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教条

(二)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教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的教条式错误理解成为中国哲学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主题和方向，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面貌一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在哲学改革和哲学观念变革的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生活世界转向、交往实践转向等给予了重要的思想推动，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最大共识的实践转向，一方面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生活世界转向的影响，后来也受到哈贝马斯交往实践理论的影响。大概很少有人否认实践转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范式的马克思哲学理解较之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范式肯定更接近马克思思想，这种哲学基本观念的变革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但正如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感到的困惑那样，实践转向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颠倒、终结，那么转向之后的马克思和我们跟随马克思转向之后是否还需要哲学思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就是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区别吗？种种问题既关涉到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也关涉到对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理解。要探索和明确中国哲学的思想方向，需要对西方后形而上学思想隐蔽的教条进行揭示和批判。

1.科学主义的教条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首先谈到的是科学对现代哲学主题的规定或定位。科学的成功已使它成为理性的示范，哲学或后形而上学只能自觉地充当科学的一个分支，哈贝马斯为哲学找到的主题是与生活世界整体性相关的交往实践研究。确实，诸多现代哲学转向的根本原因是来自经验科学的巨大压力，科学技术通天彻地的辉煌成功，使传统的思辨哲学变成了类似于原始神话的东西，哲学的局促不安和犹豫、彷徨，急于改头换面，是合情合理的。现代哲学转向对科学压力的反应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认同科学的理性范式，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或科学的一部分，实际就是取消哲学。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也包括上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等，大致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纽拉特的《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这篇对于科学哲学来说具有纲领和宣言性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辩证唯物主义被视做逻辑经验主义的同道，即共属于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4]这说明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哲学改革，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通公众中的印象仍是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思维仍是以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基本规范。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仍处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时代。哲学改革和观念变革的根本困难，在于传统教科书的科学主义取向、素朴实在论的立场是科学时代的人们最易接受的哲学信念。

现代哲学转向对科学压力的反应的第二个方向是拒绝科学的理性典范意义，揭示科学的生存论基础、生活世界前提，批判把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思科学技术的异化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其积极意义在于揭示出了科学主义的迷信和教条。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实现的生活世界转向的重大意义是揭示出先于科学并使科学认识成为可能的领域，这对于促成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消除至少是限制科学技术的异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科学主义的最大迷误是对科学和逻辑的盲目崇拜，割断了科学认识的前科学的自然理性基础。我们所说的自然理性既包含古典哲学探索的先天思维规律，也包括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领会、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的原初性意向性构造。斩断科学与一般人类理性的联系，科学就成为自我封闭的神秘的东西，就会失去它人本主义的根基，失去它本应具有的人类关怀。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可能成为专制、压抑的强权话语系统，成为新的社会分层、分裂的社会根源，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疯狂。

2.对生活世界转向的反思

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是我国哲学实践论转向的直接理论资源，生活世界转向的理论贡献和局限直接影响着我国实践论转向的理论成就和界限。作为对抗科学主义思潮最有成果的思想方向，生活世界转向可以说是对柏拉图主义内在超越的最富有成果的理论探索。说生活世界转向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内在超越，首先是因为胡塞尔明确地把生活世界作为通向超越论的现象学的一条思想道路，^[5]即通过把生活世界看做意向性构造的成就，进而通过现象学还原，揭示出使一切人类文明得以可能的先验意向性构造的形式，从而为整个人类精神奠定牢不可破的哲学基础，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先验的意向性构造分析与康德的先验哲学具有近似的主题和目标，只是具有更为严格的现象学方法，其理论态度和旨趣与柏拉图主义相去不远，其理论贡献是力求获得非独断、非思辨的人类理性的先天形式。其次，海德格尔在现代哲学转向中是最清晰、最明确地提出转变思想方向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定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所保持的思想视界和方向，就是用思维逻辑规定存在，用范畴设置区分、规定、控制存在者领域，今天终于达到了对世界的全面技术控制。科学技术所实现的哲学终结，并未消除思想的任务，思想必须寻找(前柏拉图哲学)、开拓新的方向。简要地说，思想的任务是思西方哲学从未思过的“澄明之境”，思想的方向是倾听、承认、接纳的诗意运思。我曾把“澄明之境”称为人类理性的存在论条件，这意味着对柏拉图主义的“理性之光”的哲学的内在超越。

