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局限性

第三节　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局限性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开始的，正是在费尔巴哈哲学停步的地方，马克思掀起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革命。因此，分析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把理论的活动看做真正人的活动，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这就造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特有的局限性。

一、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关系而不是实践的关系

所谓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关系，是指费尔巴哈一方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从谁是本原，谁是再生，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本体论的角度来加以研究阐释，而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去理解，没有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要是诉诸主体对客体的感性直观，把二者只看成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不是看成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即实践的关系。

应该说，最先冲破传统哲学理论桎梏的是费尔巴哈，是他提出了感性本体论，开辟了人本主义哲学的致思理路，实现了理论视角从理性向感性的根本性转移。但它开辟了这条道路，却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究其原因还是没有跳出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窠臼。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界对人类来说，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在地位上具有优先性，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是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诉诸感性，拒斥理性，称自己的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并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从而在哲学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特殊地位。但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把人仅仅看成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人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直观地反映自然，而没有把人看成是改造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结果，“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感性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一个用以置换抽象本体概念的一个理论范畴，而不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他“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92]，而且“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是看作了感性的存在。^[93]

在费尔巴哈看来，“直观”是哲学的工具，是生活的原则，是真理的标准，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有力武器，“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才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下了解事物，“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94]而抽象的思维则是在最狭隘的意义下了解事物，它规定头脑，但常常也限制头脑。费尔巴哈推崇直观，信赖直观，也正是利用感性直观成功地揭露了宗教神学的实质，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了唯物主义。但直观也迷住了费尔巴哈的眼睛，使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他不知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停顿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95]。可见，直观性就是非实践性。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96]这种直观必然使费尔巴哈“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时费尔巴哈不是把它说成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事件”，就是把它说成是纯粹的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殊不知，“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费尔巴哈还“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其实，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地发展而不断改变”。^[97]人只有在实践中，在物质生产中才能既改变环境又能改变人，实现二者的统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8]

二、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将人提升为哲学的核心，用人这个武器去摧毁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这两座堡垒，这一路径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不懂得物质生产和实践活动的意义，使得费尔巴哈哲学在人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通过感性直观，费尔巴哈看到的人，只能是“德国人”或“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即只能看到的是人的抽象的不变的本质，“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对于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也曾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等多个角度进行过论述，应该说，思路是清晰的，层次是分明的，逻辑是严谨的，并提出了一些闪光的思想，但由于它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被过分茂密的“自然主义”所窒息，最终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例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确证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将自然性归属为人的本质属性，甚至将人的生存条件确定为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说，“任何一个本质，都只是被规定为它所是的：动物被规定为动物，植物被规定为植物，人被规定为人”，“人并没有什么别的规定，不过在于使自己表现为自己所是的本质。他存在着，他活着，作为人而活着”，“空气是感觉和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们要靠空气生活，但不是单纯靠空气生活，还靠无数其他的物和物质，我们不仅呼吸，我们也吃和喝……我们还用我们的不懂美感的牙齿咬碎和咀嚼食物，不仅为了尝它的味道——这里味道以及其他感觉都只是手段——而是为了把它正式消化，使它变为血和肉，把它的本质变为我们的本质”，“没有喝的，没有吃的，我成了半个人而不是完整的人，为什么只是半个人呢?因为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而反过来说，我也是它的本质，因此，可喝的水，即能够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等等。^[99]对于费尔巴哈的这些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最终想要说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100]其实，“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01]。

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考察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得出了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的唯心主义结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只是这里所说的意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因为，如果是就自我感或感性的识别力这意义而言，就根据一定的显著标志而作出的对外界事物的知觉甚或判断这意义而言，那末，这样的意识，很难说动物就不具备，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做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那么，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又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就是理性、意志、心。他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理性、意志、心是为人的本质“奠定基础的要素”，是鼓舞人、规定人、统治人的权力，“没有了它们，人就等于乌有，只是凭借它们，他才成其为人”。^[102]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03]人的本性在于其实践性。

费尔巴哈也曾试图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来考察人的本质，并对此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如：“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中”，“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104]“对我来说，没有了别人，世界就不仅显得死沉和空虚，而且也显得无意义和无理智，人只有在别人身上才了解自己和意识到自己；但是，只有了解了自己，才能了解世界。”^[105]“孤独性就是有限性和限制性，集体性则是自由和无限性。孤独的人是人(一般意义之下)；与人共存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则是上帝。”^[106]人是不可能孤立自存的，他必须生活在“团体”中，“没有你就没有我”，你是对我而言的你，我是对自己而言的我，你既是你又是我，我既是我又是你，人就是你和我的统一。对于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107]但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使得人与历史在他那里是分离的，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形式上是具体的，本质上是抽象的，撇开历史进程来考察人，从上帝那里推论出人，必然使费尔巴哈哲学成为抽象的人本学，使得它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

