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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和快乐地生活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或仅仅是说真话的生活,必定是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需的自我反思。思考这个简单的生活真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经历一番艰难的考验和拷问,各种哲学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做了什么?这无疑也会为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找到一个相对牢靠的生活基点。

(一)我们能否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

思考和追问我们自己的事情和问题,仍难以摆脱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舍弃意识社会历史内容的先验还原,可能得到的是单纯的意识机能冲动,而难以获得意识的原理和最终基础。在我看来,我们能否,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这个提问应是较为原始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对于平凡的渴望是每个普通、平凡的人对自身解放的吁求,对平凡的正义性、道义性、合理性的肯定。说平凡的要求是解放的要求,意味着卓越、伟大、崇高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意义负担,它让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超凡入圣,让每个人背负起无限理性、无限意义、无限责任和义务的崇高使命,致使每个人都只能在羞愧中、罪感中谴责自己的懒惰、无能和渺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即便已做了很大努力,却仍觉愧对父母、子女、亲朋乃至国家和社会。这种永远难以消除的精神负担,永远不能完成的使命,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的幸福感,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后现代者所说的压制性的权威话语系统,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合谋或圈套。对于社会、道德等的这种欺骗性,中国道家看得透彻,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伟大、崇高的高义宏词,或者是后现代者所说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君王之策、霸主之谋。拒绝崇高,并非是对精神创造的放弃,而是对欺骗的解构、拆穿。也许平凡才能真正伟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我们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只有有限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平凡性,才能有人性而非神性的骄傲和伟大。

其次,是真实地生活或者是本真地生活。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陈义太高,对人的期待和要求太高,事实上即便个人竭尽全力也不能真的践履笃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弄虚作假,造成虚伪的两面人格。孔子对虚伪的“乡愿”加以痛斥,而“伪君子”成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大批量生产的典型人格。即使是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以及流芳千载的忠臣、孝子、贞妇、烈女,也常有好事者揭其短处,大曝其丑。自海德格尔以来,本真的生活和生活的真理已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如何才算过上真实的生活,已是重大的哲学疑难。按照孔子的想法,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一致和由衷之言,应是真实生活的重要标准。而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却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这种人们习以为常、不觉怪异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是不真的生活。从科学理性和经验科学的标准看,假话、空话、大话是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废话,它没有经验科学的意义。从生活的观点看,假话、空话、大话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生活意义、意向意义,它是某种现实存在却是不真的生活方式的必然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风气得到倡导,假、大、空的说话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和杜绝,体制的、文化传统的、现实利益的诸多因素是这种话语方式的生存基础。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或仅仅是说真话的生活,必定是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需的自我反思。

最后是我们为什么难以快乐地生活?趋乐避苦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固有的生命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基本原理。快乐也许不等于幸福,但肯定是幸福的基本条件。快乐需要欲望的满足,需要自由和安全的保障,需要此时此地的沉迷和流连。无限的责任和无限的意义将使任何美好的时刻变成只有目的论意义或者否定意义的东西,快乐需要断裂和遗忘。用后现代眼光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经过数千年的精致化,它已把衣食住行的全部日常生活纳入伦理意义的宏大结构中,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无不具有伦理的标准和尺度。源自自然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本有自己的自然节律,它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和疯狂,否则将导致物种的毁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对欲望和欢乐的恐惧逐渐把本能的生命欢乐锁上文化的枷锁,把自然的节律赋予伦理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泛伦理主义,至新中国的“左”的思潮又出现了泛政治主义。海德格尔曾沉思荷尔德林的诗“如当节日的时候”,节日本应是自然节律和人的劳作的周期的契合,节日的欢乐就是本真的生活。节日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我们却把它文化化、伦理化、政治化,幸好我们缺少黑格尔的思辨能力,还难以把它逻辑化。

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真理的正确直觉吗?它似乎是社会生活世俗化以来或者如韦伯所说社会生活祛魅化以来人们共同的向往和渴望。我们难以获得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说明我国的精神文化中尚有许多神圣的、虚灵的幻象需要消解,启蒙和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判断明显有西方话语主权的嫌疑,它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尺度批评我们的生活,从而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就是西方话语对我们的生活意向的建构,而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本真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大众的内在渴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向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自然和亲切,“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沉醉和欢乐,多种流传至今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节日的火爆、热烈的激情渲染,都在诉说着我们祖祖辈辈对平凡、真实、快乐生活的追求。思考这个简单的生活真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经历一番艰难的考验和拷问,各种哲学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无疑也会为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找到一个相对牢靠的生活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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