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确定性的寻求

(一)西方哲学的唯一问题：绝对确定性的寻求

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哲学即发端于一种生存论的自觉，即一种理性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自觉。自己为自己而生存，不为别人生存，自己就是目的；传统的习俗法规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必须对它进行追根究底的询问，找到指导自己生活的理性原则，并按此行为，从而才能过一种自觉的理性生活。理性、知识、智慧即是德行，德行即是幸福，理性的生活是自律自足的生活，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值得人过的生活，苏格拉底把哲学与生活、与人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称他为存在哲学家，其实这也正是生存论哲学的立意所在。但问题是如何获得指导生活的理性原则？如何使这种理性原则获得内在的确定性、坚定性乃至真诚和虔诚？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西方哲学引向了漫长的追寻确定性的精神之旅，至今这条道路仍在筑基、开拓。

苏格拉底的生存论自觉，是理性的自觉、自由的自觉、道德的自觉、目的论的自觉，对理性生活原则的确定性寻求可以把哲学引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从而形成了哲学体系的内在区分。国内外哲学界通常把哲学区分为存在论或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部门或领域；从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人们把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作为划分哲学史的根据，从而提出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生存论哲学的区分。无论是对哲学领域或部门的划分，还是对哲学史主导哲学形态的划分，都不能以现代学科专业的观念或是知性思维方式来理解，哲学只有一个，其不同领域和不同历史形态或不同哲学流派，总是围绕着终极的、绝对的确定性这个主题而展开，哲学区分是自身区分。

古希腊哲学家自觉到理性的存在，遂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依据理性的指导而生活，为了实现理性的能力而生活，理性甚至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成为永恒的接近神性的东西。所以，理性的生活不仅是最符合人性的人生理想，理性本身也具有对人来说终极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但是，现实的理性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具体个人的能力，理性能力的实现不仅受到个人自身感性欲望的遮蔽和干扰，而且也要求理性对象的确定性的证明。对指导生活的理性原则确定性的寻求，必然导致对理性所把握到的终极存在作为绝对确定性的寻求。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中发生了从生存论到存在论或本体论的转向，或者说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有着深刻的生存论根源。

古希腊哲学至少到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本身已有了奠基性的区分，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或诗学、政治哲学等都已初具规模。我们之所以说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那是因为理性形而上学是一切部门哲学的基础，它要为部门哲学提供存在论的终极基础。理性作为人的天赋能力可以说是人的本质，但理性能力只有在对象化的认知活动中才能实现自身、确证自身，或者说，理性只有在理性所把握到的理性对象身上才能获得自身的确定性。从而，关于存在的学说即本体论具有第一哲学的性质。存在总是对人显现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人的意识所表象的存在，理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扬弃和否定人的感性所显现的现象，而把握到真实不变的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唯此才能为理性的确定性提供对象性的、客观化的证明。古希腊哲学已经自觉到感性的理性、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等认识的内在矛盾，可以说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是已有认识论自觉的本体论，而非单纯直观的本体论。

如果说古代哲学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已有生存论和认识论的自觉，那么，人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就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革命和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毋宁说，认识论转向和生存论转向已经包含在古希腊哲学的自身区分和论证结构之中，只是哲学寻求绝对确定性的视界的转换而已。

古代哲学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合理性在于，哲学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或理论认识，它的确定性只能建立在认识内容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对象或存在的明证性的基础上。所以，它必然如黑格尔所说是思想内容的真理，是关于存在(作为思想内容的存在)的学说。

近代认识论哲学对哲学确定性的寻求也有自身的合理性，其理由大致如下：一切认识，包括哲学本体论的认识，都是人的认识，关于存在的种种规定，都是人的种种观念。对包括本体论观念在内的一切认识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它们都依赖于人心固有的意识机能，所以，反思认识得以可能，反思本体论认识得以可能的认识的机能性原理，就是寻求认识终极确定性的可靠起点。

按照前期海德格尔的思路，生存论是基础本体论，这不仅因为只有生存着的人作为此在才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所以，生存论优先于存在论；而且此在在有任何的自觉认识之先，已经获得了对自身生存的生存领会，所以生存论也逻辑地先于认识论；并且，只有获得本真的生存领会，我们才能获得一种终极的确定性，世界、自由和真理才能向我们敞开。

究竟从哪里才能获得哲学确定性的阿基米德点？哲学如何获得自明性的理论基础？在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寻求中，存在论、认识论、生存论都曾作为哲学奠基的处所，从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分就不是哲学知识领域的区分，而是哲学奠基处所的变化，是哲学建立终极确定性这一形而上学斗争中的自身区分。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促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决定性转折，即通常所说的生活世界转向或生存论转向，我国哲学界近年来也十分重视这一转向，并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变革这一理论背景理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我们似乎找到了当代哲学的稳固的基础。但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从本质上说起源于希腊的无限理性信念，从而决定了它必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论证结构，生存论转向也同样不能终止哲学确定性寻求的无限过程，并且我国哲学界对生存论转向有多种理解，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