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第二节　科学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一、关于历史观的新问题

中国近现代哲学讨论的问题固然不少，但讨论最主要的是历史观和认识论问题，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近现代哲学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和解决“古今、中西”的争论。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研究历史;了解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又将如何从现在发展到将来，因此历史观便显得格外重要。与引同进，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争论，就必须把西方先进的革命的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和传统结合起来，以便用来指导实践，这样就涉及认识论中的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便又显得格外重要。中国近现代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争论，就是比较集中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观这两个方面。

就历史观来说，中国近现代龚自珍、魏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轩及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等宣传的是变易历史观。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开始，一直到章太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以及五四前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宣传的是进化论历史观。不过在进化论历史观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进化的理解、解释又有不同。康有为等改良派认为进化就是渐进，不包括跃进，革命，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派、激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进化包括跃进，革命，把进化和革命融为一体，宣传革命进化论。

进化论历史观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命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为中国近代的先进人物、革命者提供了维新变法、“自强保种”、民主革命、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对中国社会和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作为哲学的进化论以近代的科学，首先是生物学作为科学根据，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在哲学发展史上有积极的意义。进化论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为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把人类社会看作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这有合理的因素，但进化论历史观把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或者说成是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说成是由于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的互助合作。这两种说法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都不能真正地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能正确地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的争论。

由于进化论历史观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的关系，因此，先进的中国人便进一步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纷纷从宣传进化论历史观转变为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系统地宣传、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1917年7月起到1923年，先后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四次论战。在四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西方实用主义、柏格森哲学和中国陆王心学等唯心论，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进行革命斗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引下，终于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社会历史的发展观，与宇宙观和一般发展观紧密联系着。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一开始就讲“两种宇宙观”，指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辩证的发展观的对立。接着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法则，深刻地阐明了辩证的发展观，把马列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与辩证发展观、宇宙观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文艺，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历史学家郭沫若等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也使唯物史观中国化了。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变易历史观、进化论历史观，发展为唯物史观，并使之中国化，引起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观的革命。

二、关于认识论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哲学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认识论，其中特别是认识论中的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一开始，魏源就联系着“古今、中西”争论，对知和行关系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并使其具有近代的意义和内容。其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都研究、探讨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大体上说，改良派强调知，主张知先于行;革命派强调行，主张行先于知。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

五四时期以后，我国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感性和理性、知和行的关系。胡适、丁文江等宣扬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的经验论;梁漱溟、张君劢等宣扬柏格森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直觉主义;冯友兰宣扬新实在论、程朱理学，比较强调逻辑思维，忽视感觉经验，如此等等。他们都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片面夸大认识过程中的经验、直觉、意欲、意志、或理智(思维)等某一个环节的作用，并加以绝对化，从而最后都走上了唯心主义。他们在认识论中更没有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

30年代在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其他人的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其中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两种错误倾向在认识论上实际上是分别重复了中外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他们的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主要特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心和物、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既有力地反对了资产阶级哲学各个流派的认识论，其中包括唯心论经验论，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等，又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把唯物史观贯彻到认识论，又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达到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揭露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对认识运动的秩序作了分析，并对认识运动的规律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批判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认识论，提出了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化，批判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认识论的争论，其中特别是关于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的争论，把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进化论的认识论，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使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革命。