生活世界转向也许是20世纪最富有意义的哲学变革，但却并非意味着它合法地终结了传统哲学。这不仅因为胡塞尔并未完成先验现象学意向性构造还原的任务，现象学按其目标是巨大的哲学工程，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也不仅因为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思想方向的判断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我坚持认为，古希腊哲学纯粹理论态度的思维规定与西方近代把存在者价值化的规定有重大的区别，不能完全把技术控制的原因归于古希腊哲学的视界。^[6]最为根本的是生活世界的优先性、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是否使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兴趣、沉思的生活样式，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两千年哲学的精神遗产是否人类理性的迷误？

在我国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中类似的疑问和困惑也在缠绕着我们，而由于我们对生活世界转向的经验论误解，这种困惑可能更为复杂。如前所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转向是对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其转向是要朝向思想更为深邃、更为根本的原始性根据。但我国哲学界在对生存论转向和实践论转向的吁求中，更强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现实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是一种经验人类学的致思取向，而不再是哲学的思想方向。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和研究，是对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厌弃和否定，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压力下哲学科学化、经验化、实效化的努力。但是以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为对象的经验人学研究，避免不了某些根本的人性假定；放弃对它的哲学反思，只能如恩格斯所说被某种坏的时髦哲学所支配。^[7]所以，在生活世界转向之后，在所谓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思想成为时髦的时候，哲学若能生存，仍然必须坚守它特有的维度和方向。

3.语言的神话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是现代哲学主题转向的重要方面，这一源于洪堡的对语言的非工具性理解，导致了现代哲学主题、工作方式的重大变化。^[8]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主流地位、语言转向的历史贡献几乎是不可怀疑的。语言和意识相比，是公共的、客观的、可对象性研究的，而意识则是私人的、主观的、只能靠内省和体验做主观性的研究；对象性语言的规则较之先验性的思维规律也更容易做客观的研究。不能否认，把语言引入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对哲学研究潜能的极大释放，它为解决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但是，语言转向是否终结了传统哲学？语言哲学能否取代意识哲学？我们知道，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这些语言哲学的大师，既是语言哲学家，又是逻辑哲学家，他们的语言哲学的理论成果恰是对逻辑、思维规律的重新认识。表层语法与深层逻辑语法、语言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说话方式与思维方式、生活形式等，这些语言哲学的经典范畴表明语言哲学与意识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企图抛弃传统哲学的意识和思维规律研究，语言研究就不是哲学研究。认为语言哲学可以取代意识哲学，是一个现代哲学的神话。

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在欧陆哲学中实现了解释学的转向，理解和领会不再仅仅是解释学的方法和技术问题，而是人的在世方式，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解释学的主题。海德格尔的可能令职业语言学家惊诧的词源学追寻，鲜明地显示出他的工作的哲学性质。他对在、思、自然、逻各斯等语词的词源学考察，不是语言学家的历史考证工作，而是哲学家力求寻回古希腊诗思经验的努力。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工作示范，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可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不仅因为他本人对古老东方思想的尊重和期待，而且海德格尔可能也是对东方语言和东方思想的密切关联具有高度敏感的哲学家。他担心东方人用西方语言向西方世界解释东方思想时，是否会扭曲、减损东方思想的固有意味。^[9]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果真出现中国哲学进入世界哲学对话的要求，这种语言和思想的悖谬能否获得很好的解决？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一悖谬的主要途径仍是思想，即对东西方思想的深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