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到辩证法

(二)从现象学、解释学到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产生的最富有积极成果的理论，恩格斯甚至认为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而当代欧洲哲学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现象学——解释学——辩证法”的途径^[2]，表现出向德国古典哲学的某种复归。但是，在这种表面的相似性中仍然真实存在着不同思维方式的对立，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持久挑战。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欧洲大陆的当代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对分析哲学也日益产生影响。胡塞尔对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追求和对哲学方法、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自觉，一方面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日常意识和自然科学的自然思维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从而把哲学思维方式这个当代哲学的重要主题鲜明地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至少自黑格尔开始，辩证法思维方式也早已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从而使得现象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与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对抗势所难免。这是真正在哲学思维方式层次上的竞争和对抗。

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是新康德主义思想最后、最强的表现形式。^[3]这为我们理解现象学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指导线索。回到康德，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出发，重新探索内在的认识如何能够切中事物或客体，从而为全部自然科学、精神科学提供足以战胜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坚实根基，这是胡塞尔的宏伟哲学目标。这意味着胡塞尔对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加以悬搁和废弃，意味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和怀疑。在我看来胡塞尔现象学至少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点批判：一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缺少意向性构造的概念。黑格尔简单地把对象、事物和客体的本质看做精神性的概念，独断地设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就取消了现象学的两个根本问题：思维如何切中对象和事物，对象如何在认识和思维中被构造。二是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概念辩证法不懂得直观的作用和明证性的范围，黑格尔在对全部人类认识史反思中所建构的逻辑学体系仍然是一个推论或论证的体系。而在胡塞尔看来“直观是无法论证的”，推论和论证的知识总是以直观为前提的，它缺少直观的明证性或“绝对被给予性”的明证性。三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缺少直观的自明性，所以只能在历史文化中确证自身，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已经埋下了怀疑主义的种子，它否定了绝对的、明证的哲学真理的永恒实在性，不可能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显示了一种新的哲学原则，一种现象学的思路，它给出的是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和科学统一的现象学方法。从黑格尔的体系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从胡塞尔现象学中产生的却是把现象学方法完成为理论的海德格尔哲学。

海德格尔运用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现象学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直面于事情本身”，反对“认识的超越”。胡塞尔所说的“认识的超越”，是指所有自然的认识、科学的认识，都是超越的客观化的认识，它将客体设定为存在着的，要求认识反映或者切中客体。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把事物、对象、客体设定为存在着的，或者说作为存在者来加以认识的思维方式，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是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的总根源。这种实体化，这种由主词和谓词的语法结构引向的关于实体和属性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疏离化的概念认识方式，导致了对存在意义的彻底遗忘。因此，必须摧毁这种实体本体论，必须从此在(人)去追问存在的意义，必须建立起关于此在的“基础本体论”。海德格尔用“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向希腊语言回归，力求从被形而上学遮蔽了的深处取回古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力求从诗性的语言中(如荷尔德林的诗)找到存在的意义；力求从自己的母语——德语的本性中唤起生动、“流变”、“在场(anwesen)的运动”的印象。总之，就是要从对语言的去蔽中达到澄明的境界，达到对存在意义的真正体验。这样，海德格尔在现象学运动中实现了“语言的转向”。他把理解这个主题从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学说，提升为此在的本体论的生存论环节和基础，实现了解释学从方法论到基础本体论的转向；而他的基础本体论又是对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转向，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哲学无疑也是对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伽达默尔语)的拆解和摧毁，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克服和扬弃。

海德格尔的两个学生分别开辟了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两个哲学学派，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尽管海德格尔对萨特这个法国学生经常曲解自己的思想而十分恼火，伽达默尔也认为由于德语哲学的翻译上的巨大障碍使人们很难用别的语言理解海德格尔，但在我们看来，存在主义的彻底反本质主义，彻底的反决定论的个人自由精神，仍与海德格尔哲学有着血缘关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部巨著中所描述的“现象学本体论”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二者都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情感体验放在哲学祭坛的中央，用以同两千年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抗衡，用以反对分析哲学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萨特在这部著作中也坚持运用现象学方法，“以现象的客观性取代了事物的实在性”^[4]，以意识自身的直接关系取代传统哲学的认识关系，以人在世界中的自身显现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等等。

但是，正是《存在与虚无》这部巨著使萨特获得了“细致的辩证法家”的称号。他关于“虚无辩证法概念”，自在与自为、自我与他人的细致的辩证分析等，都表明萨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喜好和偏爱。他通过新黑格尔主义对《精神现象学》的重新理解，使黑格尔辩证法在情感分析的新视野中焕发了活力。萨特的“自为的存在”的辩证法，虽然抛弃了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设定，但仍然可以看出通过精神现象学的漫长历程争取自由和自我确证的基本思路。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发表为标志，萨特逐渐转向于马克思主义，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起，曾经形成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旺盛势头，对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产生过很大影响。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活力，显示出辩证法作为最高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当代是难以超越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力求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划定理性的界限那样划定辩证理性的界限，他否认自然辩证法，转而强调“个人实践的辩证法”，他认为“个人实践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基础”，认为实践的领域才是“辩证法的王国”，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条，“那就是自我决定的辩证法”。我们认为，至少在“存在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意义上，萨特对推进和发展辩证法理论作出了一些贡献。与萨特相似，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理论也突出了萨特的所谓“人学辩证法”方面，他们认为，“在总体的物质中没有任何辩证法”，个人内心的欲望冲动与社会意识的压抑相冲突是个人思想矛盾的根源。他们在对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中，运用“非同一性”、“否定性”、“差异性”等对抗资本主义文明的同一性和技术统治。尽管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存在诸多偏颇，但是应该肯定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和开掘，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重新确定，仍然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

海德格尔把世界理解为与人共在的，在人的领悟和理解中显现的世界，从而理解和领悟就不再是认识论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课题，而是具有基础本体论意义的决定性环节，理解不是人的主体属性之一，而是人的自身存在的方式^[5]，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解释学本体论转向。伽达默尔在他老师的这个转向的基础上，牢牢坚持“哲学解释学”的方向，即始终认为解释学不再是理解和说明的技术和方法，而是与摧毁西方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这一根本任务相关的新哲学。但在伽达默尔看来，海德格尔通过向希腊语言回归，从而寻求原始存在意义和经验的摧毁之路，将导向“无穷倒退”，而只有在与传统(各种本文的集合)的对话或会话中，才能唤醒为形而上学概念所遮蔽的失落的意义，会话成为消解形而上学的根本出路。

伽达默尔把理解和会话看做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视界的融合。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和现实、个人和传统、会话或对话主体之间之所以存在理解的可能性，就在于这种“视界的融合”。视界融合是以理解和交往的“善良意志”或“诚”为前提的，这是解释者和理解者在个人与传统、个人与他人之中追求统一意义的真诚努力，而这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意义已经被西方形而上学长久地遗忘了。同时伽达默尔也自觉意识到，在会话中唤回失去的意义，也是一场漫长的话语的斗争，历史与现实、不同话语之间存在着张力和冲突。他通过分析不同话语交往的经验表明，理解和会话不仅是真诚地寻求统一意义的融合过程，也是一个漫长斗争的过程。熟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术语的我们，在这里立即会唤起对“对立统一”概念的把握。这表明，辩证法的传统确实在解释学中再次被唤醒。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和伽达默尔，出现了现象学—存在哲学—辩证法和现象学—解释学—辩证法的基本运动轨迹，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在当代欧陆哲学日益具有新的活力。