经够精彩的了，真是透彻圆通，滴水不漏，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其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论述更是使人眼睛一亮:这不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吧！虽然文中主要是阐发真理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但在阐发之前明确宣布:“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我们注意到，在实践标准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只是确认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未使用“唯一”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艾思奇主编的教科书中，明确提出唯一标准说，这是中国人对实践标准的独特贡献。但由于当时没有特定的针对性，“唯一”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也经常有人只提实践标准，而不用“唯一”字样。在“文革”中，由于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说，实践标准被淡化了，更谈不上使用“唯一”二字。陶先生不论在这里，还是以后在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中，总之一辈子都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是真正较早就领悟了实践标准的“唯一”真谛。
紧接着就应该谈到陶先生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令人注目的贡献了。陶先生作为中国的哲学大家，他对哲学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他挖掘了李达的哲学智慧，并把它无私地贡献给中国人民，这在当时只有陶先生才能做到。如果说李达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画卷上曾经涂上自己的浓重的一笔，那么这里陶先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二是陶先生积极而沉稳地参加了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文集》中共收入了5篇文章，都是在重要的刊物和场合发表的，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问题不在文章的数量，而在其智慧和思想。在当时“两个凡是”还横行的情况下，陶先生顶住压力，尖锐地提出“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论断既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十分注重说理。他指出，以理论检验具体的真理和认识，这是以普遍检验特殊，给教条主义开路，其结果必将导致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回答几个具体的诘难如“只要是违反了理论就可以断定是错误的”时，陶先生的辩驳十分睿智。他指出，排除谬误与确认真理并非是一回事，说癌症不是疟疾，并未道出癌症是什么。
陶先生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对于确认实践标准具有重要意义。逻辑证明从古至今都是真理标准讨论中挥之不去的阴影，鉴于逻辑演绎和证明在认识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人都想走捷径，认为无需实践检验，只要逻辑出面，就可以证明人的认识是否与对象相符。陶先生并未把这种认识简单化，而是当作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误解而加以认真的回答和分析。他首先从论据说起，认为无论是命题还是公理、定理或定义，它们本身都不是终极而无需证明的，只有实践才能使它们最终得以确立。证明也是如此，逻辑证明即正确的推理形式本身就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如果用逻辑来证明，那么在一动手证明的时候就不可能不运用这些推理形式本身，就等于把待证明的东西当成已证明的东西，这就违反了逻辑。”(16)推理形式只是被当作规则来使用，它的当然性和无需证明性实际上已被实践证明了亿万次。所有这些论述绝不是否认逻辑证明的意义，准确地说，逻辑证明只能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而不能直接检验真理本身。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另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引申。在《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演讲中，陶先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逻辑学专长，用逻辑学的符号进行了复杂的推演，就像一个逻辑学家在给人们上课。在这里，我连复述都觉得困难，真是自叹弗如了。
陶先生的这两大贡献不过是他庞大的哲学研究中突出的亮点，从中可以窥见他的为人为学，领略他对事业和同志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但这绝不是他学术人生的全部。我翻阅他的《文集》，对他与祖国和事业同行、在新中国面临的每一关键时刻都奋起回应，实在是感慨万端。祖国和人民养育了我们一大批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怎样回报祖国，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陶先生给我们作出了范例。我们没有权利置党和事业的发展于不顾，萎缩于自己的小小的书斋中，在远离人民和现实的象牙塔中讨生活。我们自打接受党的教育那一天起，就深谙一个始终不变的信条:理论联系实际。没有生活实际的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人民乳汁的滋养才能成长为常青的参天大树。陶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与祖国和事业休戚相关的学术人生，正是我们今天青年一代应该沉思和借鉴的。
我特别敬佩陶先生的睿智和敏感，他能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复杂环境中，识别什么是主流和首先应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他挑选了思想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敏感话题，就百家争鸣中的“百家”与“两家”、能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等最难回答的问题，知难而上，认真求解。在那真理难寻、众说纷纭的险恶环境中，挑起了一盏明灯，给芸芸众生指出了慈航普度的答案。陶先生不仅是个知者，还是个善者。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三
我最感兴趣的是陶先生《文集》下编，即1990—2006年期间的文章，不仅因为这时期的作品离现在近，更有现实感，而且因为这时陶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创作热情不减，思想更加成熟，灼见频发，闪光点更多。《文集》的这部分共34篇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人过古稀，老之如期而至，这时大概最想留给事业和后人的就是自己平生最为钟情和割舍不下的悬念。陶先生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生为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哲学就是他斗争的武器。如何使哲学更好地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高层次的深刻思考，是中国哲学家更是陶先生始终不渝的使命。在这方面陶先生走在中国哲学界的前列，他先后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表白了他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一个哲学家能在任何时期特别是老年时期关切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力求从自己从事的哲学高度回应事业的需求和时代的召唤，这不仅了不起，而且十分伟大。当外国的时髦在中国一再泛起的时候，陶先生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告诉你什么叫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和怎样进行这种结合。另一类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这也是陶先生理所当然最为关切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和成果，毛泽东为此奋斗了一辈子，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陶先生也一直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努力，他此前的大部分成果都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与从前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现在叫得更响亮，也更加自觉，中国人有责任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一系统的整合与厘清。武汉大学在陶先生的率领下，已经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阵地。陶先生率先垂范，自己就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文集》收集了陶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论文，全面系统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成因、方法和框架。这在中国是少有的，是陶先生作为一个党员理论家履行自己使命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有丰富的内涵和本质的规定，必须层层剖析，才能显示出它的博大精深。陶先生在他的几篇论文中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理解，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排除了干扰，拨正了航向。只有陶先生以他独特的资历、权威、睿智和辩驳才能做到这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先生一直到现在都有一股子年轻人般的激情和敏锐，年岁虽大，但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能够持有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十六大召开后陶先生立即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和与时俱进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质量极高的回应，从历史和文本的视角解决了一般理论宣传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最后，我想就陶先生2002年发表在《现代哲学》上的一篇文章《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看陶先生对文本理解的深度与厚重。这两段话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为费解的话，我过去在给学生讲文本解读时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段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7)另一段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8)理解这两段话的要害在于区分抽象的自然界和现实的自然界。像陶先生所说，黑格尔所谓的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绝对精神是先于人和自然的，那里根本没有人，所以这种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而现实的自然界犹如陶先生所说，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所以是真正的人的自然界。陶先生用黑格尔的看法和“人化自然”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了，令人豁然开朗。陶先生的高明不仅在这里，还特别表现在他对那种“人类出现前的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误读的批评。马克思明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可是一些人总是视而不见走极端，非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引向死胡同不可。陶先生意识到这种误读的危害性，出面澄清，这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负责任的态度。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窥见陶先生的全面和深刻。该文还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明确指出它们的根本区别绝不在于旧唯物主义只讲物质世界和物质统一性，而新唯物主义就不讲这些。实际上，新旧唯物主义在承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上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实践的认同上。马克思的物质概念“包含了旧唯物主义物质概念所没有的内容，那就是:(1)人的实践活动本身；(2)实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即人化了的自然(包括人造的物质客体)；(3)实践造成一定的生产力；(4)实践造成一定的生产关系”(19)。陶先生还特别指出，这些“增加”不是外延的扩大，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就是由这种根本性的变革而产生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先生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真谛，彻底弄清了唯物史观的源头，同时又克服了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的偏颇，其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陶先生的为人和为学是我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中国哲学六十年的历程因陶先生的贡献而生辉。祝愿陶先生体康寿长！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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