三、把人的解放看成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

由于不懂得实践的重要意义，使得费尔巴哈不懂得只有通过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才能解放人，他把人的解放看成是思想意识问题，认为只要消灭宗教，让人们放弃对上帝的爱，转向人们之间的爱，人类就可以得到解放，因此，他的哲学的绝对命令就是建立“爱”的宗教。

费尔巴哈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宗教对人的奴役，看到了人的理想本质与现实中人的矛盾和分裂，并试图寻找一条消除这种奴役和矛盾、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宗教的消灭也应该通过思想本身的教育来完成。自己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理性的火炬去照亮宗教的黑暗本质”，使人性复归，让基督教中的“人人爱上帝，上帝爱大家”转化为人对人的爱，使人获得最终的解放，“要从属神的领域过渡到属人的领域，除了爱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实践的和有机的、受对象本身指使的桥梁了”。^[108]“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史的枢轴。”^[109]如果说必须有宗教的话，只有建立没有上帝的、以人与人感情关系为基础的“爱”的宗教，才能实现人的本性的回归，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费尔巴哈主张消灭宗教，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爱的宗教呢?我们说，这与他的宗教产生于依赖感的思想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实践的革命意义，使得他在分析宗教产生的原因时，只能从人的生理、心理等生物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而没有从社会、国家等政治学的角度给予追寻。他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把一般意义的宗教当成了那些有神论的观念，就是说，当成了真正的对于神的信仰的话，这种主张就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把宗教理解为无非就是人的依赖感——人的一种感觉或意识：认为要是没有另外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自己就存在不了，就不能存在，认为自己的存在并不是靠自己，那么，这种主张倒是完全正确的。”^[110]宗教起源于人的依赖感，宗教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慰藉，因此，要想消灭宗教，就必须让人能在宗教之外得到依赖和慰藉，使人不依靠宗教也能使依赖感和慰藉感得到满足，而这只有通过爱自己、爱他人、人与人之间相爱才能达到。因此，费尔巴哈提出了“爱”的宗教的任务，认为只有爱的宗教才能使人在爱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解开自己生命的谜，达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教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求的东西。这就是费尔巴哈废除有神宗教，主张建立无神的“爱”的宗教的真实目的。

费尔巴哈“爱”的宗教是虚幻的和极为有害的。

首先，费尔巴哈“爱”的宗教是不可能实现的。“爱”的宗教是以人与人之间族类之爱为基础的，这种“爱”“适应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111]而这种“爱”的宗教在实际生活中只能是一种“呓语”，对于费尔巴哈的这副爱的“救世良方”，它在1800年中不曾见之于行动，不能改造社会关系，不能建立自己的过渡，而只能是一种战胜不了恨的“爱”的宗教。

其次，“爱”的宗教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与宗教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从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了，并伴随人类社会始终。而宗教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消亡。费尔巴哈“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爱慕为基础的关系……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恩格斯为此批判道：“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属也是可以存在的了。”^[112]

再次，费尔巴哈“爱”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费尔巴哈把“爱”吹嘘成能够克服实际生活中一切困难、创造一切奇迹的神，这就抹杀了阶级差别，掩盖了阶级矛盾，麻痹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此，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他的“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抽象的爱。“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爱’的宗教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113]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114]。费尔巴哈“爱”的宗教已经完全成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根本缺点是不了解实践活动及其革命的意义。费尔巴哈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和丧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他只是完成了理论上的批判，实践批判却未曾涉及，因此，他“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115]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注释】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7页。

[2]《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3]《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6页。

[4]转引自许俊达：《神性·理性·人性》，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5]《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页。

[6]《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62页。

[7]《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273、269、270、271、272页。

[8]《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4页。

[10]《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264页。

[11]《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12]《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4页。

[14]《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15]《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1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5页。

[1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6、77、83页。

[1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0、51、51页。

[1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7、48页。

[2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57、858、621～622页。

[2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1页。

[2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7页。

[2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3页。

[2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5页。

[2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77、618页。

[2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03页。

[2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8页。

[2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4～435页。

[2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9～110页。

[3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0页。

[3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5页。

[3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9页。

[3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3页。

[3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3页。

[3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79页。

[3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108、132、108页。

[3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9、515、253、251、170、166、168、170页。

[3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30页。

[3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30页。

[4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0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235、235、23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7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6、21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14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

[5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2页。

[5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页。

[5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2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253、26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251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6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1页。

[6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9页。

[6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6页。

[6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6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6、60、52、38页。

[6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8页。

[7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7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7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页。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76]戴维·麦克莱伦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114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0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424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8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4、96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77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92]《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7页。

[9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8、108页。

[95]《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97]《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21、20～21页。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9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12～313、314、529、530页。

[100]《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10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0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28页。

[103]《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0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7、185页。

[10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2页。

[10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5页。

[107]《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10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4、432～433页。

[10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15页。

[1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6、437、422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31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0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236、218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279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