以上三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最主要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并起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初步富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西方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它继承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吸取当时科学的优秀成果，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无可争议的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土壤中产生，它诞生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相当发展和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欧洲，是思维领域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包括尚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其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可能孕育、诞生这种哲学的。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在接受、领悟和消化它时，便必须适应和超越这一时空的界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却远远没有满足二者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起初并不是整体“照搬”进来的。当时的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大多是一些支离的片断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建国时，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五百三十余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也大都出版了比较完整的译本，并且译文质量也较好。然而这些译本却发行得数量少、范围窄，只有极少数的译著进入了把它作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中，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处在各自为营的“书斋式”研究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国统区”的学者们与革命阵营不通声气，他们之间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且在研究上没有取得实质性地进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和作用。而在革命根据地，十分迫切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人们，却很少见到马列原著的译本，甚至是二手资料也弥足珍贵。由于条件十分困难，根据地内马列原著的译介进展较慢，直到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共十种)、《马恩通信集》和《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凡此种种仅占马恩思想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为什么亟待将革命理论化为革命行动，迫切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国形式的革命阵营会处于如此的状况呢?其实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事革命理论的哲学工作者译介能力不足，实事求是地讲，是力不从心的。翻译外国名著是一项各方面条件都要求较高的工作，尤其是像马恩这种著作甚巨，思想极为广博深刻，特别是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造诣很深的经典哲学著作，没有相当深厚的哲学素养、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能胜任马恩原著的译介工作的。

其次，这更是显而易见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革命根据地本身都是经济、交通、文化落后的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恶劣，每一个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士兵，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很难有条件有时间专心从事译介工作。马恩的原著看不到，国内出版的译本也很难传进来，资料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第三，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对中国后来影响重大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与途径就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可能基于这个理由，他更重视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得功夫最大。”毛泽东的研究重心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找到佐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读过的列宁原著最多。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势必对整个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艾思奇、邓拓等人的影响，或许因而对马恩原著的译介有所忽视或置于其次的地位。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或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源自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芬盖尔特和希尔文特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读本》，都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其作者特殊地位的缘故，更是影响甚巨，并且可以说直接对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志发愤读书，并在1937年写就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文，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国后经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而这两本书正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毛泽东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据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看，他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较少，而关于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二手作品较多，尤其是些结论性的“语录”、“章节”较多，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当时苏联学者编纂的教科书。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传统方式之一。比如孔子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其后学整理编写的对话语录体著作，甚至“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也是通过所谓“警句”把握其精义。不可否认这种方法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更是必要的，但其消极之处就是难免曲解原意，可能产生南桔北枳之果，事实上这股思想暗流是长期存在着的。

应当肯定的是，苏联教科书对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界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如由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在延安1936年底至1937年的前半年曾两次仔细阅读过它，并在书上写过一万多字的批语，现在可以肯定这是他在1937年中期写作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基本参考书之一，这条思想脉络是清晰的，这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中国学者如艾思奇和李达，他们的著作如《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等，也都明显地同苏联教科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样实际上又间接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传入我国的苏联教科书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的作品，这次“批判”可视为苏联哲学逐渐萌生的机械、教条化的倾向开端，而有关哲学党性的论述，则把哲学的政治化倾向逐步强化。这些教科书深深地打上了这次“批判”的烙印，对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与结果影响颇为直接，后文还要涉及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孕育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正是响应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为这个新兴的世界观学说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而这样两个基本的社会历史前提，东方的中国却一无所有。从东西方的历史年表来看，这个明显的社会差距是一目了然的。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此时的中国，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明朝)刚刚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经济、文化等均落后于中原的满族统治集团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这个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还曾经创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落日辉煌”。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发展程度或状况存在着质的巨大差距，从时间角度看，相差整整200年。因此，20世纪初的中国，既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础，又无科学思想传统，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蜂拥而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实际上并无其滋生发展的土壤，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天不足的不良前提。

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全面完整正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于是问题的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就凸现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迅即把它作为打碎旧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这种需求是那么急迫，显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20世纪前后的中国哲学，甚至如后来的所谓的“新心学”、“新理学”等，显然已融入了西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传统经学的形式。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都具有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历程，存在着理论准备和理论基础的巨大困难，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又有后天失调的事实。其实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甚有贡献的艾思奇就曾指出过:“二十二年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不断地介绍进来，但都只是达到介绍的程度便止，莫说发扬光大，连比较精细的咀嚼研究也是很少的。”⁽⁵⁾虽然他这里所说的是“欧美资本主义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接着他又引用了胡秋原的话:“一个很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这种思想扩大深入的阻碍物。”这真是一个入木三分的深刻见解。时至今日是否可以这样说，真正构建完整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并未完结，在新中国成立前较长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确有实在的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苏联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这从作为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创作、修改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显示其脉络。作为毛泽东“两论”前身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当时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的一份讲稿，他所参考的资料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知道，主要就是国内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苏联的几本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编纂《毛泽东选集》时，“两论”就是依据这份讲稿的基本内容正式发表的。其中《实践论》于1951年12月底在《人民日报》发表，而《矛盾论》则迟至次年4月才发表。因为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毛泽东于1951年3月致信负责此项工作的田家英:“……此件(注:指《矛盾论》的清样)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⁶⁾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人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⁷⁾所以《矛盾论》一文，最初未收入毛选第一卷，而收入1952年出版的第二卷。等到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又按写作时间顺序，将“两论”一并收入第一卷。由此可见，“教科书模式”在毛泽东哲学形成阶段就影响很深。建国后，几十年中国哲学，特别是教学，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教科书”效应或框框的消极影响为时甚久。另外，由于当时处于严酷的战争时期，要边学边用，又要考虑接受对象的文化程度的限制，消化不良，囫囵吞枣，在力求简明通俗时，很难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甚至庸俗化的消极后果，尾巴拖得也很长，时至今日，陈陈相因，千“书”一面，并无突破性的创新或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在21世纪发展中须首先克服的一个历史路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复杂、曲折的漫长过程，在强调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实践性的同时，必须辅之科学性的保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中国的民族语言表述，才能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而科学性的要求，在这一“中国化”过程中，又是一个薄弱的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毋庸讳言，始终缺乏科学传统或科学精神。所以，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成熟，就几乎与我们无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他的科学性，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巨大科学成果，是这个崭新的世界观形成的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使我们联想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前驱们把“民主”和“科学”作为大旗，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近代以来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求亡图存，“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具有一个显著的实践性特点，即从社会政治斗争中获得动力和革命精神，并有力地为政治斗争服务，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概莫能外。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其先进性、实践性、革命性的体现，因而是一个显著的优点。但是如前所述，在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度，哲学家们又分外注重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势必出现忽略其科学性的某些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并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当承认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即毛泽东哲学体系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它的基本特点和发展途径。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斗争与哲学思想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完全可能把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无形中对立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主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而在这起始时间，苏联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思想斗争，斯大林把这个学派称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后来又宣称这个学派的所有成员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现在看来，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从政治上以至人身上的摧残，毒化了苏联理论界的学术氛围，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一个极为不良的先例。而当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只能全盘接受，这个负面影响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久，从江西到延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追根溯源与此有关。从“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字面上就能看清楚，把实践性与科学性割裂或对立，把政治斗争、党内派别之争与理论观点混为一谈，片面、武断地曲解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其结果就是把哲学当成党内斗争的工具，戴帽子、打棍子，对理论问题进行简单粗暴的政治干涉。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如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反右派直至“文革”，其劣根性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割裂与对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拦路虎，丢掉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革命批判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讲从“个人崇拜”到“信仰危机”同出一辙，没有一种科学批判精神，哲学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自然就会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就会暮气沉沉，死水一潭，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吸取应有的理论教训。否则，前车之鉴，老路再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有另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其后它的踯躅不前，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是复杂的，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不容回避，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19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为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20世纪的科学更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理所应当为哲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然而如前面已提到的，近代的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领地，因而不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实现哲学的变革。而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他们的“知识”中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或精神，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对于他们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思想前提或基础。“老瓶装新酒”，方法还是旧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教条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老是围着这个错误的轴心打转，消极影响久而不去，似乎很难除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附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周恩来选集》上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艾思奇文集》第一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注:指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

(7)《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